第二节 粮食供给
粮食供给方面，有政府提供的仓储米粮进入市场，也有商人贩运的粮食。
一 仓储米粮
仓储米粮进入市场买卖的第一种形式，是分配给官兵后，再由官兵卖出入市。“仓场米石，上储国用，下给兵粮，所关重大。”[61]仓储粮何时开始进入市场买卖，笔者没有见到资料记载，估计清代之前就已经有了。康熙时，“去冬因米价腾贵，以二月应给之米，于正月给发，米价随即稍减，可见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运至家。惟图微利一时，即行变卖，及至此银费去，米价又贵”[62]。“八旗兵丁每人所得四十斛之米，人口多者适足养赡，人口少者食之不尽，必至售卖”[63]。雍正四年，“八旗兵丁，冀得善价，将所领之米，尽皆粜卖”[64]。“八旗治生苟且，糜费极多。官兵所给之米，辄行变卖”[65]。乾隆时，“兵丁只图省便，所关米石，若由仓卖至米局车脚浩繁，是以就近卖与商人，实得便益”[66]。“至米石一项，兵丁月粮，皆按时于京仓支领。每以所余，售粜市中米粮，多资其益”[67]。“京师五方聚集，食指浩繁，兵丁所得甲米，饔飱自给之余，或将剩米出粜，尚可润及闾阎，数十万户，仰资其利”[68]。“惟京城内外商贾、居民、百工、技艺人等最繁，皆赖天庾之米为食”[69]。嘉庆时，“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钱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籴买，此皆失算之甚者”[70]。御史李培元称：“我朝自开国以来，额设八旗甲兵，按月支给银米两项。原使各兵丁关支银两，可以制备衣甲，给领米石足以养赡身家，立法至为周备。该甲兵等总应将银米实领到家，节俭用度，其所领米石，如有敷余，亦当存贮，常令充赢。即或自行售卖，增补家计，亦属例所不禁。”[71]这时，市场上的米粮，基本上都依靠八旗官兵将俸米、甲米外卖。“京城向无米贩，全赖甲米转售，以裕民食”[72]。“向来京师粮石，全藉俸米、甲米，辗转流通。其资于商贩者本少”[73]。“京城米石全赖仓储收放，岁有定额，与外省随年岁丰歉为多寡者有间。”[74]七年因改甲米在“通仓支领，嗣以各甲在通守候，盘费缺乏，或因脚价倍多，多有在通贱售，而回京转以贵价籴买”[75]。十一年有商人“在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开设光裕米店，因该处与太平、万安、裕丰、储济四仓相近，每月初十日以后，各仓陆续开放，旗人关出米豆，或因雇运车脚需用钱文，或因人口无多，米豆敷用，将多余米豆就便在城外照时价售卖”[76]。“京师五方辐辏，商民云集，本处产粮既少，又无别项贩运粮石，专赖官员、兵丁等所余之米，流通粜籴，借资糊口”[77]。
康熙时，八旗官兵不将俸、甲米运到家就已变卖。雍正时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到乾隆、嘉庆之际，旗人就直接在仓储地出卖。道光时，“各员俸票，多有向米铺，换食细米，或卖与米铺。花户、头役多索各铺户钱文，以致逾限未领”[78]。时人穆齐贤原为山东籍，祖先入旗为旗人。他在《闲窗录梦》中，记载了旗人领到俸薪、米票，或变现钱票，或从粮铺叫米的实际情况。[79]可以看到，这时旗人本身并不去仓粮领米，而是将自己的俸薪、米票，直接送到商铺那里，由商人去粮仓拿米。旗人需用时，或变现钱票，或直接由商铺送细米上门，已经成为常态。是时，京城周围地区的民人，也都依靠俸米、甲米生活。这也成为旗人生活中的一种形式，或许还是一些旗人家庭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正如道光时人所说：“民间所食乃官兵余粒转粜者耳。”[80]《天咫偶闻》载：“百官领俸米，券入手，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81]
仓储米粮进入市场买卖的第二种形式，是漕船到天津、通州等京城附近地区后，承担漕运的旗丁，或称运丁，将带来的余米出售，这也是仓储粮进入市场买卖的一种形式。原本漕运中允许漕船交给仓库一定数量的粮米后，余米由仓场还给运丁。“旗丁交仓余米，例系该仓查明给还该卫”[82]。雍正元年规定，将余米变现钱给旗丁，不给原粮。“给丁余米，给与价值，颗粒不许出仓”。四年改为“全粮过坝之帮，遇有存剩米石，必赴坐粮厅批照，然后准卖”[83]。“坐粮厅将旗丁余米，按数给照，令其俱赴官局变价，不得私相货卖。在卖米者易得现银，而偷卖官粮者，无借票混卖之弊也”[84]。京城“万方辏集，食指繁多，运丁之有余耗者，可以粜济民食，倘或全停米价恐贵”[85]。乾隆时，“向来漕运旧例，旗丁行月等米，于重运进京时，不许售卖，止许于回空途次粜卖，以作盘费。后经科臣条奏，欲稍弛其禁。而部臣以漕务关系重大，不便更张，未经准行”。乾隆四年，直隶总督奏请“旗丁余米，利于卖与民间”，奏请允许旗丁卖余米。乾隆帝认为，旧例或“可变通”，令官员提意见。[86]十七年，“粮艘抵通较早一月，余米较多，令事毕即于通州粜买。自是每年奏闻以为成例”[87]。之后多年，允许余米在通州粜卖。“所有余剩食米，自可听其在通出粜，不必过为苛禁”。“通州米石充裕，于京师民食，亦属有益”[88]。二十七年闰五月，“节年以来，屡经降旨，令旗丁余米，准其在通变卖，以资日用”[89]。余米粜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京师今岁粮价甚平，若余米流通，于民食更为有益”[90]。“旗丁等既所乐从，而地方粮石益充，于市值民食，均为有益”[91]。“向来南粮抵通，有准卖余米之例”[92]。乾隆时期旗丁在通州粜卖余米情况参见表2-1。
表2-1 乾隆时期运丁在通州粜卖余米情况
嘉庆仍其旧，“其各省旗丁兑剩余米，向准在通粜卖，原所以恤丁惠民”[93]。“京仓积贮充盈，民食饶足，漕船额外余米准在通州自行粜卖，是以商人贩运流通亦所不禁”[94]。道光时，“通州马头镇，武清县北蔡村，为南粮籴粜之区，大斗案犯包买旗丁余米”[95]。有人总结说：“先是，旗丁余米必待回至天津售卖。十七年以粮艘抵通较早一月，余米较多，令事毕即于通州粜买。自是每年奏闻以为成例。”[96]“舟主籴米率百十石，南来则或籴于淮上，江来则籴于江、楚、皖。自北往南则籴于通州，或河西务。盖南则籴于米之所产，北则籴于米之所聚。不零籴，不路籴，零籴则银耗，路籴则价贵。”[97]笔者未查到运丁出卖米粮的数量，难以估计总量。
仓储米粮进入市场买卖的第三种形式是平粜。平粜和赈济都是政府主控的行为，但有不同，“平粜即减价销售，是漕粮进入市场的另一种方式”[98]。平粜面对市场，为依靠市场食粮的所有人，设米厂，减价平粜；而赈济针对的是灾民、穷民。顺治十年十月乙酉，“命设粥厂，赈济京师饥民”[99]。康熙“冬三月设厂煮饭，赈济穷民”[100]。赈济的目的是救济灾民，方法是设粥厂。煮赈，是政府的救荒方法之一，与平粜不同，故本文专指平粜，不涉及赈济。嘉庆时，每当米价上涨时，政府就用提前支放仓储粮，平价或减价粜卖等方法，平抑市场粮食价格。“京师为五方聚集之区，全赖米石流通，方资民食。从前每遇米价昂贵，即须设法平粜。今米价平减，最为便民。”[101]“因京城米价较昂，降旨于五城适中处所，分设厂座，发给米麦共十万石，平价粜卖。原期嘉惠穷黎，俾得籍资口食”[102]。“京城米价不无昂贵，闾阎口食给艰，自宜量为调剂。”[103]嘉庆十六年五月，“以米价昂贵，命五城设厂平粜”[104]。二十二年六月，给事中贾声槐奏称：“官员兵丁私卖米票，交铺户代领。”[105]二十三年四月，政府“命拨京仓粟米一万石，交顺天府减价平粜”[106]。五月，“命再拨京仓麦五千石，粟米五千石，交大兴、宛平二县分厂减价平粜”[107]。在需要时，政府拨出少量仓储粮，在市场上平粜，已经形成一种常态。
二 商人贩运
康熙时，京城粟米赖口外输入，“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108]。这里的口外，当指张家口、古北口、喜峰口、热河一带地区。[109]“京城地方人民辐辏，全赖米价平贱。”康熙帝问直隶巡抚赵弘燮：“近日京中米价渐贵，不知何故？”他回复称：“直隶粮食向来多由山东、河南客商贩卖。”[110]后来，康熙帝又问，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麦子都丰收了，为什么京城麦价未见减少？并问“京师所赖者山东、河南之麦，此两省俱通水路，不知一年贩来几何？”命令官员将各商贾水路运来麦谷等粮数量按月上报。[111]随后，河南巡抚李锡奏报：“豫省通北水路码头，本年六月份客商劳斌等，在豫买米麦杂粮共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一石二斗六升，赴直隶、天津等处发卖。”[112]时人称：“天津为卫，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京师岁食东南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113]“天津海税，向以奉天米豆运船为大宗。始自康熙年间，以津邑濒海，粮储不足，半资奉省米豆，准由商民运船往来，因收海税。”[114]东北米豆经天津输入京城，这里的米，应为小米，豆是黑豆还是黄豆，不得而知。雍正四年，“今年直隶地方雨水过多，以致禾稼歉收，所恃者河南、山东之谷。今值种麦之时，其收获与否尚未可知。河南、山东虽有谷米亦暂且存储不肯粜卖，因此京师米价腾贵”[115]。可见，河南、山东的谷米不肯粜卖，商人就无法贩运粮食进京，京城米价则上涨。
乾隆三年九月，因畿辅地方有歉收，政府批准“商人出口往来贩运，以资接济”[116]。同时，“将天津、临清二关，及通州、张家湾码头等处米税，宽免征收”。于是“商贾闻风踊跃，往来贩运，民食无缺，已有成效”[117]。四年，因“直隶米价腾贵”，允许“商贾等，将奉天米石，由海洋贩运，以济畿辅民食”。后一年期限已满，又延长一年。[118]四年十月，“除奉天赴天津米船海禁”，其中规定，“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119]。八年，“今年既多闰月，又值炎暑，商贩米粮，到来较迟”。“米价比往年增长”。[120]九年，“京城九门七市[121]，每遇秋成，外来各种粮食，俱系车马载运，投店卖钱”[122]。十六年，“京师米粮价值，缘秋雨数次，道途泥泞，四乡杂粮尚未运至”[123]。这里的四乡杂粮，显然是商人贩运的杂粮未至，影响京城米价变化。同时，政府允许从奉天海运船户“自行贸易”。“查现在天津商船约有三百余支，应编立字号，约以三十船为一起，陆续给票开行，将船户姓名，领装豆数，咨明奉天查验，按起发运，更番往来，以免守前待后之累。其未经轮到之先，仍听自行贸易，则船户不以运载官豆为苦”[124]。二十三年，“京师米价较上年稍为昂贵”。“现在距秋收之期尚蚤，商贩未至，阛阓米少，铺户或乘此居奇，日渐增长”[125]。二十五年，据山东巡抚阿尔泰奏报，“东省临清关自二月初旬开坝以来，共验放过商船麦石八万余石，杂粮九万余石，俱经飞挽北上”。“查北上商贩运米船只，自去岁至今春，实不为少”。“谷麦关系民食，全资商贩流通，源源接济，市价自就平减”[126]。三十一年，刑部尚书舒赫德奏称：“（今年）山东省并直隶河间、静海等处，偶有被水，客商铺面人等，不无有心观望，希图长价。”“每年奉天及口外地方于七八月间新粮登获之时，随将旧贮杂粮出粜，即有客商陆续贩运至京。今秋奉天等处雨泽稍稀，上年所积陈粮，该处人民不行出卖，客商无从兴贩，是以京城米价骤有增加之处。”[127]三十二年闰七月，步军统领衙门奏称：“近日米价稍昂，实因雨水稍多，道路微有泥泞，以致商贩难以运行接济。”[128]“京师因道途泥泞，通州交仓余米，商贩等艰于挽运，是以上月米价稍昂。”[129]四十年六月，政府发现京城粮价稍昂，探究原因“或因近京二麦稍歉，而河南、山东两省，据该抚臣奏报麦收丰稔，商贩自即源源北上，京城粮价，不应尚未就平”。或因“上年河间、天津一带歉收较甚，而地方官所办，未尽确实，致商运多趋该处，未能直达京师”[130]。四十三年，“向来京师市肆麦石，大半由豫、东二省，商贩前来，以资民食。今年河南、山东二省，春膏未渥，麦收未免歉薄，恐北来贩运，不能源源接济，将来京师麦价，未免渐昂，自应预为筹办”[131]。“凡山东、河南及直隶之大名、天津，江南之徐州等处，出产麦石，各处商人每年自二月开河以后，陆续装运来通，数至五六十万不等。该州东关有永茂、永成、福聚、涌源四大堆房，每石无论停储久暂，得价一分，租给商人堆储，陆续卖给京城及通州本地铺户。当年销售大半，至次年新麦运到，则将上年之麦，全行粜完，从无堆积，此历年兴贩销售之成规也”[132]。“京畿种麦本少，即遇二麦丰收之岁，亦藉商贩流通，客麦愈多，则市值愈减，乃一定之理”[133]。四十九年，“向来京师需用麦石，俱藉豫、东二省接济”[134]。五十二年，京师麦价上涨，“商民自行粜买”，政府令“听其自便，以资流通”。[135]“河南、山东等处，商贩麦船到通者已有三万四千七百余石”[136]。五十三年，“京城米麦，全藉各处商贩，源源运赴，接济粜售”[137]。河北大名县商人耿德甫，“在大名贩麦一千石，装船三只，到通州巨顺碓房卸卖。即于通州买船二只，雇杨文斗、万顺看守，尚未觅定水手、舵工，仍住巨顺号”[138]。
嘉庆时，有“至奉天、豫、东商运杂粮，在京外各处售卖”。由于该年“三省麦收丰稔，水陆运载，自必源源而来”[139]。十年五月，广宁门内德成、德聚粮店，购买“涿州成泰粮店姚姓”，“麦子一百六十余石”。[140]
道光十三年正月，朝鲜国使者金景善写道：“食后，与诸人出正阳门外，于路上见骆驼数百匹，载米而去，驱者不过数人。时方河冰未解，不能行舟，故陆运入于米铺云。”[141]十九年，御史高枚奏称：“京城粮食昂贵，民食维艰。近日河南商人运麦子十数万石到天津，可冀价渐平复。”[142]由此可见，清代前期京城的杂粮，全部依靠商人贩运，来源地有奉天、山东、河南、直隶部分地区，及口外等地。
小结
一般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京城的仓储漕粮，尽管都变色了，但旗人仍然喜欢吃。这种饮食习惯与长期的漕粮供应分不开，由此养成了这一种口味。外来人口的饮食习惯是从原籍地养成的，他们来到京师，也为京城的粮食需求带来一些改变，其中南方人来京后，喜食新鲜大米，他们对京米的需求就是一例。乾隆以后，市场上小麦量的增加，也与北方人流入有一定关系。总之，京城内各类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是吃什么主食，决定着市场上粮食的种类与供求。当客观情况改变时，口味也会随之暂时相适应，这使得粮食的替代性随之产生。
各时段商人贩运麦子、杂粮入京的事实说明，京城民众所需的麦子、杂粮等，基本依赖各地商人从奉天、河南、山东等地贩入，而这部分粮食始终是市场上麦子、杂粮的主要来源。而稻米类粮食主要依靠政府的供给制度。
[1] （清）载龄等修纂《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六十，《京通粮储·俸甲米豆》，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三七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10页。
[2] “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京城粮价情形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606、1601页。（原文无年代记载）
[3] 〔韩〕洪大容（1731～1783）：《燕行杂记》四，《饮食》，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2册，〔韩〕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428～432页。
[4] （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五，《物部下·开门七事》，中华书局，1982，第107页。
[5] 〔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石涛、李军、马国英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194页。
[6] （清）载龄等修纂《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六十，《京通粮储·俸甲米豆》，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三七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10页。
[7]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三，东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68页。
[8]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俗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38页。
[9] 张瑞威：《十八世纪江南与华北之间的长程大米贸易》，载《新史学》第21卷第1期，2010年3月。
[10]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巡视南城礼科给事中明舒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842-066。
[11]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俗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38页。
[12] 〔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石涛、李军、马国英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188页。
[13] （清）鄂尔泰等纂《清世宗实录》卷五一，雍正四年十二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第761页。
[14] （清）谢墉：《食味杂咏》，《南味五十八首》，道光壬辰扬州阮氏刊版。
[15] 乾隆《玉田县志》卷之三，《赋役志·物产》，乾隆二十一年刻本，第21页。
[16] （清）载龄等修纂《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六六，《京通粮储·钱粮事例》，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三七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03页。
[17] （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水稻》，中华书局，1960，第314页。
[18] 参见《康熙大兴县志》卷之三，《物产考·谷类》，第12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康熙宛平县志》卷之三，《食货·物产》，第13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康熙通州志》卷之一，《封域志·物产》，第20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康熙延庆州志》卷之二，第8页，《食货·物产》，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康熙怀柔县新志》卷四，《物产》，第13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9] 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六，《土产》，雍正十三年版，见（清）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〇五册，《史部·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289页。
[20] 雍正《畿辅通志》卷四六，《水利营田》，雍正十三年版，见（清）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〇五册，《史部·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73页。
[21] （清）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户部·仓庾》，嘉庆朝，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第7065页。
[22] （清）载龄等修纂《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六十，《京通粮储·俸甲米豆》，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三七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12页。
[23] 于德源：《北京农业经济史》，京华出版社，1998，第301页；高福美：《清代直隶地区的营田水利与水稻种植》，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4] 雍正《畿辅通志》卷五六，《土产》，雍正十三年版，见（清）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〇五册，《史部·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289页。
[25]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重修马驹桥碑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清073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124页。
[26] 〔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石涛、李军、马国英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193页。
[27]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三·漕运》，中华书局，1977，第955页。
[28] 《清仁宗实录》卷八七，嘉庆六年九月庚子，中华书局，1986，第157页。
[29] 雍正《漕运全书》卷二二，《京通粮储·历年成案》，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55，《史部·政书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第547页。该书凡例中有“旧本修自康熙初年，兹续修至雍正十三年”。
[30] （清）允禄等编《世宗宪皇帝谕行旗务奏议》卷十，见（清）纪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3册，《史部·诏令奏议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550页。
[31]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页。
[32]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论丛》，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亦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28页。
[33] （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水稻》，中华书局，1960，第314页。
[34] “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报京城米价情形折”，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601页。
[35]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第二册，卷七十，《艺文志六·奏议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1351页。
[36] 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九，“勅谕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206页。
[37] （清）允禄等编《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覆》卷六，见（清）清昀等编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3册，《史部·诏令奏议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406页。
[38] 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土田志十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321页。
[39] （清）海望：《请乘时平粜以济兵民疏》，乾隆三年，载《皇清奏议》卷三五，第3页，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四七三，《史部·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94页。
[40] 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土田志十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318页。
[41] 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七，市粜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考5197～5198条。
[42] （清）柴桑：《京师偶记》，见（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上海著易堂光绪十七年本，第6页。
[43] 〔韩〕洪大容：《燕行杂记》四，《饮食》，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2册，第428～432页，〔韩〕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亦见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十，《饮食》，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49册，第261～264页，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783年为乾隆四十八年）。
[44] 《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乾隆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御史沈崳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736-031。
[45] 《军机处录副奏折》，见“嘉庆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福建道监察御史兴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632-030。
[46] “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巡视南城给事中富兆奏折”，见中研院史语所藏明清史料，序号：219105-001。
[47]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二册，《植物类·京师米》，中华书局，1984，第5719～5720页。
[48]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38页。
[49]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四，乾隆九年四月庚申，中华书局，1985，第750页。
[50] 〔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石涛、李军、马国英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197页。
[51] 倪玉平说：“尤其应指出，八旗兵丁多不喜食大米。”不知道其引文有何依据？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42～11页。
[52]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四，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丁卯，中华书局，1985，第286页。
[53] 〔日〕細谷良夫：「八旗米局攷——围绕清朝中期の八旗经济」，载『集刊东洋学』1974年，第31号，197页。所引文见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321页。
[54] 《军机处录副奏折》，见“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盛京将军和宁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622-031。
[55] 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321页。
[56] 《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乾隆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御史沈崳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736-031。
[57] 《孙文定公奏疏》卷八，《买粮禁酒疏》，敦和堂本，第9页（孙嘉淦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奏疏）。
[58] 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七，市粜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考5197～5198条。
[59]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68页。
[60] 吴建雍：《清代北京的粮食供应》，见北京社会科学院等编《北京历史与现实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1989。
[61]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第二册，卷七十，《艺文志六·奏议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1352页。
[62]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一，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庚寅，中华书局，1985，第397页。
[63] 王先谦：《东华全录》，康熙四十九年元月，见《清东华录全编》第四册，学苑出版社，2000，第254页。
[64] 《清世宗实录》卷四一，雍正四年二月丁卯，中华书局，1985，第603页。
[65]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旗人生计·附八旗赈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99页。
[66] 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318页。
[67] 《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一，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辛亥，中华书局，1986，第706页。
[68] 《清高宗实录》卷九九四，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丁未，中华书局，1986，第279～280页。
[69] 《军机处录副奏折》，见“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屏治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755-035。
[70]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〇，嘉庆七年七月癸未，中华书局，1986，第345页。
[71] 《清仁宗实录》卷二五〇，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丁酉，中华书局，1986，第384页。
[72] 《清仁宗实录》卷八七，嘉庆六年九月庚子，中华书局，1986，第157页。
[73] 《清仁宗实录》卷九九，嘉庆七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第324页。
[74]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浙江道监察御史泰维岳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841-033。
[75] （清）载龄等修纂《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六三，《京通粮储·俸甲米豆》，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三七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46页。
[76] 《军机处录副奏折》，见“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长麟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442-028。
[77] 《清仁宗实录》卷一九二，嘉庆十三年二月己巳，中华书局，1986，第533页。
[78] （清）载龄等修纂《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六一，《京通粮储·俸甲米豆》，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三七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30页。
[79] （清）松筠（穆齐贤）记，赵令志等译《闲窗录梦译编》上、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第13、64页；第249页。俸米是“按官员等之品级，各给红票为凭，由仓领取”。红票亦称米票。（清）允禄等编《世宗宪皇帝谕行旗务奏议》卷七，诏令奏议类，见纪昀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3册，《史部·诏令奏议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第531页。
[80] （清）李光庭：《乡言解颐》，中华书局，1982，第107页。
[81]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68页。
[82] （清）杨锡绂撰《漕运则例纂》卷二十，《京通粮储·掣欠事例》，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贰拾叁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790页。
[83] （清）杨锡绂撰《漕运则例纂》卷二十，《京通粮储·余米
羡》，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贰拾叁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799页。
[84] “通州副将张汝林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档案出版社，1986，第5～6页。
[85] “雍正九年二月初六日湖广总督迈柱密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档案出版社，1986，第968页。
[86] 《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乾隆四年八月甲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第497页。
[87]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五城米局·八旗米局附》，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90页。
[88]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六，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丙戌，中华书局，1986，第172页。
[89] 《清高宗实录》卷六六三，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戊子，中华书局，1986，第421页。
[90] 《清高宗实录》卷七〇九，乾隆二十九年四月辛丑，中华书局，1986，第919页。
[91]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三，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己亥，中华书局，1986，第527页。
[92]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六，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壬辰，中华书局，1986，第572页。
[93] 《清仁宗实录》卷一一〇，嘉庆八年三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第461页。
[94]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掌江西道监察御史陈超曾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753-059。
[95] 《清宣宗实录》卷二七八，道光十六年二月丙寅，中华书局，1986，第290～291页。
[96]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五城米局·八旗米局附》，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第190页。
[97] （清）姚文然：《舟行日记》节录，见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四七，《户政二二，漕运中》，中华书局，1992，第1116页。
[98] 〔美〕李明珠：《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石涛、李军、马国英译，人民出版社，2016，第202页。
[99] 《清世祖实录》卷七八，顺治十年十月乙酉，中华书局，1985，第619页。
[100] （清）陆毅：《巡城琐记》光绪年间重刊本，第4页（作者为康熙年间京中城巡城御史）。
[101] （清）祁韵士：《议驳粟米折钱折》，见“嘉庆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奏折”，《己庚编》卷上，见《丛书集成续编》第五〇册，社会科学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第536页。
[102] 《清仁宗实录》卷一五九，嘉庆十一年三月乙亥，中华书局，1986，第46页。
[103] （清）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三四，《都察院·五城·米厂》，见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一二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81页。
[104] 《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三，嘉庆十六年五月戊子，中华书局，1986，第279页。
[105] 《清仁宗实录》卷三三一，嘉庆二十二年六月甲戌，中华书局，1986，第361页。
[106] 《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一，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壬午，中华书局，1986，第508页。
[107] 《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二，嘉庆二十三年五月丁未，中华书局，1986，第521页。
[108]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〇，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寅，中华书局，1986，第393页。
[109] 李洵、赵德贵纂，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七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320页。
[110]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705～706页。
[111]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申，中华书局，1985，第634页；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丁巳，第637页。
[112] “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初七日河南巡抚李锡奏折”，《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档案出版社，1985，第302～304页。
[113] “山东按察司副使薛柱斗之序”，康熙十三年，见（民国）《新校天津卫志》，《卷首·薛序》，第4页，见《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一四一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114]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三，《经政七·榷税》，第4页，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一）》，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2004，第655页。
[115] 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第一册，卷首九，“勅谕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185页。
[116]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乾隆三年九月丙寅，中华书局，1985，第211页。
[117] 《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乾隆三年九月丁巳，中华书局，1985，第204页。
[118]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乾隆四年四月己亥，中华书局，1985，第401页。
[119]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三，乾隆四年十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第545页。
[120]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四，乾隆八年六月己未，中华书局，1985，第493页。
[121] 九门指内城各门，“内城街市铺面，入夕悬灯，仅许黄昏贸易。定更下梆之后，即不准开张，各铺皆熄灯闭户。九门提督每夜亲出巡查街道，自初传伺候，以及上轿出府，行至某处，某处地方各堆拨兵丁，节节传呼递报。凡一行一动，九门顷刻周知”。（清）黄竹堂著《日下新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载《文献》1982年第1期。“步军统领即古之执金吾也，今俗称为九门提督”。（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第22页。七市或指外城七门附近市场。
[122] 王先谦：《东华全录》，乾隆九年十月壬子，见《清东华录全编》第六册，学苑出版社，2000，第234页。
[123] “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舒赫德奏折”，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231页。
[124] “乾隆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180～181页。
[125] 《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六，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丙戌，中华书局，1986，第172页。
[126] 《清高宗实录》卷六〇九，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戊辰，中华书局，1986，第843页。
[127]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三日刑部尚书舒赫德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864-066。
[128] “京师米价昂贵请将八月分甲米于七月开放”，（清）多罗定郡主等纂《金吾事例·章程》，卷一，咸丰年间刻本，第44页。
[129] 《清高宗实录》卷七九一，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癸丑，中华书局，1986，第706页。
[130] 《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五，乾隆四十年六月癸巳，中华书局，1986，第141页。
[131]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五四，乾隆四十三年四月癸巳，中华书局，1986，第81页。
[132] 乾隆四十三年《查办堆房堆贮客麦疏》，刑部尚书胡季堂、户部侍郎金简奏折，见乾隆《通州志》卷之十，《艺文志·疏议》，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23页。
[133]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五八，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辛丑，中华书局，1986，第148页。
[134]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五，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癸卯，中华书局，1986，第118页。
[135]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八，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庚子，中华书局，1986，第112页。
[136]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〇，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戊寅，中华书局，1986，第152页。
[137]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一，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乙酉，中华书局，1986，第505页。
[138]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二，乾隆五十三年九月癸亥，中华书局，1986，第699页。
[139] 《清仁宗实录》卷九九，嘉庆七年六月甲辰，中华书局，1986，第324页。
[140]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年六月初五日步军统领禄康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439-003。
[141] 〔韩〕金景善（1788～？）《燕辕直指》卷之五，收入〔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2卷，〔韩〕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第70页。
[142]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四，道光十九年七月丁巳，中华书局，1986，第10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