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任务中心模式
一 任务中心模式的演变
继波尔曼提出问题解决模式之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工作领域出现了至今仍广受欢迎的一种服务模式，它就是任务中心模式（task-centered model）。任务中心模式也源于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实践，深受问题解决模式的影响（Payne，2005：99），是一种短期问题解决的服务模式（a short-term problem-solving approach）（Reid，1992：1）。除了吸收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和问题解决模式的核心理念和服务策略之外，任务中心模式还将当时出现的有计划的短期服务和以任务为治疗手段的理念融入服务模式的创建中（Studt，1968）。任务中心模式理论逻辑的基本立足点是帮助服务对象提升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帮助服务对象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任务以及协助服务对象执行具体的行动任务等（Reid，1992：2）。
尽管任务中心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服务方式，但是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包括目标（targets）、任务（tasks）和时间限制（time limits）等。目标是指服务对象希望解决的问题，它是整个服务介入活动的目标；任务是指服务对象针对问题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它能够给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带来改变；时间限制则是指服务介入活动从一开始就需要具有明确的具体介入时间表，以敦促服务对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特定的行动任务（Howe，2009：78）。任务中心模式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认为服务介入活动的核心是帮助服务对象明确界定和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心理社会问题，以促进服务对象个人的成长。在整个服务介入的过程中，改变的动力来自服务对象，不是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只是帮助服务对象实现他们自己希望的改变（Reid，1996：620）。显然，与传统的心理动力学派和行为取向的服务模式相比，任务中心模式关注的焦点是服务对象的成长和改变，它是一种以未来发展为导向的服务模式（Beckett，2006：65）。
在服务模式逻辑概念的设计方面，任务中心模式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路线，它不是以某个或者某几个具体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是围绕“如何有效解决问题”这一实际考虑建构服务模式的逻辑框架。因此，任务的设计成了整个服务模式最关键的环节，它可以保证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针对不同的问题和场景选择有效的行动策略，减轻或者解决问题（Reid，1992：14）。显然，任务中心模式是以整个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为考察的对象的，并不局限于任务中心模式的专业实践，它只是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框架。在这样的逻辑框架指导下，社会工作者可以自由运用其他不同服务模式的技巧和方法（Howe，2009：81）。
佩恩在1995年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25名实习生的报告中，有17名声称自己在专业服务中运用了任务中心模式（Payne，1995：119）。他在总结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时指出，任务中心模式注重服务的成效和责任，这不仅符合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要求，也是服务管理者普遍认可的要求。就社会工作者而言，任务中心模式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清晰明了、简便易懂的服务操作程序，而且它采用了通用的服务逻辑，可以广泛运用于不同的服务人群和场景。这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初学者或者缺乏严格专业督导的工作人员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Payne，2005：101）。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任务中心模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涉及家庭和儿童的问题、焦虑、抑郁、酗酒、资源不足以及与生理和精神障碍有关的心理社会问题等不同方面（Reid，1992：vii）。在任务中心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位重要人物——威廉·詹姆斯·雷德（William James Reid）和马克·多尔（Mark Doel），他们对任务中心模式的创立和拓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威廉·詹姆斯·雷德
任务中心模式的创立离不开北美的社会工作实践。1969年，雷德和他的同事做了一项研究，考察长期个案辅导缩短治疗时间之后对辅导效果的影响，发展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别，于是他们开始推崇简要服务的概念（Reid & Shyne，1969：1）。1972年，雷德在总结自己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经验基础上正式提出任务中心模式，把目标、任务和时间限制作为服务活动开展的基本元素，倡导一种设计精密的、有效的短期治疗模式（Reid，1996：617）。20世纪80年代之后，雷德和他的同事又将任务中心模式运用于家庭和小组问题的处理（Reid，1987），并进而探索把任务中心模式作为通用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可能性（Tolson，Reid，& Garvin，1994：vi）。显然，此时，在雷德的认识中，任务中心模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案服务模式，更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一般模式（Reid，2000：vii）。
雷德的任务中心模式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所推崇的理论逻辑框架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占据主导，社会工作服务介入的焦点集中在个人的无意识以及感觉和情绪等深层的心理动力方面。与此不同，杜威的理论更关注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强调通过行动来改变个人的生活。这样，问题的解决过程就成了服务介入的核心，因为在杜威看来人们的大部分生活都处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包括认识问题、评估问题、描述问题以及寻找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和实施解决方案等不同阶段（Howe，2009：75）。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开始兴起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以问题解决为焦点的短期服务。这种服务不考察服务对象的深层心理结构，以直接和短期的服务为特征，强调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Howe，2009：76）。
任务中心模式的兴起还有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80年代西方社会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后，开始推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改变了以往国家福利的社会政策。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个人的责任和权利，推崇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认为国家福利的社会政策扼制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培养了人们的依赖感，不利于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实现（Howe，2009：83）。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促使社会工作者重新反思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和基本逻辑，从关注服务对象的不足和问题逐渐转向关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潜能，强调采取一种提升服务对象能力的服务策略，以增强服务对象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能力。这样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服务策略假设服务对象自身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是帮助服务对象发掘和调动这种能力和资源，以实现服务对象希望达到的目标（Howe，2009：86）。
任务中心模式在沿用问题解决的基本逻辑框架的同时，还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兴的社会技能训练中学习具体的服务技术，如在评估问题时，运用“5W+H”（what、when、who、where、why和how）帮助服务对象清晰界定问题；在执行任务前，采用示范和排演的方式提升服务对象的行动能力（Doel，2002：192）。就理论层面而言，任务中心模式还从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以及结构式家庭治疗中汲取有用的概念和原理（Reid，1996：619）。
随着任务中心模式的推广和发展，它所面临的理论局限变得越来越突出。不少学者认为，虽然任务中心模式可以广泛运用于不同的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Reid，1992：4），但是它过分关注问题解决的技术，只回答了社会工作怎样做的问题，并没有解释这样做的理由（Ahmad，1990：51）。特别是，随着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的兴起，社会工作者开始质疑任务中心模式的社会基础（Payne，2005：101）。
（二）马克·多尔
20世纪80年代，任务中心模式在理论的逻辑架构上发生了重要转变，开始关注服务对象的权利，注重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体现服务对象自己的声音，让任务中心模式在保持明确的服务目标、清晰的行动任务和服务程序以及良好的服务成效下，拥有合作式的专业关系和反抗社会压迫的特点。这样，社会工作服务就能够既符合专业服务的要求，又能够满足政府和机构管理者的问责要求（Doel & Lawson，1986）。多尔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代表，他将任务中心模式与服务对象的增权结合起来，认为服务对象不是有问题的人，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普通的社会成员（Doel，1994：35）。他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应该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结构层面，相对宏观一些；另一个是行动层面，相对微观一些，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的介入只有借助微观行动层面的介入才能实现。因此，多尔坚持认为，任务中心模式就是帮助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探索这两个层面服务的内在关联方式（Doel，2002，197）。
显然，在多尔看来，传统的任务中心模式有一个根本的局限：只关注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而没有探索在这种帮助背后社会工作者应坚持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使任务中心模式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服务技术，缺乏对服务对象和社会的关怀。因而，多尔要求修补任务中心模式，把权力的考察、服务对象的增能以及社会歧视的消除也作为任务中心模式理论逻辑框架的一部分（Doel，2002：198）。
多尔不仅对任务中心模式的理论逻辑框架进行了重新思考，而且对任务中心模式的具体服务技术进行了修正，他扩展了任务的内容，强调任务不需要局限于具体的行动，可以包括认知层面的反思、内心的感受和精神层面的感悟等。对于多尔来说，任务只是帮助服务对象从过去的困扰中走出来并且实现预定目标的手段，它的筛选标准始终是一致的，即看它是否能够将服务对象在面谈内的改变与面谈外的改变联结起来，或者将服务对象的努力与社会工作者的努力结合起来，保证服务对象各方面的改变力量得到有效的整合（Doel & Marsh，1992：60-79）。多尔还对任务中心模式的服务程序进行改造，他将服务过程简化为三个阶段：探索问题、确立目标以及设计和执行任务。在探索问题阶段，多尔强调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学习，以突出任务中心模式所倡导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在确立目标阶段，多尔进一步明确任务中心模式的核心概念——目标的内涵，除了要求目标可以实现以外，同时还要求充分激发服务对象的改变动机以及保证目标符合社会工作伦理；在设计和执行任务阶段，多尔关注任务的执行、评估、反馈和调整，以强调运用动态的视角看待任务的制定和实施（Doel，2002：194-195）。
在很多社会工作者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下，任务中心模式已从开始时的一种个案工作的服务模式逐渐发展成一种通用的助人实践模式，不仅服务的对象从个人扩展到家庭、小组、社区、机构，甚至更大的社会单位，而且服务的内涵也从关注服务的程序和方法扩展到服务对象的增权、社会歧视的消除以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平等合作关系的建立（Panyda，2013）。显然，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受到社会工作者的欢迎，除了因为它采用一种任务设计和执行的服务策略，以保证适应不同的服务人群和服务场景的要求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服务立场，既关注服务的专业性要求和服务对象增能的需要，又关注管理者的目标和期望。不过，这种追求短期的问题解决的策略也受到一些质疑，不利于机构文化的建设（Doel，2002：198）。
二 任务中心模式的理论框架
任务中心模式的创建者雷德在给任务中心模式定位时，选择了与以往社会工作理论不同的逻辑，他把任务中心模式视为一种经验实践活动（empirical practice），既涉及助人的社会工作介入活动，也涉及科学的研究工作。他反对运用演绎逻辑的方式直接借用没有经过科学研究验证的理论和原则推理出服务对象的需求和行为表现的做法，强调服务的评估、开展过程和效果呈现都需要与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从具体的问题描述出发，寻找、建构并且验证合理的理论解释（Reid，1996：626）。显然，在雷德设计的任务中心模式中，个案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个案服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贯穿于服务介入活动的整个过程。将服务介入活动与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这样的服务策略使任务中心模式能够直接扎根于服务对象的实际日常生活场景中。因此，任务中心模式推崇那些已经得到科学研究证明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任务中心模式开展的指导，如问题解决模式、认知行为模式和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等（Reid，1996：618）。任务中心模式强调，不管社会工作者选择什么理论假设解释问题，它都必须经过实际案例资料的验证（Reid，1996：626）。
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关注科学研究，这与雷德的研究探索分不开。雷德在回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时发现，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慈善和社会调查运动中社会工作就已经确立了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经验实践的目标，并且一直受到这一目标的影响（Reid，1992：8）。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的支持，经验实践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一项原则和理念，一直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实践研究的推进，经验实践的理念才逐渐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确立自己的地位（Briar，1990：44）。特别是，行为主义运动对科学研究的提倡，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加强管理的要求和社会工作教育对研究的推崇，使社会工作实务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服务介入活动，同时还被作为需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经验实践（Reid，1992：9-10）。因此，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科学的态度、知识和研究过程是社会工作实务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仅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能够获得科学研究证明的有效的专业介入方法和技术，而且为服务对象提供能够以实际个案数据为依据的系统的介入方案，这是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必然要求（Reid，1992：8）。任务中心模式就是一种寻求科学研究与实务介入并重的服务模式，它不仅仅是为了创建一种具体的实务介入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为这样的经验实践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通用的逻辑框架（Reid，1992：11）。
不管服务对象来自什么人群，也不管服务对象从什么角度看待生活，在任务中心模式的基本逻辑框架中，社会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服务对象的焦点问题（target problems）。
（一）焦点问题
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社会工作需要解决的是一种心理社会问题（psychosocial problems），这种类型的问题是人们在与周围环境互动中产生的，既涉及人们内心的困惑和不安，也涉及外部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同时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任务中心模式认为，相比较而言，在某些问题中内部的困惑更为基本，特别是涉及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时，情况更是如此。不过，即使是深陷焦虑和抑郁困扰的服务对象，也需要把他放在与周围环境交往的成长处境中来考察。当然，对于以环境影响为主要因素的问题，如流浪、失业等，就需要把服务介入的焦点集中在外部环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此时，社会工作者也需要同时关注服务对象的内部心理状况（Reid，1992：16）。
从内部来说，任务中心模式认为要求（wants）在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任务中心模式假设，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要求，一旦这些要求遭到拒绝或者无法实现时，问题就会出现。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运用要求而不是需要（needs）界定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因为需要通常被用来描述社会工作者认为的服务对象的需求。这一点恰恰是任务中心模式极力避免的。任务中心模式强调，不要采取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界定服务对象问题的服务策略，而要让服务对象自己描述自己的困扰（Reid，1992：16）。任务中心模式发现，要求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问题的界定方面，而且与问题的解决直接相关；如果社会工作者无法正确界定服务对象的需求，或者不能呈现服务对象的要求，服务对象就会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也就很难实行（Reid，1992：17）。就更深层次而言，任务中心模式假设，人的要求受到自身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s）的影响。这种信仰系统为人们认识自己和周围世界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框架，决定人们观察和理解生活的基本方式，包括基本的观察视角、态度、价值、原则和期望等（Reid，1992：18）。显然，任务中心模式认同这样的观点：人生活在一种假设的世界（assumptive world）里，有自己观察和理解事情的逻辑框架（Frank，1974：32）。
从外部来说，任务中心模式假设，外部环境也是问题产生必不可少的因素，尽管有些时候问题可能出现在自然环境中，但更常见的是发生在人际交往中或者与社会机构的交往中。在这些交往中，外部环境通过制造压力事件（stressors）给人们的生活施加影响；当生活的压力增加到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就会出现问题，迫使人们寻求帮助。任务中心模式发现，产生问题的压力事件涉及很广，包括像离婚、生病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别事件，也包括像重要社会角色扮演等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件（Reid，1992：17）。虽然压力事件是由一些外部环境因素产生的，但任务中心模式认为，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就必然产生压力事件（Reid，1992：17-18）。任务中心模式的代表人物雷德吸取了其他学者的观点，强调是否成为压力事件的关键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待事件本身；如果人们认为这个事件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而且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消除它的影响，这样的事件就是压力事件。显然，压力事件反映的是人们与外部环境交往中的一种特殊的关联方式（Lazarus & Folkman，1984：19）。
任务中心模式还从系统理论中吸收了场景（context）这个概念，认为服务对象身处多重系统中，他的问题不仅与内部的心理和外部的环境相关，还与场景相联系，因为任何一个问题都是更大的场景系统的一部分，包括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causes）、阻碍问题解决的障碍（obstacles），以及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资源（resources）（Reid，1992：20）。任务中心模式强调，原因和障碍是阻碍问题解决的因素，而资源则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因素，两者的作用正好相反。因此，在评估场景时，社会工作者就需要询问两个问题：什么因素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以及什么资源可以挖掘出来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Reid，1996：620）。任务中心模式发现，服务对象出现问题时，通常意味着他的某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生活遇到了困难，而与这些困难直接相关联的系统就是场景，包括出现问题的系统的其他生活部分以及其他直接相关联的更大的系统。可见，在任务中心模式的理解框架中，场景是针对某个问题而言的，可以涉及多个系统；而环境只是针对某个系统来说的（Reid，1992：20）。
正是把服务对象的问题放在多重系统的逻辑框架内考察，任务中心模式认为，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不仅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还需要促进问题场景的改变。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问题场景的改变是防止问题再次出现和增强服务对象能力的有效手段（Reid，1992：19）。当然，问题的解决也会给场景的改变提供更多的机会。实际上，任务中心模式所推崇的是将问题解决和场景改变相结合的服务方式（Reid，1996：618）。因此，任务中心模式在确定评估的任务时指出，社会工作者除了了解服务对象问题出现的频率、严重程度以及简要发展历史之外，同时还需要确定问题的场景因素（Reid，1992：5）。
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即使是服务对象的问题，也同时既涉及个人的心理又涉及外部的环境，而个人对外部环境所采取的行动不仅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取决于他怎么看待环境。这就是个人的信仰系统，它决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Reid，1996：620-621）。任务中心模式将这一观点提高到哲学层面来讨论，认为任务中心模式既不认同精神分析学派把人视为由本能决定的基本假设，也不赞同行为主义把人视为由环境决定的基本观点，而强调人是特定环境中的行动者，既受到环境和场景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任务中心模式假设，人是拥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通过规划和实施等有意识的行动能够改变个人自己的生活状况（Reid，1996：621）。因此，在任务中心模式的逻辑框架中，问题并不代表个人的失败和缺陷，而是个人在与环境交流过程中遭遇的困难，环境的改善同样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方式（Howe，2009：80）。
从服务对象提供的好几个问题中挑选出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焦点问题。焦点问题是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共同认可并且作为服务目标设法解决的问题（Reid，1992：4）。通常情况下，焦点问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具体性和认可性。具体性是指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可以清晰、具体地描述焦点问题，包括问题的范围、程度和出现的频率等（Howe，2009：79）。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问题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描述时，才能与具体的行动任务结合起来，才能通过观察和评估任务执行的效果以及问题改变的状况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且当服务对象可以具体、细致地描述问题时，也意味着问题已经不再是混乱不堪、错综复杂的困惑了（Howe，2009：80）。认可性是指不管这个问题是服务对象自己直接提出的还是服务对象在与社会工作者交流过程中逐渐整理出来的，它必须依据服务对象自己的要求，而且要获得服务对象明确的认可（Reid，1992：18）。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焦点问题的认可至关重要，它关系到社会工作的基本伦理价值，是依据服务对象的要求开展服务还是依据社会工作者自己的标准组织服务。显然，任务中心模式推崇的是一种以服务对象的要求为核心确定工作目标和任务的服务方式。从实际的服务成效来说，只有当服务对象真正认可服务改变的目标时，他才能够成为问题解决过程中积极的行动者（Reid，1992：19）。
任务中心模式发现，由于焦点问题通常是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在相互交流过程中逐渐达成的，因此社会工作者的真诚态度在界定焦点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社会工作者忽视服务对象提出的要求，而依据自己认定的健康标准确定服务对象的问题，或者虽然认同服务对象提出的要求，但不与服务对象讨论问题的具体内涵和场景的影响因素。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用这样的方式确定的焦点问题是无法反映服务对象的真实要求的，不是任务中心模式所说的焦点问题（Reid，1992：19）。
任务中心模式对焦点问题的界定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将它分为问题的确定、问题的探索和评估、问题的具体化以及问题的呈现四个阶段（Reid，1992：21）。在问题的确定阶段，任务中心模式认为，无论问题是由服务对象自己首先主动提出的，还是由服务对象在与社会工作者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达成的，或者是由社会工作者首先提出的，作为社会工作者他需要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理解服务对象是怎样看待问题的，收集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并且以服务对象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问题（Reid，1992：21-22）。在问题的探索和评估阶段，社会工作者除了了解服务对象问题的呈现方式、频率、严重程度和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同时还需要询问服务对象为解决问题做过的尝试和其中的成功经验以及问题出现的场景，包括解决问题的障碍和资源。在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任务中心模式认为，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服务对象确定探索的问题是不是他希望解决的。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问题的探索过程就是不断收集资料对问题开展评估的过程，不仅服务对象需要提供自己对问题和场景的理解，而且社会工作者也需要运用专业的知识开展分析，是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过程（Reid，1992：23-24）。任务中心模式坚持认为，问题的探索和评估是为了制订有效的介入方案，因此在问题的探索和评估阶段结束之后，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就需要将问题具体化，用具体的、可操作的和易解决的方式描述问题（Reid，1992：25）。在问题的呈现阶段，任务中心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总结、观察探索和评估问题所得的结论，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将服务对象视为有问题的人，而是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呈现问题，以便让服务对象认识到可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改变目前面临的问题（Reid，1992：27）。
显然，在焦点问题的界定过程中，虽然任务中心模式并不排斥寻找服务对象问题的历史成因和人格因素，但它所推崇的是问题解决导向的逻辑，把解决问题作为整个服务模式逻辑建构的立足点，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确定、探索、评估和呈现问题。也就是说，任务中心模式并不直接针对问题展开分析，而是关注服务对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面临什么困难以及怎样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Reid，1992：24）。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逻辑框架作为支撑，任务中心模式并不把焦点问题视为固定不变的，而是要求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在每一次辅导面谈的开始阶段，都要对问题的改变状况进行回顾和评估，重新聚焦问题，以便让服务对象找到可以从现在的状况出发解决焦点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Reid，1992：29-30）。任务中心模式强调，不管焦点问题如何调整，社会工作者都需要确保服务对象清晰了解和认同把焦点问题的解决作为工作目标（Reid，1992：30）。
（二）行动任务
与焦点问题直接相关联的是行动任务，这也是任务中心模式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一旦焦点问题明确之后，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就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讨论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消除问题（Howe，2009：80）。任务中心模式认为，虽然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制定清晰明确的行动目标，但由于影响服务对象改变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因此任务中心模式选择了一种综合的服务策略，并不局限于行为主义的治疗原理和方法，而是从多种途径入手寻找能够促进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各种影响因素，设计相应的行动任务（Reid，1992：13）。当然，所有这些行动任务的设计都是为了帮助服务对象能够更好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Reid，1992：42）。
任务中心模式所说的行动任务是有特别内涵的，它是一种有计划的解决问题的行动要求（Reid，1992：36）。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与那些以反思、认知改变或者情绪调整为核心的服务模式相比，行为导向（action-oriented）的服务模式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而且适用的范围也比较广，特别是对于那些喜欢反思的服务对象，他们常常面临行动能力不足的困难，即使他们在服务面谈中了解到问题所在，也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中采取具体的行动解决这些问题。任务中心模式强调，行动才是服务对象改变的基础，尤其在服务对象做好了改变的准备时，这一要求就显得特别突出（Reid，1992：44）。从任务的具体程度来说，任务中心模式的行动任务有两类：一般任务（general tasks）和操作任务（operational tasks）。一般任务是指将服务目标转化为行动的基本要求，它通常是一种指导性、方向性的行动要求；而操作任务是指采取某项行动的具体程序和方式，包括行动的起点和终点、具体的过程以及结果的呈现等（Reid，1992：37-38）。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任务中心模式注重的是任务的针对性（task specificity），不仅一般任务需要与操作任务对接起来，而且操作任务本身还需要有具体的操作指导作为补充，以帮助服务对象在某种实际生活场景中实施具体的行动任务。当然，在行动任务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可和承诺是必不可少的（Reid，1996：627）。就任务的具体内涵而言，任务中心模式所说的行动任务与行为治疗模式所推崇的行为学习任务存在根本差别，它不仅包括行为学习任务所强调的服务对象的具体行为表现，还涉及与这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服务对象内心的认识状况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任务中心模式的理解中，行动任务与服务对象的实际生活场景的具体要求是密切相关的，包含社会的基本要求（Reid，1992：13）。
任务中心模式在行动任务的设计中选择了与一般服务模式不同的服务策略，它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服务面谈内，而是放在服务面谈外的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帮助服务对象在自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运用自身拥有的问题解决的能力（Reid，1996：619）。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服务面谈外的日常生活才是服务对象问题出现的真实生活场景，当然它也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而服务面谈室通常是服务对象遇到问题向社会工作者寻求帮助的工作场所，它的主要作用是为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准确认识问题和有效解决问题做好准备。因此，任务中心模式把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视为整个服务策略实施的核心，而其他形式的行动任务只是为这种行动任务提供补充或者支持（Reid，1992：2）。
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选择服务面谈外的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作为工作的重点，是因为任务中心模式假设，与思考中寻找新的行动方式相比，人们更容易在行动中寻找到新的思考方式。显然，在这一点上，任务中心模式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看法不同，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把服务对象改变的重点放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采取有效的问题解决的行动，而不是在服务面谈内寻找不同的观察视角。任务中心模式强调，即使服务对象发现了不同的观察视角，也需要学习如何将它结合到日常生活的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只有从可能的解决行动来看问题时，才能激发服务对象从新的视角思考问题，而且只有通过有效解决问题的行动，服务对象的改变信心和动力才能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采取具体的问题解决的行动，服务对象才能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学会在问题面前如何从解决问题的积极角度思考问题以及如何有效着手解决问题（Reid，1992：2）。一旦服务对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他就能根据自己的要求主动提出具体的行动任务，这样的行动任务往往比社会工作者分析认定得更实际、更有针对性（Reid，1992：4）。
任务中心模式的行动任务也可以聚焦在问题场景的改变上（Reid，1996：631）。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服务对象的问题常常涉及多个不同的系统，因此行动任务就需要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不仅焦点问题的改变可以影响问题场景的变化，同样，问题场景的变化也可以影响焦点问题的解决，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id，1992：42）。不过，任务中心模式认为，虽然问题场景的改变有多种途径和方式，既可以通过直接克服焦点问题来实现，也可以借助消除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障碍来达成，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焦点问题的改变是行动任务首先需要关注的，只有明确了焦点问题的改变目标，场景改变的目标和方式才能确定下来（Reid，1996：623-624）。
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把行动任务的目标指向焦点问题的解决，是因为除了保证行动任务具有针对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即认为任务中心模式的终极目标是帮助服务对象增能，提高服务对象设计和实施有效解决问题的行动任务的能力。因此，任务中心模式推崇自我指导的方式，由服务对象自己指导解决问题的活动，如果行动任务主要是由社会工作者设计的，就需要留给服务对象充分的空间，让服务对象自己决定怎样实施，或者逐步引导服务对象，让服务对象渐渐拥有更大的设计和实施行动任务的权力。任务中心模式强调，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制定行动任务，都需要让服务对象了解行动任务的目标以及它对解决问题发挥的作用，因为焦点问题只有通过服务对象自己的行动尝试才能解决（Reid，1992：38）。
根据行动任务在解决焦点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任务中心模式将行动任务分为三类：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client external tasks）、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内行动任务（session tasks）和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practitioner tasks）。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是直接针对焦点问题在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开展的改变活动；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内行动任务则是为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做准备的，为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提供必要的补充和支持；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是由社会工作者在服务面谈外针对问题场景开展的服务活动，目的是创造有利于焦点问题解决的外部环境（Reid，1992：36）。
就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而言，在不同的服务模式中有不同的称谓和要求，如家庭作业（homework）、行为任务（behavioral assignments）和指令（directives）等，这些不同的行动任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注重把服务面谈内的改变效果延伸到服务面谈外，但服务工作的重点仍旧在服务面谈内，像家庭作业就是这种服务策略的代表；另一类强调服务提供者的指导作用，要求服务对象根据服务提供者所确定的任务进行练习，如行为任务和指令就是依据这样的服务策略制定的。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它所要求的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与以往的服务模式存在根本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任务中心模式所说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不是由社会工作者制定的，而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协商的结果，依据的是服务对象的改变要求；第二，任务中心模式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不是为了延伸服务面谈的效果，而是为了促进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改变，体现了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为本的服务理念和策略（Reid，1992：37）。任务中心模式还对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认为从希望实现的目标来看，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主要包括问题评估的任务、认知改变的任务、行为改变的任务和环境改变的任务四个方面；就任务参与的状况而言，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有个人独立完成的任务、两人或者多人共享的任务（shared tasks），以及两人或者多人交互影响的任务（reciprocal tasks）三种形式；从任务指向来说，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又可分为以直接消除问题为指向的直接任务（straightforward tasks）和以运用服务对象反向改变动力的矛盾任务（paradoxical tasks）两种类型（Reid，1992：46-50）。
关于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内行动任务，任务中心模式有自己的安排，认为它也是整个服务模式的行动任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当前来求助的服务对象不止一人时，服务对象之间通过面对面的讨论和交流做出解决问题的共同决定就成为服务面谈内的重要任务。实际上，社会工作的服务面谈场所并不一定就是服务机构的辅导室，有时可能就在服务对象问题发生的日常生活中，如服务对象的家中、学校或者社区等。即使在服务机构的辅导室内，社会工作者也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等手段让服务对象身处问题的实际困境中，学习新的有效的行为和技巧（Reid，1992：50）。为了明确服务对象的服务面谈内行动任务，任务中心模式还根据行动任务的作用将它分为七个方面：增进问题评估的行动任务、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任务、规划服务面谈外行动的行动任务、增进情感交流的行动任务、提升意识的行动任务、技能训练的行动任务以及减轻压力和焦虑的行动任务（Reid，1992：51-53）。
除了服务对象需要完成的服务面谈内和面谈外的行动任务之外，任务中心模式还设计了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Reid，1992：53）。虽然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是由社会工作者在服务面谈外完成的，但它的规划和设计仍需要放在服务面谈内由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一起讨论决定，而且每一次的实施情况也需要在服务面谈内进行回顾和总结（Reid，1992：53-54）。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也是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延伸社会工作者介入环境因素的有效方式，它同时也为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提供相互合作的机会。就任务的形式而言，任务中心模式认为，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又可分为促进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行动任务（facilitating practitioner tasks）和替代服务对象协调环境资源的行动任务（independent practitioner tasks）（Reid，1992：5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任务中心模式的行动任务包括服务对象在服务面谈内和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等几个不同方面，不仅内容多、范围广，而且可能同时涉及多个服务的提供者，因此任务中心模式推崇运用个案管理的方式推进行动任务的实施，以加强不同行动任务之间以及不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衔接（Reid，1996：633）。
（三）简要结构式服务计划
明确了焦点问题和行动任务之后，社会工作者还需要与服务对象一起制订服务计划。与以往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不同，任务中心模式在服务计划的制订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要求，既关注服务计划的结构性，又强调服务计划的灵活性。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一项有效的服务计划除了需要包括明确的焦点问题、服务目标、服务类型和时间以及清晰可行的行动任务之外，同时还需要保证行动任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能够帮助服务对象克服焦点问题，实现预定的目标。因此，任务中心模式要求在每一次服务面谈开始时都要回顾和评估行动任务的实施情况以及焦点问题的改变状况，以便调整现有的服务计划，制定更有效的行动任务以回应焦点问题的要求（Reid，1996：621）。
任务中心模式并不深究服务对象问题的历史根源或者心理的深层结构，而是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问题的现实状况，包括妨碍问题解决的障碍和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资源（Reid，1996：620-621）。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服务对象之所以遭遇问题，是因为在应对问题过程中出现某个或者某些困难，一旦外部环境的压力减轻，而且服务对象运用资源的能力得到提高，问题的困扰就会减轻，相应地，服务对象的改变动力也会减弱。因此，任务中心模式强调，服务计划必须简要，有明确的起点、终点和时间限制，以便将服务对象的注意力集中在焦点问题的解决上，调动服务对象的改变动力，帮助服务对象获得最佳的服务效果（Reid，1996：620）。一般而言，任务中心模式的服务少则6次，为期一个半月；多则12次，为期三个月（Reid，1996：618）。明确限定服务的时间，并不意味着任务中心模式服务计划的时间长短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它也可以根据服务目标的实现状况做出调整（Reid，1992：5）。尽管具体的服务时间长短不一，但任务中心模式推崇短期的简要服务，尽可能减少服务的成本，避免因长期服务带来的复杂的合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服务模式实施的一开始服务对象就能够明确了解服务改变的目标，最充分地挖掘自身拥有的改变动力（Doel，2002：195-196）。
任务中心模式服务计划制订的另一个要求就是结构性，即任何一项服务介入活动，包括服务对象服务面谈内的和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都需要整合起来，形成有内在关联的系列服务（Reid，1996：618）。相应地，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就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及时了解服务活动开展的状况，分析服务活动所处的阶段以及使用的方法，并且预测下一阶段服务活动的重点等，让各项服务活动有序地衔接起来（Doel，2002：196）。任务中心模式所说的服务计划的结构性还有另一层内涵，即服务计划的实施和调整需要遵循结构式的安排和要求。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行动任务明确之后，服务计划的制订工作并没有结束，接着社会工作者还需要与服务对象一起设计行动任务实施的具体方案，激发服务对象的改变动机，预先排演行动任务的实施过程，并且在每一次面谈开始阶段回顾和评估行动任务的执行情况，重新调整和设计服务计划。这样，经过每一次服务面谈内的计划制订以及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实施过程，服务计划得到不断的完善，能够指导服务对象逐渐接近和实现服务目标（Reid，1996：621）。
尽管服务计划的实施和调整有结构性的要求，但是任务中心模式仍然强调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是直线式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而且每一次服务面谈都是独特的经历（Doel，1994：23）。因此，任务中心模式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坚持服务计划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同时，还希望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活动中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在服务活动受阻、服务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社会工作者的反思和调整能力就成为推动服务活动进一步往前走的关键（Howe，2009：81）。
（四）三阶段服务
根据服务活动过程中面临的不同任务，任务中心模式将社会工作服务分为三个基本阶段，虽然不同的学者在具体阶段的划分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同这三个基本阶段的划分，即开始阶段（the initial phase）、中间阶段（the middle phase）和结束阶段（the terminal phase）（Reid，1992：5）。开始阶段通常只有一次到两次的服务面谈。在这一两次面谈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和服务对象一起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探索服务对象认可的焦点问题和问题场景，编制内容涵盖焦点问题、服务目标、服务方式和时间限制的服务合约，以及设计服务对象（有时也包括社会工作者）首次需要完成的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Reid，1992：6）。显然，在服务介入的开始阶段，任务中心模式已经将服务对象服务面谈内的行动任务和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和设计，而且通过服务面谈外行动任务的布置把服务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服务面谈外。这样，社会工作的服务活动就能够与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在中间阶段，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回顾问题的变化情况和行动任务的完成状况、确认和解决行动任务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聚焦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服务面谈内的行动任务（如果出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服务对象），以及再次制定服务对象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Reid，1992：6）。仔细体会中间阶段的服务面谈任务可以发现，任务中心模式不仅通过布置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将社会工作服务从服务面谈内延伸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借助回顾服务面谈外的行动任务把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改变带回到服务面谈内，每一次服务面谈都能够承接服务对象上一次改变的成果，同时又为服务对象下一次改变做好准备。这样，面谈内的服务与面谈外的改变没有了静态视角下的主次之分，而是作为相互关联、不断转换的不同服务环节（Reid，1992：6-7）。当然，就服务的理念而言，任务中心模式把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改变作为衡量服务是否有成效的关键，而服务面谈是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有力的支持（Reid，1992：7）。
任务中心模式的结束阶段通常只安排一次服务面谈，它的主要任务包括：回顾焦点问题和问题场景的改变情况、确认服务对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效策略，以及讨论服务对象如何运用这些有效的策略解决遗留的问题（Reid，1992：6）。显然，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帮助服务对象的核心是提高服务对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服务对象在服务活动结束之后也能够继续运用在服务活动过程中所学的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任务中心模式在服务活动的结束阶段只安排了一次服务面谈，但是服务对象的独立意识并不是在最后一次服务面谈中树立的。实际上，任务中心模式从服务的一开始就通过服务时间限制的设定以及每一次服务面谈开始阶段的回顾和讨论，让服务对象在整个服务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都能够意识到服务活动结束的时间，逐渐培养服务对象独立解决问题的意识（Reid，1992：7）。
（五）发展为本的合作关系
任务中心模式非常重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作关系，把它视为成功开展服务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帮助服务对象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有效手段，是为服务对象创造一种宽松的服务氛围，让服务对象在其中体验到被人接纳、尊重和理解的感受。这样，服务对象的改变动力才能被调动起来。不过，任务中心模式对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辅导关系的理解并不局限于此，认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基础是社会工作者把自己定位于协助者的角色，即在整个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尊重服务对象自我管理的权利，让服务对象自己明了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社会工作者只是提供一种支持和鼓励，帮助服务对象更好地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服务对象需要多少帮助，社会工作者就提供多少帮助，但是，不论社会工作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他的目的是提高服务对象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在整个社会工作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让服务对象自己决定需要什么，帮助服务对象学会针对焦点问题制定和调整行动任务，并且跟随行动任务的展开提供必要的信息反馈、技能训练、信念调整以及环境改善等不同方面的服务，以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行动的能力，促进服务对象的发展（Reid，1996：623）。
尽管像鼓励、忠告、角色扮演和探索等服务技巧的使用对服务对象的改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就服务策略层面而言，任务中心模式认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作关系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共同参与，即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一起参与问题解决的过程（Reid，1996：624）。例如，在最初的服务面谈中，虽然工作的重点是了解和明确服务对象的要求，但是社会工作者可以就服务对象没有意识到的困难和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帮助服务对象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要求。也就是说，焦点问题的确定并不是服务对象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共同协商和探讨的过程。在问题场景的探索过程中更是如此，问题解决中的阻碍和资源因素的确定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的设计等，都离不开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的共同参与（Reid，1996：625）。不过，在行动任务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中，时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服务对象的意见没有得到他人的关注和重视，社会工作者成了服务活动的主导（Howe，2009：81）。特别是当服务对象保持沉默或者没有公开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时，社会工作者很容易把自己认为的服务对象的需要错当成服务对象的需要。实际上，服务对象的沉默很多时候是由于不理解社会工作者所说的意思，服务对象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并不表明服务对象一定认同社会工作者的看法（Reid，1992：60）。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对服务对象保持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服务对象的焦点问题和问题困境的行动要求不明确的时候，让服务对象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非常重要（Reid，1996：627）。任务中心模式强调，无论是在焦点问题的探询还是结论的总结过程中，服务对象的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工作者所要做的不是将行动任务分派给服务对象，而是与服务对象在焦点问题的确认和解决过程中达成一致的理解（Reid，1992：27）。
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这种既关心又合作的服务关系，不仅是为了让服务对象参与问题的解决，提高服务介入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发掘服务对象的潜力，提升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Reid，1996：618）。任务中心模式在总结自己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时指出，当服务对象来到社会服务机构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时，通常无法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服务对象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只不过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处于潜伏的状态，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将它激发出来，激发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恰恰是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的重要责任（Reid，1996：622）。尽管评估服务对象的局限也是服务活动开展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是任务中心模式认为，重点需要放在服务对象的优势、能力和资源的发掘上，让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规划和实施解决自己问题的行动任务（Reid，1996：624）。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这样安排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因为它假设：服务对象是自己生活的专家，即使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问题，他也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恰恰是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的合作过程中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也是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服务对象重点探索和挖掘的（Howe，2009：78-79）。任务中心模式发现，一旦服务对象开始运用自己的能力有效解决面临的问题时，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不断推动服务对象持续运用自身的能力解决问题。因此，帮助服务对象的最有效方式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有规划的、渐进式的服务，让服务对象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在社会工作者支持下不断成功解决面临的问题，学习问题解决的具体技巧；而社会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指导者和咨询者的角色，帮助服务对象最充分地运用自身拥有的能力（Reid，1996：622、624）。
任务中心模式在服务策略的设计中还特别关注服务对象处理外部环境和运用环境资源能力的提升。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服务对象的这种能力越强，他就越能够有效地完成行动任务，承担问题解决的责任（Reid，1992：255）。在这样的服务策略指导下，任务中心模式认为，增强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social support networks）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它不仅能够帮助服务对象直接解决面临的焦点问题，而且能够提高服务对象长期抵御和应对问题的能力（Reid，1992：267）。不过，任务中心模式强调，在加强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时，工作重点还是在提升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上，而且针对服务的目标，服务对象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也要有所侧重，如家庭成员和好朋友的社会支持比较适合私人问题的解决，而邻里和同事的帮助比较适合日常事务的处理（Reid，1992：269）。任务中心模式发现，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与服务对象已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状况直接相关，通常包括三种方式：加强已有社会支持网络的服务提供、增强已有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回应能力以及扩展已有的社会支持网络（Reid，1992：268）。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服务对象采用哪种方式加强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工作者首先需要了解服务对象为什么不寻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而求助于社会工作者，因为帮助服务对象克服社会支持网络寻求中的困难是加强社会支持网络的第一步（Reid，1992：269）。
三 任务中心模式服务技巧的基本逻辑
通过焦点问题的确定和行动任务的规划，社会工作者就可以和服务对象一起制订一份简要的结构式服务计划，并且将这一服务计划通过三个阶段的服务逐步实施出来。当然，在整个服务活动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还需要与服务对象建立和维持一种以服务对象发展为本的合作关系，最充分地挖掘服务对象的潜力，提升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Reid，1992：3）。显然，在任务中心模式的逻辑框架中，行动任务的确定和规划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推动服务对象采取具体行动解决焦点问题的着力点，也是挖掘服务对象潜力和提升服务对象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就服务过程而言，正是通过行动任务的规划、实施、评估、再规划这样的循环过程，社会工作者才能帮助服务对象克服面临的焦点问题（Reid，1992：6）。为保证行动任务的顺利实施，任务中心模式还专门设计了两个方面的服务技巧：行动任务的规划和障碍的消除（Reid，1992：4-5）。
（一）行动任务的规划
行动任务规划的第一步是提出新的想法，并由此设计可以实际操作的行动任务。这样的想法既可以由社会工作者首先提出，也可以由服务对象首先提出，但都需要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一起讨论。通常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会要求服务对象回顾以前遇到这样或者类似的问题时所做的努力，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转化为具体行动任务的新想法（Reid，1992：57）。任务中心模式认为，行动任务的制定固然需要依据服务对象的改变要求，但同时还需要关注它的可行性，特别对于首次的行动任务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是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所做的最初尝试，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服务活动的展开。因此，任务中心模式建议，首次行动任务最好是一种微小的改变（a small one），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效性，即能够带来问题的改变；二是低风险性，即能够降低失败的危险。在确定了首次行动任务之后，社会工作者还要根据服务对象的能力做某种调整（Reid，1992：58）。显然，这样设计行动任务的思路已超出问题的分析，包含两个基本元素：问题解决和能力挖掘。
确定了行动任务之后，行动任务规划就面临第二项任务：激发改变动机。任务中心模式认为，服务对象的改变动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改变的愿望（incentive）和行动任务的解释（rational）。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服务对象之所以遇到问题，是因为某个或者某些要求没有实现，因此，行动任务的规划需要依据服务对象那些没有满足的要求，这样才能调动服务对象的改变愿望。任务中心模式发现，在实际服务中服务对象的问题通常无法一下子解决，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任务的规划和实施逐步改善，这样就会让社会工作者面临一项任务：帮助服务对象了解行动任务的实施与满足要求之间的关联（Reid，1992：58）。一旦服务对象通过行动任务的尝试看到了自己的改变，这样的成功又会转化为服务对象进一步改变的动力（Reid，1992：59）。任务中心模式还将行为学习理论的效果预期（efficacy expectation）概念运用到行动任务的规划中，强调服务对象对行动任务的参与和他对行动结果的预期直接相关，效果预期越高，参与的动力就越强（Bandura，1982）。值得注意的是，任务中心模式在激发服务对象的改变动机时，已经融入了行为心理学和自我心理学的内容，不仅关注服务对象内心没有实现的要求，而且关注服务对象的认知，包括对行动任务的解释、对服务效果的预期以及对实际改变效果的认识等不同方面（Reid，1992：59-60）。
一旦服务对象的改变动机被激发出来，行动任务的操作化就会成为行动任务规划的主要工作。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行动任务的操作化不仅是为服务对象实施行动任务做准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关注和规划行动任务的具体细节为服务对象提供练习的机会，帮助服务对象学习如何在问题面前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法和途径，提高服务对象的行动能力。显然，在任务中心模式的行动任务规划背后存在这样的假设：知道并不等于会做，服务对象只有通过行动任务具体细节的探讨才能了解怎样做（Reid，1992：60）。至于服务对象在行动任务操作化过程中到底承担多少规划的责任，这完全取决于服务活动的进程以及服务对象能力的挖掘和运用的状况。任务中心模式强调，不管服务对象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服务活动，社会工作者都需要给予服务对象必要的指导，帮助服务对象明确了解行动任务可以怎样实施；同时，社会工作者还需要为服务对象提供足够的发挥空间，让服务对象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对行动任务做出调整（Reid，1992：61）。
为了降低行动任务实施的风险，任务中心模式认为，伴随行动任务的操作化，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探索行动任务实施的预期障碍（Reid，1992：61）。这样的探索不仅能够帮助服务对象预料到行动任务实施可能面临的困难，做好实施前的准备，而且能够帮助服务对象根据行动任务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障碍调整行动任务，让行动任务更加符合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Reid，1996：628）。任务中心模式发现，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直接提问的方式帮助服务对象发现行动任务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如运用“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怎样”的句式询问服务对象，促使服务对象关注行动任务规划中存在的潜在风险（Reid，1992：61），或者社会工作者直接要求服务对象在将行动任务操作化的过程中思考可能遭遇的失败（Reid，1996：628）。通常情况下，行动任务的规划都会涉及服务对象过往解决问题的经历，对这些经历的重新审视并且找到其中受挫的原因，也是帮助服务对象寻找行动任务预期障碍的有效方法（Reid，1992：62）。根据行动任务预期障碍从低到高的困难程度，任务中心模式提出相应的四种常见的解决方法：①直接克服这些障碍；②根据障碍调整行动任务；③寻找更容易实施的可替代的行动任务；④重新评估行动任务和焦点问题设计的合理性（Reid，1992：62-63）。显然，任务中心模式在行动任务的规划和调整中特别注重个人认知因素发挥的作用。
任务中心模式还在行动任务规划中融入了行为学习的原理，它假设，如果服务对象在正式实施之前事先尝试行动任务，那么这项行动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就能够增加（Reid，1992：63）。因此，任务中心模式把模仿学习和指导的实践（guided practice）作为行动任务规划过程中的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以提高服务对象的行动能力（Reid，1996：628）。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模仿学习是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下通过角色扮演或者预演等手段预先尝试行动任务，虽然它不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但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规划接近实际生活。任务中心模式强调，通过模仿学习这个过程，服务对象不仅可以获得实际练习的机会，而且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行动的，从而根据行动的效果调整行动任务（Reid，1992：64）。如果服务面谈的场景安排在服务对象的家里、学校或者社区等服务对象遇到实际困难的日常生活环境中，社会工作者就可以运用指导实践的方式直接指导服务对象尝试那些可以实施的行动任务，并且鼓励服务对象总结尝试的经验，提高服务对象在服务面谈外实施行动任务的能力（Reid，1996：628）。
行动任务规划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总结行动任务的要点，帮助服务对象清晰了解行动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做法。这项任务通常是在服务面谈结束前完成了上面所说的所有行动任务规划工作之后开展的，它除了帮助服务对象再一次明确行动任务的要求之外，同时也向服务对象传递社会工作者的希望。特别是当行动任务比较复杂，或者服务对象是儿童等特殊人群时，行动任务的总结就显得非常重要。任务中心模式甚至提出了让服务对象把行动任务记录下来的方法，以加强服务对象对行动任务的理解（Reid，1992：65）。
仔细分析行动任务规划就可以发现，从行动任务想法的提出到改变动机的激发再到行动任务的操作化、实施障碍的预期、行动任务的尝试以及最后阶段的行动任务的总结，背后有一条清晰的思路：问题的解决。正是因为如此，任务中心模式把任务视为问题解决的行动，注重目标的明确性和计划的操作性以及个人理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动机只是帮助服务对象充分运用理性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条件（Reid，1992：3）。可见，任务中心模式是问题解决模式的延续和扩展。
（二）障碍的消除
在任务中心模式的逻辑框架中，障碍和行动任务的规划以及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虽然阻碍问题的解决，但本身就构成问题解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就是服务对象希望解决的焦点问题，如服务对象缺乏社会技能或者社会资源等，这些问题很容易成为服务工作的焦点（Reid，1992：73）。就影响服务对象解决问题的来源而言，通常有两种障碍：一种来自服务对象自身，可以称之为内部障碍（Reid，1992：74-80）；另一种来自服务对象的外部环境，可以称之为外部障碍（Reid，1992：91-92）。在内部障碍中，社会工作者经常遇到的是服务对象的动机冲突和动机不足的现象。任务中心模式发现，虽然有时服务对象明确表达了愿意尝试某种行动任务的要求，但实际上却找各种理由推脱不去尝试，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表明，在服务对象的内心存在两种或者多种相互冲突的动机，除了服务对象愿意尝试行动任务之外，内心还隐藏着与此要求不同的动机，这样的动机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消除这种动机冲突障碍的方法有几种，社会工作者既可以直接协助服务对象找到解决动机冲突的方法，也可以让服务对象列举出每项选择的利弊，或者要求服务对象设想每项选择可能出现的结果，从中找到最佳的行动任务安排（Reid，1992：74）。如果服务对象在实施行动任务过程中表现出记不起要求、拖延时间或者不尽力等现象，这表明服务对象可能面临改变动机不足的障碍。通常情况下，服务对象在行动任务执行中经历了失败或者改变要求变化之后，他的改变动机就会减弱。面对这样的处境，任务中心模式常常使用的应对方法是调整行动任务的目标，让行动任务能够符合服务对象的改变要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Reid，1992：75）。
任务中心模式认为，在服务对象动机冲突和动机不足的背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障碍，就是信仰系统的障碍，这种障碍也同时影响服务对象的改变动机。任务中心模式之所以关注信仰系统的障碍，是因为它在服务对象的行动任务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id，1992：76）。除了通常所说的服务对象对周围环境、他人和自己的看法以及行动效果预期是信仰价值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外，任务中心模式强调，错误的认知信息加工也是导致不可忽视的信仰价值系统障碍的因素，常见的有：过分武断的总结（arbitrary inference）、有选择的概括（selective abstraction）、过分概括化的理解（overgeneralization）、不实的评价（magnification and minimization）、个人化的解释（personalization）以及非此即彼的推论（absolutistic dichotomous thinking）等（Reid，1992：79-80）。此外，任务中心模式还把服务对象对问题的成因和责任人的看法也作为信仰价值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在任务中心模式看来，对问题成因和责任人的错误理解将直接阻碍服务对象行动任务的实施（Reid，1992：81）。从内部障碍因素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任务中心模式吸收了认知心理学的原理和知识（Doherty，1981a，1981b），把它们与行为心理学结合起来，一起融入问题解决这个整体的逻辑框架中（Reid，1992：78）。
外部障碍也是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在行动任务实施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它是服务对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困难。任务中心模式强调，从系统视角来看，就像服务对象受到外部系统的影响一样，内部障碍也受到外部障碍的影响（Reid，1992：91）。任务中心模式将外部障碍的来源概括为四个方面：重要他人、社会服务机构、邻里和社区以及外部物理环境（Reid，1992：92）。相应地，任务中心模式根据工作重点的不同设计了三种常见的处理外部障碍的方法：扩展介入系统（expanding the intervention system）、给服务对象增能（empowering the client）以及独立实施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doing independent practitioner tasks）（Reid，1992：91）。扩展介入系统是针对产生外部障碍的重要他人设计的，目的是邀请这些重要他人参与服务活动，改变他们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对立关系；与扩展介入系统不同，给服务对象增能则是直接以服务对象为工作重点，帮助服务对象提高应对外部障碍和运用外部资源的能力；独立实施社会工作者的行动任务则是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面谈外独立开展服务活动，为服务对象行动任务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环境支持（Reid，1992：91-93）。从障碍的发现、确定以及应对方法的设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任务中心模式始终围绕服务对象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并且根据系统视角的要求从服务对象自身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着手开展服务活动。任务中心模式甚至认为，为了提高服务活动的整合性和服务成效，社会工作者可以同时从服务对象自身和外部环境入手，将两个方面的介入活动紧密联结起来（Reid，1992：93）。
行动任务的规划和障碍的消除作为任务中心模式专门设计的服务技巧，是为了帮助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顺利制定和实施行动任务。行动任务的制定和实施虽然在任务中心模式的逻辑框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只是整个服务介入活动中的一环，需要以服务对象明确认可的焦点问题为目标，同时还需要借助简要的结构式服务计划以及以服务对象发展为本的合作关系，才能得以实现（Reid，1992：3）。因此，任务中心模式是一种以问题解决为基本逻辑框架的、短期的结构式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