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九七八……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一九六六，一九七八——我敢断言，作为共和国公民，没有哪一位不知晓这四组数字、这四个年份以及它们的含义、它们的象征、它们的色彩和重量。一九四九年我尚未出生，无从体验其光荣与梦想；一九五八年我还是孩童，不曾见证其泪水与苦难。但我亲身经历了一九六六和一九七八。前者如突起的狂飙，在初一时吹走了我的书桌和课本，吹断了我刚刚扬起的人生风帆；后者以其神奇的万有引力，改变了我这颗渺小行星的运行轨迹，让我从此迎向太阳璀璨的光环，开始了充实而多彩的三十年。

三十年，一九七八到二○○八。二○○八年的今天，我在青岛一所较为体面的大学里任教，人们称我为教授，称我为学者，称我为翻译家甚至作家。那么，三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呢？在广州，在广州一个航务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资料室做日文翻译。翻译的不是夏目漱石，不是芥川龙之介，不是川端康成，更不是大红大紫的村上春树，而是关于港口工程的技术资料。如码头的设计，如水泥的承重，如海水的腐蚀。我是一九七五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那样的翻译已经做了三年。

我自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即使在最无梦可做的黑色十年也悄悄做着绚丽而卑微的文学之梦，梦想突然有一天把写在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红色塑料皮日记本中的蹩脚小诗发表出来——如果它们摇身变成活生生的铅字齐刷刷出现在报纸或杂志上，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场景啊！我想我肯定因此激动得不省人事。毕业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弄到了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和秦牧的散文集《花城》，都是“文革”前出版的。书中南国海岸特有的菠萝椰子风光和满眼花坞的都市街景，让我这个在冰天雪地长大的乡间青年对广州那座香飘四季的花城产生了缥缈而真切的文学遐想。因此，毕业时分配到长春外事部门的我一再要求南下广州。结果，菠萝椰子风光掩护不了破败不堪的街边骑楼，满眼花坞变成了满目凄凉的小资料室。在我要翻译的码头设计图纸、水泥承重系数和海水化学成分面前，别说五彩缤纷的文学语言，就连普通的形容词都不允许用上一回。也就是说，我的文学特长几乎成了我工作的天敌，而工作所需要的数理化原理乃是我知识结构的死角。前面说了，我仅仅念到初一，数学只学到一元二次方程，物理刚刚入门，化学压根儿没学——就算学了和学完了，初中程度的数理化也不足以应付相关日语科技文献的翻译。不用说，我译得莫名其妙，工程师们看得莫名其妙，最后连我本人也好像莫名其妙起来。一九七六年在莫名其妙中过去了，一九七七年在愈发莫名其妙中流逝了。难道我的一生就要在这莫名其妙中度过、我的一生都要莫名其妙吗？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当然不甘心这样了此一生。一九七七年底，距我所在单位不远的中山大学筹建日语专业，我正好认识负责筹建的日语老师，我希望调过去，对方也正有此意。于是我找到单位负责人事的政治处主任。那是一位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女领导，现在我也必须承认，那位主任是平时对我不错的长辈。她认真看了我的调动申请报告，以听起来足够诚恳的语调对我说道：“港口建设要大干快上，国外技术要大量引进，中日交流要日益频繁，所以不能放你走，希望你能理解……”我当然不能理解，我向她诉说了我的种种莫名其妙，她其实也不希望我就那么莫名其妙下去。然而她就是莫名其妙地不肯放我。在当时，人事部门不放是任凭谁都无可奈何的事，那几乎等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我万念俱灰，在广州这样一个终年如夏的亚热带城市掉进了深深的黑黑的人生冰洞，在里面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一个劲儿瑟瑟发抖……

忽然，一道阳光“哗”一下子射进又深又黑的冰洞之中——一九七八！一九七八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收制度，我报了名。后来考上了，终于离开最不需要文学的港口工程资料，投奔恰恰需要文学的文学硕士课程。那是我人生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次死而复生。三载春秋流转，中日大块文章。孤灯冷月，风雨兼程。毕业后在大学文科讲授文学课，课余翻译文学作品，偶尔涂抹一点纯属自己的文字。一度为港口工程资料所不屑的文学情思文学语言忽一下子如满天星斗一般涌上脑海，继而洒满稿纸，洒满三尺讲台，洒满我的三十年人生旅程。是的，我的文字从此不再莫名其妙，而开始走进无数读者的心灵。我没有在那间小资料室里莫名其妙地终了此生。

而这一切都始于一九七八！感谢一九七八！

不仅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应该感谢一九七八。很难设想，一九七八年以前的中国会接受他和他的《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会允许他通过中文翻译这个媒介或者倾吐城市边缘人的孤独、寂寥和怅惘，或者诉求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灵魂的自由，抑或展示另一个世界的社会场景和生活情调。

换言之，假如没有一九七八所开启的万象更新万马奔腾的多彩岁月，我将无缘于文学，无缘于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村上春树将无缘于中国，他的《去中国的小船》绝无可能驶向中国“粲然生辉”的港湾和“绿接天际的草原”……

这就是一九七八，一个永远值得铭记和感谢的年份！

（200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