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类意象的对照
闻一多诗歌的两类意象展示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情景。一边是在花香浮动的记忆深处摆上“丰盛的宴席”：一支千古不灭的“红烛”辉映着满桌的月光和酒香，诗人手抚着至善至美的艺术剑匣，时而吟唱屈原、李白和杜甫，时而默数青春的花瓣和红豆的相思。就这样沉醉，沉醉！一双醉眼看到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横卧在记忆天空的“绚缦的长虹”……一边是呈现在“窗口”之外的“憔悴的世界”：远处的废墟荒村，近处的蛛丝鼠矢；遍地的落叶和烂果，满耳众生的喧嚣；噩梦挂着悬崖，烟雾笼罩四野……诗人抚剑痛哭，倚窗悲叹：“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种对比性意象镶嵌在闻一多的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甚至他的每一首诗作中。从整体观照，《红烛》重在展示“美”，《死水》重在揭露“丑”，美丑以及它们附丽的具体意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和映衬。而分开来看，《红烛》和《死水》并不是“美”或“丑”的简单集合，诗人摒弃了单色单面的意象描写，他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两重意象的组合。《西岸》在“无涯的苦雾”中苦苦寻找，终于看见小岛“戴着一头的花草”，隐含着一种社会批判；《美与爱》写“心鸟”在星月的辉光里倾听“无声的天乐”，而“监牢”和“凄风”使心的两翅滴着“鲜血”，寄寓着人生诗意的追求；《深夜的泪》一边是憔悴的颜容、温热的泪，一边是“宇宙的生命之酒”“酌进上帝的金樽”，痛苦地追问生活的意义；《我是一个流囚》一边是“幸福的朱扉”和“壮阁的飞檐”，一边是“没尽头的黑道”和“脚下的枯草”，伤心地感叹“我是快乐的罪人”；《也许》将“一伞松荫”下蚯蚓、水草的音乐和人间“咒骂的人声”进行对比，在对死者的怀念中减轻了内心的伤痛；《荒村》将人烟断绝的荒凉和花自摇红的美景穿插在一起，加倍地表现了战争背景下的凄凉与悲哀……
从整个诗歌的楼阁到一砖一瓦，都呈现出两类意象的鲜明对照。如果从意象属性来看，这种对照又寄寓在三种意象之中：自然意象、人文意象和生命意象。
自然意象以其无限多样性和隐喻的深层意旨，给人丰富的感觉和联想。明月和黑夜、新春和残冬、香雨和阴风、红豆和烂果……这类自然意象在闻一多诗歌中比比皆是，在意味深长的诗歌情境中被嵌进具体的社会现实语境和诗人内心感悟的天空，令人把玩不已，回味再三。
人文意象比自然意象有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闻一多笔下，人文意象主要体现为“人物类”和“器物类”。在艺术世界里，不仅自然物象在诗意观照中生成意象，而且一切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包括“人”自身在审美的天地里都是一种意象化的存在，都是一种符号和象征。当我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待闻一多诗歌中那些活动的历史人影和浮现的器物时就能获得更多的理解。诗人在《长城下之哀歌》中这样呼喊：“哦，鸿荒的远祖——神农，黄帝！/哦，先秦的圣哲——老聃，宣尼！/吟着美人香草的爱国诗人！/饿死西山和悲歌易水的壮士！/哦，二十四史里一切的英灵！”这是对一个民族的神圣和尊严、智慧和人格的高歌。这种歌唱以其铿锵之声响彻在他的诗歌天宇，因而这些歌唱中的“人物”就成为情思飞扬的“意象”，获得了一种灵性和底蕴。而那些剑匣、红烛、朱扉一类古色古香的意象同样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诗意情怀。郭沫若曾说闻一多迷恋“超人”，迷恋“高古”“神圣”“古铜古玉”[1]，这可以看作他钟情人文意象的动因。这类人文意象作为一种已然逝去的美丽风景成为诗人的追怀，并构成与现实生活的对照。因此，就在《长城下之哀歌》这首诗中，诗人又发出这样的悲叹：“庶祖列宗啊！我要请问你们：/这纷纷的四万万走肉行尸，/你们还相信是你们的血裔？/你们还相信是你们的子孙？”显然在人文意象的背后隐含着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忧愤。还有一类地理意象也可纳入人文意象的范围：北京城、清华园、长城、故宫、香港、澳门……在诗人含泪泣血的歌吟中，包孕着深厚而复杂的思想情感。
生命意象以其对人自身和生存环境的打量，发出对生命、心灵和命运的追问。《雪》一诗用白雪中袅袅的“青烟”比喻“诗人向上的灵魂”，赋予“憔悴的世界”以一线生命的活力；《睡者》以月儿照着的睡者的可爱姿态反衬现实人生的冷酷；《志愿》在“珊瑚似的鲜血”和“腥秽的躯壳”的对照中祈盼着灵魂的“幽香”；《忘掉她》在“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的反复咏叹中寄寓着心灵的隐痛和对人生的彻悟；而《春光》《罪过》等诗歌在人与环境的不协调和求生的艰难中包含着诗人的人道主义同情。这种生命意象中还包含“死亡意象”，如《李白之死》《死者》《烂果》《末日》《死》《奇迹》等诗作中都涉及死亡、腐烂和毁灭，涉及“生”的最神秘、最肃穆的“一刹那”。闻一多描写死亡，往往从生/死、死/生的临界点落笔，意在从死亡中写出新生和永恒，或者如他自己说的是要表现“宇宙底大谜题”（《致吴景超》）。孙玉石曾撰文论述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建构[2]，这种“神秘美”如果从意象的角度考察主要体现在这一类生命意象中，其中包括对死亡的描写。
在闻一多笔下的两类对比意象中如果要分别寻找代表性意象的话，笔者认为应当是“红烛”和“荒村”。“红烛”在“静夜”中悄悄燃烧、发光，在与黑暗的对抗中流着泪，在热情的奉献中守住内心的激情和骄傲；它与月华、星辉、美酒一起构成了明亮、芳香的世界；它与“红荷”“红豆”一起用红红的颜色、赤热的情思渲染出一派高雅脱俗的境界；它用向上的、乐观的火苗托出“红荷之魂”，照亮了我们“如花的祖国”……“红烛”实际上是诗人打量心中美好事物的一缕多情的“诗魂”。而“荒村”是一片荒凉景象，它收容着凋敝、衰朽、残破和死亡，成为20世纪人类“荒原”景象的“一角”。如果从创作和时间的先后关系来看，随着诗人的人生经历和中国现实的变化，“红烛”逐渐点燃了诗人“心中的灵火”，为火山爆发蓄积着能量；“荒村”逐渐走向毁灭，意味着在废墟中再造新的世界。这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的“窗口”诗人渐渐熄灭了烛火，进而举起火把，擂响战鼓，于是两类意象渐渐融合在时代的风雨和激情之中。可以想见，30年代以后他如果还创作诗歌的话，他也一定会像被他所称道的田间一样成为时代的“鼓手诗人”。
闻一多笔下意象的对照首先是在感觉化、知觉化的层面上展开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深化为一种智性的、哲理的对照。深谙绘画艺术的闻一多，对大千世界有敏锐细腻的感知，声色光影一一被他巧妙地剪贴在纸上，繁富的意象构成了一系列对照：明亮与黯淡，完美与残破，宁静与骚动，飘逸与凝滞，高举与沉落……一边是古典风情，一边是现代风雨；一边是梦幻中的烛光月影，一边是现实里的残枝败叶。诗人的一颗心就在体现这两种情景和氛围的“意象”之间来回穿行，并升华为一种更深更高的人生体验和感悟：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生与死，灵与肉，自由与禁锢，希望与绝望，快乐与痛苦……这些无一不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并孕育着转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