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11]。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主线贯穿始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总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12]。

彼特拉克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加林赞扬说：“彼特拉克是一个非凡的天才，是他首先发现和复活了早已泯灭的古代文化的华丽的风格。”[13]他的著作使人们在中世纪的野蛮和黑暗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主张人及人的问题应该是思想和哲学的主要对象和关心点。人要探索人类自身的财富，“只有傻瓜才妄自尊大，不是抱着谦卑的信奉态度去接受，却要想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和难以了解得多的上帝的奥秘，他根本接近不了这种奥秘更不用说达到这种奥秘了”[14]。彼特拉克最早恢复了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的“人是最宝贵的”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还体现在拉伯雷、皮科等人的思想中。他们都认为自由是人的本性，人必须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成为自由自在的存在。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散发出人性之光，马丁·路德说：“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我成为一个人。”

人文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人和自然从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和自然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人文主义者所崇仰的人，是既具有无限创造力和渴求科学知识的理性的人，又具有现实情感和意志，并追求尘世幸福和快乐的非理性的人。对人和自然的认识，就是人文主义得以确立自身的基础。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相互统一的。一方面，人文主义带动了理性主义的复苏，人文精神对“人的发现”打破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确定了总的文化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前进，贴近实践要求的理性也开始成为人们主导的价值目标。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文艺复兴不仅发现了人的伟大，弘扬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使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大放光彩，而且发现了人的理性至上性，叩开了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大门。对人本身和人的理性地位的尊重就是近代哲学的一个主题内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建构出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