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意象功能论

第一节 诗美的传达

心物相契、情景相融的意象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呈现，一种诗意的存在，这种美，在现代诗论家看来，主要体现为视觉美、听觉美和含蓄美。

一 意象具有图像美和音乐美

胡适说：“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1]意象以其感性的一面，给人一种审美的视觉冲击力，这是抽象的抒情和空洞的议论所无法达到的。当然，从诗歌中具体的意象到读者脑海中生动的影像，也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需要读者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力，需要品味和把玩，需要还原和创造。意象在具有图像美的同时还具有音乐美。宗白华给诗下了这样的定义：“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2]可见，“美的文字”包含音律的美和意象的美。“所以我们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3]这种音乐的美，来自诗质的内在呼唤，来自情感和情绪的诉求。早期的自由体新诗，在“五四”的特殊氛围里，用琳琅满目的意象传达时代的激情和个体自由的心声，诗人们有意识地追求意象的绘画美和声韵美。及至新格律诗和象征派诗出现，对意象的造型美和音韵美的重视程度就更甚了。穆木天用细腻的诗性语言进行了表述：“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4]要求诗歌意象在兼有造型美和音乐美的同时营造出一种朦胧、含蓄的诗性氛围，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向往。

二 意象具有含蓄美

意象的含蓄美，不仅来自意象自身的包蕴性和不确定性，而且来自意象与意象的联络和组合。李健吾在分析浪漫派和象征派诗歌时，肯定了象征派诗人意象的含蓄美：“一者要力，从中国自然的语气（短简）寻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从意象的联络，企望完成诗的使命。一者是宏大，一者要纤丽；一者是流畅，一者是晦涩；一者是热情，一者是含蓄。不用说，前者是郭沫若领袖的一派，后者是李金发领袖的一派。”^[5]同样，李健吾从意象的暗示和象征功能出发给予卞之琳《鱼目集》以高度评价：“从正面来看，诗人好像雕绘一个故事的片段；然而从各面来看，光影那么匀称，却唤起你一个完美的想象的世界，在字句以外，在比喻以内，需要细心的体会，经过迷藏一样的捉摸，然后尽你联想的可能，启发你一种永久的诗的情绪。这不仅仅是‘言近而旨远’，这更是余音绕梁。言语在这里的功效，初看是陈述，再看是暗示，暗示而且象征。”^[6]意象的含蓄美，还体现在语言符号和意象比喻所组成的秩序和结构里。袁可嘉认为：“每个单字在诗中都代表复杂符号，而非日常应用时的单一符号；它的意义必须取决于行文的秩序；意象比喻都发生积极的作用如平面织锦；语调，节奏，神情，姿态更把一切的作用力调和综合使诗篇成为一个立体的建筑物；而诗的意义也就存在于全体的结构所最终获致的效果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