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意象鉴赏论
第一节 意象鉴赏的标准
一 新颖
追求新颖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就诗歌欣赏而言，更是如此。胡适明确反对“陈陈相因的套语”，他所说的“套语”，实际上就是指“意象”；朱光潜说意象是伴随情感而生的，主张意象应是诗人触景生情的产物，反对意象的沿用和剽窃。这些都是为了强调诗歌意象的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吸引和感染读者。艾青在《诗论》中说：“好的诗篇，常是产生于我们被新鲜的意象和新鲜的语言如此适合地溶化在自己的思想里的，这一机会里，猛烈地袭击我们却被我们获得的时候。”[1]可见，只有新鲜的意象，才能被我们所接受，溶化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血液里；在这种溶化的过程中，深深地打动和感染我们，并给我们留下鲜明的印象。冯文炳在谈新诗时，首先强调的是由感发而来的情思，这种情思能够使读者感到“切切实实”；他尤其强调的是新鲜和朝气。他肯定沈尹默的《月夜》里有“朝气”，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新鲜的诗”。他由衷赞赏湖畔诗派的诗，认为这些新诗虽是最不成熟的，“可是当时谁也没有他们的新鲜，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他们写来是活泼自由的白话文字”[2]。他高度评价卞之琳的《车站》，“本来身如逆旅，古今同有此情，而卞之琳说得太新鲜了，太可爱了，太切实了”，“他的诗所以空灵之故。而感情那么切实”。[3]这里，冯文炳就是从意象的新鲜和感情的切实两个方面来评价新诗的，这种“新鲜”虽然也包含题材、表达和主题等，但其中着重强调的还是诗歌的意象和语言。这种“新鲜”是从比较中得来的：一是横向和他人比较，“当时谁也没有他们的新鲜”；二是纵向和过去比较，“他们写诗的文字在他们以前是没有人写过的”。这就为“新鲜”标准的确立找到了坐标点，便于读者在对诗歌意象的欣赏和把玩中去细细寻思。
梁宗岱则把意象放在与“社会意识”的表现和“人生体验”的传达的比较中来评判，他强调意象的运用，强调用意象节制意识和用意象来传达经验，其中特别强调意象的新巧、流丽和活泼。他在《试论直觉与表现》中比较分析道：“最能吸引大众的是艾青，因为他不独怀抱着极热烈的社会意识，并且能运用文字加以恰当的节奏的表现，如《火把》里有些部分所显示给我们的。只可惜不能抑制这意识底泛滥，因而往往流于一些不很深刻的随笔。最成熟的，或者不如说，最投合我趣味的，是《十年诗草》和《十四行集》。这两部诗集大体上都是卸却铅华的白描：前者文字底运用和意象底构成似乎更活泼更流丽更新巧，后者则在朴素的有时生涩的形式下蕴藏着深厚的人生的体验和自然的观感或二者底交融。”[4]这种分析不一定准确，的确带有作者个人的“趣味”，但就突出强调“意象”以及“意象”的新巧等审美内涵这一点来说，是可取的。诗歌只有贴切地运用意象，才能“抑制这意识底泛滥”，走向情感的切实和思想的深刻。其实艾青的诗歌，其“热烈的社会意识”不仅能运用“恰当的节奏”表现，而且能用富有时代感的新颖的意象来传达，读者在阅读和欣赏他的诗作时总是能够顺着意象的“路标”走进时代的广场和真善美的寓所，感应到心灵的震颤，得到灵魂的净化。冯至的《十四行集》在抒写个人的经验和感悟时，其实也很注重意象的经营，但和艾青的表达方式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意象更具有日常生活的色彩和诗人内心体验的神秘。艾青和冯至的诗歌意象应该说都很“新巧”，只不过一个主要通向外面的世界，一个主要迎合内心的体验。梁宗岱赞赏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意象”活泼、流丽和新巧，更是放在当时整个新诗创作的背景下来评价的，我们把这当作鉴赏诗歌意象的一些标准或许更合适，更能获得启迪。
二 丰富
意象是否丰富，也是鉴赏诗歌的一个标准。丰富，在新诗论者的笔下至少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首诗作的意象是否丰富；二是和同时代的诗歌创作相比意象是否有所超越和创新；三是诗歌意象本身的内涵是否丰富、厚重。
李健吾在评价李金发的诗歌时指出，“他有一点可贵，就是意象的创造”，这种意象的创造也是30年代一批年轻诗人的共同追求：“对于好些人，特别是反对音乐成分的诗作者，意象是他们的首务。……内在的繁复要求繁复的表现，而这内在，类似梦的进行，无声，有色，无形，朦胧；不可触摸，可以意会；是深致，是涵蓄，不是流放，不是一泄无余。……他们运用许多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一个，然而复杂。”[5]李健吾肯定了包括李金发在内的一批象征派、现代派诗人意象的创造，在他们的诗作中，意象是丰富的、繁复的，适应了内在情绪的需要，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效果是朦胧、含蓄和感觉的复杂。“许多意象”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复杂的感觉”，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判断背后，李健吾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一个”强调的是感觉的向度，即意象唤起的感觉朝一个方向、一个中心汇聚和强化；“复杂”是指纷繁的意象带给人的具体、细微而丰富的感觉，统合在“一个”之中而达成感觉的浑融效果。
在新诗创作中，存在意象趋同的现象，即意象单一、单调甚至雷同。对这种现象，不少诗评家提出了批评。如宗白华就对那些自命为“唯我派诗人”“象征派诗人”的意象表达和抒情表示反感，说他们只知道“蔷薇呀！”“玫瑰呀！”“我的爱呀！”，坐在“象牙之塔”里，咀嚼着“轻烟般的烦恼”。[6]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切合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的，部分诗作确实存在意象单调、雷同而且浓艳、自我的倾向，表达的感情也极其狭窄和封闭，这带给读者的当然是审美疲劳和厌倦。检索新诗中的意象，还不仅仅是这样，在某一时段或某些诗歌流派，意象运用单一趋同、枯燥乏味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都应该归因于诗人缺乏审美创造力和想象力。
丰富的意象，不仅指诗歌创作中纷繁意象的运用，意象本身也应具有丰富性和包蕴性。唐湜在读了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后说，它“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则是意象丰富，分量沉重，有透彻的哲理思索，自然又多样，简赅又精博，有意味深长的含蓄，可以作多样的解释，有我们读者自己作独特探索的余地，稳重而矜持的风格里有大胆的肯定，流利的文句里有透明的感悟。意象跳跃着在眼前闪过，像一个个键子叮当地响过去，急速如旋风，有一种重甸甸的力量，又有明朗的内在节奏，像一个有规律的乐谱”[7]。唐湜分析杜运燮的诗歌，立足点就是意象，分析和鉴赏的准则就是意象的“丰富”与否，在这里，“丰富”被赋予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意象的多样性和意象自身的含蕴性。唐湜特别肯定了意象自身的丰富和厚重，有“分量”的意象以其含蓄的表达给了读者“作独特探索的余地”，能激发和激活读者的探索欲与创造欲，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从唐湜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出，意象的丰富性带来的含蓄的风格，也包括意象之间的奇妙的组合和联络所产生的美感效果。
三 浑融
意象的浑融，不单是指意象自身的完整性和浑一性，更是一种组合关系带来的和谐与凝合。新诗论者主要是从意象与意象的浑融、意象与情绪的浑融以及意象与其他诗歌元素的浑融三个方面来论述的。
袁可嘉在分析由意象的联结方式带来的结构类型时，实际上涉及意象与意象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客观对应物”因意象联结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一个单一的基点出发，逐渐向深处、广处、远处推去，合乎逻辑发展的相关意象一一展开，每个意象不仅是前一个意象的连续，而且是它们的加深和推进，读者通过诗人笔下的暗示、联想以及本身的记忆，进入作者的创造氛围里；二是诗人从许多方面来接近主题，同样地通过暗示、联想、记忆、感觉的综合，把感情思想结晶在由众多意象伴随的一两个核心意象上。前者被称为“诗境的扩展”，它可以造成氛围，“增加了诗底戏剧性，扩大并复杂化了人类的感觉能力”；后者被称为“诗境的结晶”，它可以造成感觉强度，加强诗的戏剧性。[8]在袁可嘉的表述中，我们从意象的关系来探寻，他所说的两种类型，其实也是意象浑融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意象的扩展式，即众多意象在加深和推进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浑融的效果；另一种是意象的聚合式，即众多意象在向某种思想感情结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浑融关系。这两种方式为我们鉴赏诗歌意象是否浑融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和方法。
意象与情绪的浑融，是指诗歌意象和情绪是统一的、和谐交融的。20年代的穆木天对诗的思维提出了统一性和持续性结合的要求，统一性即一首诗只表达一个思想；持续性即诗中“心情的流动的内生活是动转的，而它们的流动动转是有秩序的，是有持续的”。[9]这实际上也是对意象、意象思维提出的要求，即要求所有的意象是为了表达“一个思想”，即袁可嘉所说的向着某种思想感情“结晶”，同时意象和情绪能够流贯而下，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冯文炳提出了“新诗之必有诗的完全性而后能成为好诗”的诗学观念。他认为早期新诗写得“不完全”主要表现在：一是诗情泛滥；二是情绪和感觉驳杂缺乏内在联系，提起笔来只写自己的诗，如李金发的诗“尽是感官的涂鸦，而没有一个诗的统一性”；三是由以上两点引起的语言的破碎。[10]这里指出的情绪和感觉的驳杂，就是讲意象和情绪没有浑融为一体，有悖于“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要求。他指出，尤其是20年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脱出了“做”诗的束缚，诗情自由滋长，诗中形象缺乏统一性和持续性，成了“不完全”的诗。这就为我们从意象与情绪之间的内在关联来鉴赏诗歌提供了新的思维和观察视点。
意象的浑融还意味着意象和其他诗歌元素的融合。是融合，而不是混合，正如袁可嘉提倡“综合”而反对“混合”一样。袁可嘉认为：“在创作方法上综合的作者多数采取间接的引发，混合的作者则多用有‘力’的刺激。理由十分简单：间接导引的效果完全依赖多种因素（意象，节奏，思想，感觉，文字的明面与暗面，联想，记忆等）的适度配合；对于根本缺少其中若干因素，或无能力把它们配合运用的作者，自然只有选威胁，叫嚣，捶胸，怒号的刺激方法。”[11]他讲的“综合”就是意象和其他“多种因素”的适度配合，这种适度配合能带来意象和其他元素的浑融，达到“间接导引”的效果；而“混合”是一种杂糅，甚至分裂，作者无力把意象和其他因素配合运用，当然就只能直接喊叫了。可见，对诗歌意象的欣赏，除了玩味诗歌意象本身外，还得兼顾诗歌中的多种因素，以及意象与其他多种因素的配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