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我的共和国六十年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花甲。我比共和国小三岁，年近花甲。同是花甲，共和国显得那么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正可谓年轻的共和国。而作为她的一个公民、作为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年轻了。差不多相伴走过一个甲子，而结果竟如此不同。因此，在满怀欣喜庆贺她六十华诞的同时，心底又隐约沁出一丝岁月催人的伤感和悲凉。这是年龄上之于我的共和国六十年。

即使这样，我也必须感谢共和国。据传林姓乃殷商重臣比干之后，历代不乏俊杰，尤以近现代英才辈出。或呼啸疆场，或睥睨文坛，或名重一时，或富甲一方。遗憾的是，我的直系长辈尽皆与此无缘。清末从山东闯往关东，虽曾一度发家致富，但因遭遇“胡子”打劫，到一九四九年已无像样家财。因此，共和国的建立带给这一家族的，机遇远远多于损失。依我父亲的说法，如果我不生在新中国，念完三年私塾还不照样搬土疙瘩！自然，作为假设，倘我祖父或父亲移民美利坚，我像奥巴马那样弄个美国总统当当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那种可能性毕竟太小太小了。何况说实话，我不认为当美国总统比现在的我幸福多少。既然我对现在的我心满意足，那么我就应该感谢造就现在的我的共和国。

感谢之余，有话要说。如果把共和国六十年大致分为两个三十年，那么可以说，前三十年一步步走向痛苦与灾难，后三十年一阶阶迈向光荣与梦想。前者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尤以“文革”不堪回首，但是必须回首。因为“文革”十年，正值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最脆弱、最敏感和最需要学习的十年。漠视或刻意回避不是意味虚伪就是出于谋算。

每当我为此闭上眼睛的时候，黑暗中首先浮现出来的是那堆火光：焚书的火光。我自小喜爱看书，那是我唯一的爱好，也是贫苦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几乎没有哪种感情能超过我对书的喜爱，每一本书我都找一张纸小心包上封皮，翻看时从不折页。还不断从书中摘抄漂亮句子。一九六五年上初中，转年夏天即爆发“文革”，学校随即停课。一天我戴着“红卫兵”袖章上街游行，发现火车站前有一大堆火，人们正把一本本书投向火中。书越投越快，火越烧越旺。一个山村小镇能搞到的书是极其有限的，而此刻竟搞来这么多当柴烧！我惊呆了。怔怔注视片刻，而后默默走开。现在我知道，我们的民族就是从那一刻起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语言，失去了历史，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家园。而当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失去了书，失去了用来摘抄漂亮句子的书。在一个最应该看书的年龄却失去了优美的书面语言。

接着浮现出来的是一块小黑板，挂在祖父脖子上的小黑板，上面写着“地主还乡团团长”等几个拙劣的白字，名字打了个大大的红“×”。祖父站在生产队大筒屋中间的马灯下接受人民公社社员的批判。批判当中，我的邻院好友——从县城高中回来的小伙子冷不防从我背后振臂高喊“打倒”我的祖父。我没有随他喊，也没有抗议，眼睁睁看着爷爷被人一下下按脖子……那是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初中“毕业”后上的第一堂“课”。我能说什么呢？那年我十六岁。我沉默了。默默在谷地里蹲在一群妇女后面薅草，默默尾随男社员割黄豆，默默跟拖拉机拉石头。十四岁的我失去了书面语言，十六岁的我失去了口头语言。

再往下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一九七二年四月间一个黄昏，从门前山坡那条小路回来的父亲兴冲冲举着那张红彤彤的通知书——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录取到吉林大学外文系日文专业学习，命运发生了戏剧性转折。三年零八个月上学期间，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批宋江、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伪满留日的日语老师——我因此恢复了话语，可是恢复的不是优美的书面语言不是日常性口头语言，而是“假大空”政治语言，即千篇一律的“文革”呓语。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自觉，但也还是感觉得到了话语同自身的游离以至割裂。也就是说，在由少年到青年整整十年宝贵时间里，前五年我几乎失语，不说话；后五年我基本呓语，说假话。

所幸共和国的脚步终于踏上了后三十年旅程。共和国开始说真话，我也才得以逐渐说真话，体味到说真话——用紧贴自己心灵的话语描述自己感受和思考的世界是何等痛快和美妙！当然，完全说真话有时候也不现实，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至少在动笔写文章、尤其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尽可能说真话，不说假话。经过黑色十年的我不仅知道说真话的来之不易，更知道不说真话的灾难性结果——“文革”发生的原因固然极其复杂，但几乎所有共和国公民的失语和呓语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就这点而言，是共和国公民的集体失语、集体呓语一度合力把共和国推向了深渊。这是话语上之于我的共和国，之于我的共和国六十年。

因此，说真话是一种反思，一种救赎，一种使命，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制衡力量。作为共和国领路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的名称就叫《求是》。实事求是。共和国长大了！

而我老了。谨以此文献给共和国六十岁生日，祝她更加“共和”，更加“求是”，更加年轻，更加繁荣昌盛！

（2009.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