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瑶白社会的基本情况

一 瑶白的地域、历史与现实

从清水江与小江重要交汇之地锦屏县城王寨向西出发，一路经过皇封、魁胆、桥问、平秋、石引、黄门、彦洞，大致41公里，行车一个半小时左右，便至我的田野点——瑶白。瑶白隶属于锦屏县彦洞乡，坐落在清水江下游与支流小江上游，深处苗岭支脉侗乡腹地。东与彦洞乡仁丰、采芹接壤，南临登尼，西与彦洞相连，北与九勺相接。在历史上，瑶白是九寨大“款”之一，处于九寨之西，为九寨第九寨。

瑶白由多条溪水汇集而成的两条主干河流切割环绕而成，群山叠翠，沟深坡陡，峡谷形态各异，溪水清澈，田舍芬芳，房屋错落有致，村四周古树参天，树种繁多，绿叶成荫；清晨的雾色、午间的阳光与晚末的彩霞，将身处其中的瑶白装饰成待嫁的姑娘（见图1-3）。如此美丽、安静的村庄，因为独特的风景、多元的文化而被外来人乃至他们自己称为“深闺里的玫瑰”。

图1-3 瑶白全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正因地理与人文因素的相互辉映，瑶白曾有一段令今天的村民向往和追求的繁荣历史。在当地看来，这段显赫的历史就是“疆域”。在老人们的一些口述与历史记忆中，新中国成立之前，瑶白管辖的范围较大，其边界抵达今天锦屏县平秋镇的高坝、彦洞乡的黄门；附属小寨包括今锦屏县彦洞乡的登尼、采芹、罗乃等地。据传，由于瑶白在九寨等地势力较大，所辖村寨较多，为方便管理，清光绪年间黎平府专门为瑶白绘制了一幅地图交由瑶白寨老保管，以有效维持该地方的社会秩序。遗憾的是，这份珍贵的地图于20世纪80年代被当地政府收走，最后不知所踪。幸运的是，瑶白寨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出于喜好，运用一套风水知识将这幅地图记录和描画了下来，大致内容如下：

由“彦洞”堂义山北面屈曲南行，折北过离龙过峡，始接太祖山（南陇），由太祖山分帐中脉，折转北行东下，蜿蜒屈曲二里许，过丁峡而结少宗（步登），由少宗分支，中脉蜿蜒东下，有如金线吊葫芦之地形而结为保址。由太祖山右脉五节而结一飞天彩凤阴地，祖荫千余棺，由少宗右脉而结一腆肚罗汉阴宅，四五十棺，由太祖山左脉分支而结一猛虎跳杆阴宅，九棺，再北带西行而结一菩萨坐莲台阴宅，二棺木及二十余棺不等，复东折行进寨后而结上玄明月公茔，百余棺，及保址脚球网阴宅，七八十棺，此乃随户保址结穴之地形。再由太祖山分帐，右气行脉，折转东南二里，过丙峡而结“登文”山之将军跨马形坟地，再分二支，左支行脉而结登文小市，再逶迤东下又结少宗，而入登尼结其保址。右支乃屈曲折东，行而结将军岭。再东之半里许，而结“采芹”保址。再由将军岭分支，南行折东之九重山，分支行脉伏断延绵，而东行五里许，乃结“罗乃”之燕窝保址。此斜而分行里余乃结“归便”，溪石杨二姓村址。然采芹另具小支南行或峡，而结林姓保址。此乃山脉分布构局之大概也。^[3]

这段描述所涉及的地名、山名、姓氏大多在九寨的黄门、彦洞、瑶白、仁丰等寨境内。通过这份文献，事实上，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窥见瑶白社会发展的某一历史侧面。另外，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黔东南清水江九寨地区的风水、家族、姓氏、立碑等一套社会象征机制和文化知识体系，以及这套知识体系在联结和组织当地社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上，九寨乃至这一区域社会的人群就是通过这一套社会机制达成了他们与当地社会各族群和各村落间的社会联盟。今天，这套知识体系仍然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凡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渊源为今日彦洞、瑶白、登尼乃至九寨周边大寨之间的社会合作建立了另一份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一条超越经济和政治的社会文化纽带；也使当地的风水观念在今日人群的头脑中得到普及与运用，甚至成为当地社会寻找身份归属和表达族群情感的一种工具。它被人们内化为对地形、社会生活及其审美观念的实践，成为凝聚一个房族、寨子、区域人群的关键所在，并可清晰地看到当地苗、侗、汉等多族群间交往互动的微妙过程。

为了维持自身的边界，在每年三月万物开始复苏，边界可辨之际，瑶白的房族、瑶白寨老会、村委会等必组织寨内的青壮年上山勘察边界。村委会勘察的边界主要是与其他村寨交界或常与其发生纠纷的地方；房族是在每年清明之时，由族长组织族内男性勘察土地，是时，在外的房族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须回来参与家族的边界勘察活动。以此让后人清楚村寨、各房族的边界，以免被外族占有或是发生纠纷时，有理有据地争取。无疑，瑶白人这一勘察山田林界的仪式行为隐含着地方社会村寨间权力博弈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规则。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西部人才东部输出计划，促使该地方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而青壮年外出打工和外来观念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村寨人口结构的失调和文化习俗的淡化。显然，当地人通过一代又一代相传勘察边界的仪式习俗也逐渐变淡，以致这一预防边界纠纷的仪式及其习俗已渐次失去了它的规则效力。加之各种复杂的原因，导致地方社会村寨之间的边界纠纷实难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边界地带又成为村寨或房族间权力扩张的张力地带。可以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房族、村寨间势力的博弈给该地区社会边界纠纷的处理带来极大的困难。这可从人们将模糊边界的争夺作为考察一个村领导或一个族长政绩的隐性之内在要求而得以窥见。

当下，瑶白辖一个自然村九个村民小组，分上、下两寨。原有的属寨——采芹、罗乃、归便、登尼等寨已从瑶白析出，独立成寨。

二 人口、生计与市场

据2009年彦洞乡政府统计报告，瑶白辖一个自然村九个村民小组。人口323户1438人，其中男性778人，女性660人。^[4]有滚、龙、杨、龚、耿、范、彭、宋、万等九姓。^[5]从人口总数和居住密集程度来说，属彦洞乡第二大寨。其山林田地总面积11145亩，其中田地面积807.17亩。^[6]

历史上，瑶白主要以木材贸易为生。正如上文所述，瑶白地处清水江下游，也就是清水江支流小江的源头，其水系发达，阳光充足，气候适中，适宜种植各种上等的楠木、杉木、樟木等。其木材质地是锦屏县最好的之一。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就曾派人到锦屏征伐皇木，瑶白作为质地最好的木材集聚地之一，凭借便利的交通而成为征派皇木的大寨之一，几乎年年征派，定期纳取。正是得益于木材贸易，苗疆大大小小的村落社会与中国的华南、北方的商业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使各种生活便利品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如来自粤、川、滇的食盐，江浙一带的布、小货品等。这些市场交易的货物品不但增长了寨民的见识，繁荣了地方的经济，厚实了村民的生计，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使其与外界建立起了多重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国家为保护长江中上游的自然生态，实施了长江中上游生态林保护工程。受其影响，以木材贸易为主要生计形态的清水江流域社会在经济结构上发生了重大转型，由木材贸易转向以外出打工为主。可以说，在当下外出务工已成为每个个体、家庭、房族的生活来源。据不完全统计，瑶白外出打工者有700多人，主要去往广东、浙江、福建、广西、上海等地，其中以广东居多。

打工潮的兴起使人们对那些没有走出家门，在家乡老老实实种地的庄稼人存有一种成见，即“‘懒惰’或‘不务正业’，嫁女都不会嫁给这样的人”。所以很多年轻人即便在外找不到工作，情愿“出去混”，也不愿意回家种庄稼。由此可见，“打工”不仅成为他们生活来源的基础，而且成为一种文化与身份象征，是区分懒惰与勤奋、乡土与城市的内在标示。

由此种现象所带来的乡村空巢化，促使各级政府重新审视城乡发展的可能路径。鉴于黔东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资源，贵州省从省、州、县至乡村等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以文化产业为着眼点，注重打造丰富且独具一格的特色村寨文化。在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努力之下，该区域社会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的经济观念和发展意识逐渐增强，生计方式也开始多样化。如很多家庭承包荒山土地搞种植业和养殖业，有些做药材生意，有的跑面包车，有的开起了小卖部，有的专门做水果、药材生意，等等。

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之计，很难维持家庭各个方面的开销。尽管地方社会文化产业打造得热火朝天，如瑶白的“摆古节”、彦洞的“民族文化节”、高坝的歌节等。可是，在地方社会现行体制、经济及文化制度不太健全的情况下，盲目举行这些节庆活动存在极大的风险。因为它激活了传统的以消耗为目的的竞争机制，但没有相应的社会机制予以应对。虽说打造村寨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丰富了寨民的文化生活，但很难全方位地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其结果是村寨的社会发展只能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厢情愿。

三 社会组织

（一）“款”

在苗疆，“款”^[7]有南侗“款”与北侗“款”的区分。但事实上，南北“款”都是侗族一族独有，“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苗侗社会共有的一种区域性社会制度安排，自宋代起就已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并一直为历代王朝延续下来。在既有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款”是一种社会化组织形式，普遍存在于苗疆社会。它可从一个村寨发展到成百上千个村寨，通过小、中、大、超大四个层级进行区分，每个层级涵盖不同数量的村寨。“款”组织内部有“款首”、“款兵”和制定的“款约”，并有最高议事会；“款”组织依凭内部这一枢纽实现了苗侗社会的相对自治，对外抵御外敌，对内处理村寨边界纠纷。^[8]

历史上，瑶白是“九寨大款”之下的小“款”，每小“款”设有一“款首”，他们为“九寨大款”议事的最高组织领导；最高会议之下设有“款兵”，并以“吃牯脏”的形式将其联系起来。可是，大“款”最高议事会并不是一个固定或者长久的制度化议事制度，只有在“吃牯脏”或是遭遇外来侵犯之时，才有可能召开。大“款”组织的功能及其权责有限，一般而言，它只能处理寨与寨之间的边界纠纷与联盟问题，对大“款”之下小“款”内部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干预的权力，每个小“款”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运作单位，这些都反映了当地社会组织的复杂特性与流变的政治特点。至今，“款”的社会组织观念和运作方式依然是当地社会处理社会纠纷的一种隐性规则，是村寨社会实现自治的基本框架。

（二）“梨园太和班”

之所以将“梨园太和班”看成瑶白社会的一种非正式组织，主要在于其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组织思想和宗教观念，还成为村干部选举的隐性条件，这一点可从历任村委会领导的履历和经历中看出来。在瑶白村委会每一届的任职中，我发现，大部分是太和班的成员。

据当地人口述，“梨园太和班”的形成发展与瑶白下寨龚家老祖龚文昌密切相关。清光绪年间，龚文昌和下寨杨路贵一起去湖南学习大戏，学成归来后，便在瑶白组建大戏班，即“梨园太和班”，招收弟子，将大戏传授给这些在寨中比较有能力、好学的人。因“梨园太和班”主要唱汉戏，所以所有的曲调、说词都是汉文。据老人回忆，那些参加太和班的人每天都要先学习汉文，练唱腔，再编排戏曲和曲调，直到把大戏的全部内容学会为止。

村中老人讲述，汉戏（又称“大戏”或“侗戏”）展演只在村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能举行，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唱大戏，因为它是有神性的。大戏的这一神性，体现在表演的时间设定、表演的角色、服饰、内容、道具等方面。比如女性不可触摸大戏的服饰和道具，否则会发生某种不幸。可以说，大戏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当地人对外界的想象和政治宗教诉求，以至于人们会以“梨园太和班”的名义讨论寨中发展大事、解决社会纠纷及对外交流，它俨然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决策单位，无形中也变为村委会领导选举的隐性条件。但凡要竞选村领导的中青年都会试图接触和学习大戏，不然，他们会觉得不够懂得寨中事务的真谛。由此可见，“梨园太和班”对瑶白社会的组织运作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将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和不同性质的组织融合在一起，对瑶白乃至周边的村寨实施影响。

（三）村委会与青年组织

瑶白村委会，人们习惯称“村两委”，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党支部，一是村民委。瑶白党支部负责村内党的政策宣传和培养新的党员。其成员有支部书记一名，副书记一名，委员六名；而村民委是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文书一名，计生干部一名，调解和治安委员一名。村委会下设治安、调解、消防、经济等四个机构，主要负责生产组织、治安、计划生育、科技及环境卫生等相关工作。其中村委会下设的治安联防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并未看其发挥作用，但在村寨有重要事情发生时，它的作用就能全方位地体现出来。这一重要部门与地方社会以年龄作为社会结构划分的青年组织紧密相连。

“年龄群体是一种社会性的非亲属人群聚合，在小至村寨大至区域的传统乡村社会的集体活动中，能够超越血缘和地缘联系有效实现集体动员，而不同年龄群体所对应的社会化的权力义务和彼此间的阶序关系，也影响着其所在社会运作的秩序。”^[9]在该区域社会，年龄群体构成了人群分类与社会秩序运作的重要基础。

一般而言，一般15岁到36岁这个年龄阶段的男性青年自然而然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其界定并没有特殊的过渡仪式，他们只是通过对成熟男性成员行为的模仿和担当来表明自己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公共事务参与、自发维护村庄的社会秩序、参与村庄大事的讨论和集体行动等。孙旭对该问题有过讨论，在他看来，在侗族社会中，侗人成年后便因其年龄的递增而归属于不同的群体，并拥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他们不仅形成了对自身归属的认同，也以此去理解和看待其他侗人。这一文化观念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举止、行事之道，也成为村寨集体活动行之有序的基础。^[10]

瑶白青年年龄组织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村委会治安联防队；另一部分是在村寨中达到一定年龄（15岁以上）的男性青年。于前者，其成员有20名左右，主要由村小组推荐产生。为了尊重个体的意愿，参加治安队一般采取自愿原则和村委邀请两种方式。而一旦成为村委会治安机构成员，村中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如外来人进寨闹事或者行窃，他们将义不容辞地执行保村行动。但治安队没有专门的行政职位和津贴，他们执行任务的经费来自罚款，罚款所得的三分之二归治安队所有，至于怎么用很是随意，剩下的才交给村委会。

于后者而言，他们也是保护寨子安全的重要力量。其组织性虽弱，但行动力强。如当村寨遭遇外村人侵犯时，他们将会搁置房族、姻亲或是个体间的恩怨，一致对外，其行动之快，有时超出治安队或村委会的决策行动。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村寨有难，他们就有先发制人的权利，之后才交由村委会处理；若村委会对某件事情处理不当，他们有权质疑并提出建议。

2013年10月9日晚上，几个外村人悄悄至瑶白村所辖境内的一条小溪偷鱼，被瑶白的青年发现后，才几分钟的时间，寨中便迅速集聚众多的青年，大家拿着家伙（铁棍、镰刀、木棒）迅速冲向事发地点将偷鱼者擒拿住。^[11]之后，他们将偷鱼者交由村委会处理，但村委会对此事的处理并没有让他们满意，于是寨中年轻人就向村委会提出异议。无奈之下，村两委只好重新处理此事，才使该事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由此可见，年龄群体组织虽不是正式的组织，但他们具有结构的功能，如保护寨子的责任与义务强烈，并有处理村寨事务的发言权和监督权。正是这些层面的实践促使个体与群体间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