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博闻广识，他给我们开设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苏先生为人谦和热情，他是那种一看就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如沐春风的人。他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他毕生从事考古学研究，培养了许多考古学的人才，取得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就。
苏先生曾参与主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考古训练班，参加、主持和领导过许多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比如1930年代他参加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这是我国考古学初期的一项重要发掘工程。1950年代他曾经协助夏鼐、郭宝钧主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进行的辉县发掘，亲自发掘结构复杂的固围村2号战国大墓。他亲自主持西安附近考古调查，首次辨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并判定其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他还曾主持洛阳附近考古发掘，勘查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
苏先生非常朴素，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他的哥哥苏秉璋是华北地区开纺织厂的有名的实业家，苏家在西安还有家族的棉纺厂。据说就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苏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让他非常信任的好友从宝鸡到西安，向自己的哥哥苏秉璋筹款。信送到后，苏秉璋就立刻准备了五百现大洋，让来人带回了宝鸡。但是对于自筹经费用于考古发掘的事情，苏先生自己只字不提。苏秉琦先生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一个读书、考古、埋头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提及自己的家事和背景。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他所在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一度经费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当时的一些研究所人员将重要的研究资料秘密装箱转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后来又统一运往昆明。这批资料包括斗鸡台发掘的全部田野记录、图纸、稿件、卡片和照片；还有关于北平庙宇的调查资料以及响堂山石窟寺的调查资料，包括大量文字记录、测绘图、照片和拓片。他后来在昆明的研究工作，就是根据这批资料，集中编写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在1948年出版，大16开本，正文289页，约20万字，100多幅插图。这部考古报告及后来苏先生撰写的《瓦鬲的研究》，都成了考古学的基本文献。
据说苏秉琦先生有一个“绝活”：闭着眼睛摸陶片，摸得特别准。他在考古发掘现场，反复强调做考古的人要亲手摸陶片，这给学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太神奇了。摸陶片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陶器有很深的研究，摸了一辈子的陶片，看陶片的功夫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牛河梁发现五千年前的玉猪龙之后，有一个当地文化馆的负责人想起从前出土的一件玉器，就取出来请他鉴定。苏先生摸过后，判定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碧玉龙。这种功夫都是长年在野外考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考古一定要有野外实践的经验，考古的功夫不是光躲在书斋里做学问就可以练成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考察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兴城遗址、姜女石秦宫遗址，他还多次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察，为这一震惊中外的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苏秉琦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苏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他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谱系研究，论述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六大文化区系。中国的现代文明在他看来，是融合六大区系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的结果。他通过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他的“多元一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多源一统论”，即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古国、方国、帝国”的学术理论，对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也是具有指导性的系统理论著作。
苏先生始终认为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由此，考古研究才能上升为历史研究。他认为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对中华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他曾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说：
苏秉琦先生主持北大考古专业工作历时三十年，直接参与和领导了考古专业的创建，从无到有，建设起了一套完整的考古教学计划。苏先生有非常敏锐的科学头脑，思考问题总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还能够抓住重点，所以每次听他讲课都能给学生们莫大的启示。苏秉琦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他非常乐于帮助他人排忧解难，为人光明磊落、可亲可敬。
这位考古大家的遗嘱是回归自然，他希望自己的骨灰撒在渤海湾。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