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宿白先生

宿白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同时也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大的一位先生。

宿先生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成就者，也是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1950年代，由他主持的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以及根据此次发掘的考古资料撰写出版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1957年），颠覆了学术界对考古报告的认识，除了体现出考古报告应有的实证功夫之外，还展现了浓郁的学术气息和人文精神，在考古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白沙宋墓》作为考古报告的典范，尽管已出版六十余年，至今仍在学界有重要影响。

只要看看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就知道宿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了。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三座墓葬。自1951年起，宿白先生带队对这一墓葬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考古报告也由宿白先生主持编写，题目就叫“白沙宋墓”。在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中，白沙宋墓是保存较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宿白先生当时才三十岁出头，就写出了这部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我第一次读《白沙宋墓》，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密密麻麻的注释，涉及宋史，包括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习俗等，注释的字数甚至超过了正文。宿白先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文献功底，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第一手考古资料相结合，对白沙宋墓的年代、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生动地刻画了宋人的生活图景。

宿白先生总是对我们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对于宿白先生的智慧、才华和博学，我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段时间他曾到文史哲各个系听课，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历史系冯承钧先生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中文系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他都一一听过。因为宿白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他转向考古之后特别重视文献。他还研究版本目录学，在古籍版本目录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在他看来，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人，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也应精通历史文献，考古的学生应具备史学和文献学的基本功。

宿白先生自己的历史文献功夫有口皆碑。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善本书籍时，从缪荃孙的国子监抄《永乐大典》天字韵所收《析津志》八卷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的碑文，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没有深厚的文献功力，是不可能发现并确定这篇文献的重要价值的。他所撰写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年撰写，1956年发表），是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力作，也是他本人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开启了他个人的石窟寺研究。

后来根据《金碑》记述与实地考察，宿白先生写成《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在此以前，有日本学者一直关注云冈的问题，宿先生对日本学者的分期方法提出了质疑。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对宿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宿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后来，宿先生又发表文章，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对《金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长广敏雄也不得不承认宿白先生的分期论。

我后来从事的专业是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学是由宿白先生开启的一个中国佛教考古学的研究分支。自1950年代以来，他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对全国各地的石窟寺做全面系统的实地勘测和记录，特别着力于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考古。

宿先生多才多艺。由于考古课程需要给学生提供考古实物的图像资料，那时的老师上课没有PPT，宿白先生备课时就在讲义上亲自画图，讲课时也当场在黑板上画图。无论是古建筑结构，还是天王、力士塑像，他都能信手拈来，画得惟妙惟肖，令同学们赞叹不已。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先生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发现西藏的很多寺庙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回来后，他就开始整理当年的材料，亲手绘制了好多插图，给未来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参考图像。宿白先生的绘画功力来自他的素描功底。绘图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所以宿白先生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在现场绘图记录遗迹和遗物的技能。

对于从事考古研究的人来说，一生有没有可以录入考古史的重大发现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留下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考古报告。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就是对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和遗物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记录。

然而，我愧对先生的是，我原本应该完成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没有完成，直到2010年，我才做出了莫高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石窟寺考古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莫高窟的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得力的团队，而我当时所在的研究所一度人员匮乏，加之时代的特殊原因，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当然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自己还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报告该怎么做。但我知道这项工作迟早都要做，而且必须完成，还要完成得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0世纪80年代，宿白先生（右二）考察莫高窟，左二为樊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