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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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妖術」說之源
——照相館發展之阻滯分析

照相似乎是妖術。咸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為能照相而家產被鄉下人搗毀的事情。(1)

這是魯迅先生在《論照相之類》中一段關於中國人對照相術認知的描寫,「妖術」似乎是早年中國各地民眾對攝影術的普遍認識。被譽為19世紀人類最重大的發明之一的攝影術,正式宣佈發明五年之後,中國人就開始在華夏大地上和照相機有了第一次的面對面接觸。(2)但相比西方照相館的迅速普及和攝影術被大眾普遍認知,中國照相館的發展要緩慢得多,這裏有中國經濟發展落後的客觀限制,但深層次的原因,則更值得我們進行系統地挖掘和探討。(1-2-1)

民間禁忌

照相術傳入之前,人們要想看自己的形象,除了通過反光的鏡子之類,只能通過畫像。但中國長期以來有一種不成文的習慣,也可以說影像禁忌,即不為生者畫像。在古代,除了為帝王賢臣、祖先畫像,以及少數文人雅士作小像或雅集圖外,在照相機普遍應用之前,人們對這種寫實類影像心存很多忌憚,原因何在呢?(1-2-2)

在傳統中國俗信中,人們很容易把靈魂具象化為影像,「以為人的影子既和人的身體相像又和人的身體相關。身體為陽,影像為陰,所以就覺得影子大約就是自己的靈魂,或者是與靈魂有關的屬於自己生命中重要的東西。人體中有靈魂才有影子的。鬼魂沒有影子。如果一個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那麼這個人就會失去生命。」(3)中國民間還普遍相信,如果要懲治某人,可以將他的畫像燒掉,或者戳破,這樣至少可以損傷他的靈魂,如果不是直接損害他的身體的話。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認為影像、畫像以及塑像和人本身一樣,都是人的靈魂的寓所,甚至這些影像、畫像以及塑像就是人本身。人們擔心畫像是對靈魂的捕捉,因此會引致通靈巫術的咒殺。

古代緝捕罪犯的時候,都是畫一張模擬畫像張貼在城門口和交通要道旁,以此辨認罪犯。同時,這樣的做法據說也含有先通過畫像攝住罪犯的靈魂,再緝拿真兇的意義。有些術士、巫師還可以根據圖像判斷出罪犯的去向,甚至可以控制罪犯,使其自投羅網。因此,廣大民眾看到畫像,第一個自然想到的是犯罪的人,所以很多中國人一般是不願意讓人畫下自己的肖像的。

人們還由陽光和燭光等投射的影子聯想到鏡子中的影像,就覺得鏡子中的影像也是自己的魂魄。中國文學名著《西遊記》《紅樓夢》以及許多民間傳說、民間故事中都有「魔鏡攝魂」的情節描寫。民間普通人也認為照鏡子不宜過多,「照鏡子越多,老得越快。因為照鏡子時,魂魄就會被攝去。這樣反覆地照來照去,魂魄是要勞神受損的,人體也會因之而受到損害。」(4)

湖北一帶孕婦室內忌張貼人物畫像,據說多看畫上的人會使孕婦腹中的胎兒和畫中人長得一樣。俗稱「換胎」。《清稗類抄》「鄂婦妊忌」篇云:「湖北婦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妊子,幾房中所有人物畫像,藏之棄之,或以針刺其目,云其目破不為患矣。」古人還普遍認為,生前畫像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敵人可以借助畫像來對自己進行攻擊。(5)古代的婦女,最害怕的也是畫像(包括自己的詩文書畫作品),擔心被傳出之後,引起他人的非分之想,有害聲名,因此不但自己不願畫,家人也反對。

照相術傳入後,它逼真的特性,比早期肖像畫有過之而無不及。純粹的黑白二色,在很多人眼裏是不吉利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把傳統影像禁忌中的習俗移植過來。早期照相機鏡頭被人們稱為「照相鏡」,早期使用的玻璃底版,也很容易讓人把它和鏡子聯繫在一起,使用它們拍攝、印製的照片,沒有幾個人會有好感。「更有一些人為照片沒有把全身都照進去而擔憂,以為沒有照上腿腳的相片會導致自己真的失去腿腳;沒有照上頭面及僅照上半個身子的照片就更犯忌諱,要也不敢要的。」(6)所以,即使人們接受攝影術後,在照相館拍照,必須要拍全身像,忌諱拍半身照、胸像或大頭照,亦是同樣道理。

咸豐年間,人們還傳說「一照便要背時,並且短命」。當與人有仇時,「亦有取其人之照像置壓者,其人受害,與壓八字同」。(7)那時幾乎無論在哪裏,照相機總被看作特別危險的東西,很多人說「這是白種人想把我們拐走,帶到不知是哪裏去,所剩下的我們,可就不完全是原來的我們了」,有時外國人在中國演示照相幻燈片的時候,老百姓就會想「可憐那些映出的人,口裏說:他們給我們照相,就是想這樣虐待我們呀!」也有人認為映幻燈是「竟把久已死了的人帶到陽間來」(8)

正是有着悠久的民俗文化傳統和深厚的民間信仰基礎的影像禁忌,當中國大眾看到逼真的攝影術,看到明晃晃的照相機鏡頭時,從心底害怕,擔心攝走靈魂,損傷元氣,或受到攻擊、虐待與名譽損害。即便完全免費,一般人也不敢拍照,何況,商業性的照相館都是收費的,並且價格不菲呢。

技術恐懼

在從前風氣閉塞的時代,對於不能理解的新奇東西,人們總是抱着疑畏的眼光。當時很多學會攝影術的人,為了防止別人搶自己的飯碗,對攝影的原理往往閉口不談,因此,人們對照相館器具和拍照、洗相等一列科技流程的無知和誤解,更加劇了這種對照相的恐懼和擔心。而且必定有閒人,故意造出神秘不經的議論,口碑輾轉,遂使一般人對照相館抱敬而遠之的拒絕態度。

當有好奇之人走進照相館,別的顧客在照相,他們從鏡箱上看到別人的影子,「惟緣攝影鏡中,人必倒豎,迷信者謂其不吉,每或因此裹足」。(9)有人覺得這樣的倒立,真得像人的魂兒被抽走了,絕對就不敢再照相了。

照相館興起之初,還在硬版(10)和濕版時代,開始都是設在玻璃房內,沒有燈光或其他人造光,完全靠玻璃棚頂上的日光。因為曝光時間較長,拍照的時候,為了讓拍攝者集中注意力保持靜止,攝影師會敲一下木板子,大喊一聲,然後打開鏡頭蓋,「一、二、三、四、五……」數下去,數到九、十甚至二十時,才算大功告成。也有的照相師高聲誦讀《千字文》中「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喊的時候,厲聲厲氣,情景嚇人,膽小一點的人或者孩子,常被嚇出病來。很多人本來對照相就不了解,看到攝影師那副可怕的神態,也不禁愕然。有的孩子照相受到驚嚇,回去發燒,胡言亂語,做母親的就跑到照相館來「叫魂」,上海人當時名之為「叫喜」(11)

當時印相都是曬相,直接把底版和印相紙夾在一起,在陽光下曬製。曝光時,照相師傅嘴裏要默默地數秒,以防止曝光不足或過度。照相師傅的這一行為,在老百姓看來就像道士唸咒語一樣,所以,無形當中,又給照相增加了一分神秘色彩,照相師又被很多人稱為「會唸咒語的人」。

為了彌補室內光線不足的情況,後來照相館引進了鎂粉閃光燈,每當拍照時,會突然發出「砰」的一聲,然後冒出青煙,跟炸藥爆炸一樣。第一次經歷的人往往會嚇一跳,民間也一度流傳照相會驚嚇到人魂魄的說法。

大部分照相館為了滿足顧客的愛美之心,把修版看成一個很重要的工序。早期拍照時人們不喜歡自己的臉上有陰影,所以照片拍完之後,照相館總會在修底時使用毛筆在底版上塗紅汞「補光」。很多人看到底版上的紅色,認為照相吸了人的血,「照相師傅會魔法,把一個人的精、氣、神都吸到了底版上,背地裏喊他們『吸血鬼』」。(12)大家覺得常常照相的人臉會發黃,肯定是因為被吸了血,這樣的流言使得很多頭腦中缺乏科學知識的人不敢照相。另外,技師在修補底片時還使用刮刀等工具,在人的身上,尤其是臉上劃來劃去,也使很多不明就裏的老百姓覺得不吉利。對照相技術的無知,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初期照相館業務的廣泛開展。

迷信詐騙(1-2-5,1-2-6)

清末民初,很多巫術師和不良照相館合作,拍攝所謂「鬼魂」的照片,以達到騙人錢財的目的,這種騙術也阻礙了人們對照相的認知和照相館業務的發展。

當時,病人出現幻覺,覺得惡鬼纏身時,巫術師便說「此鬼實帶三分陽氣,可以照其真相,以示眾人」。(13)於是,巫術師便請和自己合作的照相館攝影師,攜帶照相器具進入室內「用電光法燃一鎂帶(儀器館有售即白色電光),立發異光,瞬熄即滅。觀者未有不驚,乃攜暗盒出室,用紅燈映而洗片,則其中所顯之象,必為病人與鬼同在其中矣」。(14)這種照片,都是兩次照成,第一天說照壞了,第二天才拍攝成功,實際上是利用第一天拍攝的人像,與一張事先拍攝模糊的人像(裝成鬼影),合成再翻拍而成:

蓋第一次所照實只病人個人之相,特沖洗時,非此所照之片。而欲明此理讀者,須先知照相之具。其藏乾片之暗盒,本係兩面可裝乾片,當照相時,實以甲片照人面,沖洗時則出乙片,此乙片必在日間先使漏光,預照一模糊之人影於上,遂使所顯之影,隱約不明,自謂失敗,須特明夜再照。而其實則甲片固已照成,病人之影乃取以歸,沖洗曬出,將病人以外之隙地盡行剪去,糊於紙上,即畫鬼影於其旁,而塗黑其地,更用乾片翻印一張,暫不沖洗,自不顯影,乃將此片裝於暗盒之甲面,更於暗盒乙面另裝乾片一張,再如昨夜之法,即用乙片以照病人,及至沖洗之際,則捨乙片而出甲片。一經顯影,自然人鬼並呈,鬚眉畢現,不但可曬於紙,且可鑄銅板也。萬一此片失敗,則今夜所照乙片即可攜回沖洗,一如昨法,製成人鬼並呈之片,更於後夜行之。則後夜所顯之影,其姿勢固與昨夜不同,可以無破綻矣。(15)

也有的巫術師和照相館合作,拍攝所謂「靈魂」照,實際上還是利用死者生前的影像,加工製作而成。如果被攝者生前有照片或者畫像,則可以「先覓得死者生前照相一幀,不拘大小,但剪取其頭顱,然後放大,加畫身衣,使與習見之本人照相不符,其第一夜照時,仍必故作失敗,此失敗之片,則即預先漏光之乙片也。而其實已將應用背景攝於甲片之中,攜歸沖曬。而後乃將所備之畫像粘貼於曬成背景之上,更用乾片翻照,暫不沖洗,裝於暗盒之甲面。明夜更往,以乙片照之,即出甲片,當場沖洗,自然顯露死者之像,而背景即為眼前之地」。(16)這樣的完美合成實證,對很多不懂照相術內幕的人來說,不得不相信了。

在20世紀30年代,貴州貴陽宗教迷信活動頗為活躍,白蓮教、同善社之類的組織也和一些照相館合作,利用照相來迎合迷信,對群眾進行欺騙。「這些迷信活動中,有的是專以扶乩為業,在其唸動咒語之後,即宣稱,呂袒、濟公或是關聖之類的神仙已經降臨,並在沙盤上,由扶乩人代神仙寫出『指示』。其『指示』的內容,大體是『要在×××地建立廟宇』『×××應捐款×××元』等等。」(17)有些信徒會產生懷疑,於是組織者就搞出神仙親臨乩壇照相的把戲。其做法是:「於夜間,在扶乩的會上,宣稱『呂祖』或『濟公』要留影給信徒們『瞻仰』等等。然後由主持人唸動咒語,焚香禮拜,一聲令下,命令攝影師將相機對準天空,連續拍照。拍照之後,當眾沖洗,底片上即現出似隱似現的神仙照片來。印好後,信徒們各持一張回家供奉。」(18)這類故弄玄虛的把戲,如果由一家相館包辦,必然會引起信徒們的懷疑,而且有被內行識破的危險。因而組織者經常更換照相館,事先和照相館協商好分肥原則,採取一致的步調,才能達到愚弄群眾的目的,這也影響了民眾對照相館的好感和信任。

當時的很多大眾媒體,對照相館能夠拍攝「鬼影」的事情也津津樂道,1923年《申報》就刊登了一篇《鬼影》的文章,說在京城某知名的照相館,一日有少婦獨自前往攝一影,約好一週後取件,「及期而往,店中人告:以前攝片毀,須重攝,不得已從之。又越一週而去,則謂片又壞,不能印。少婦已微慍,然亦無可如何,遂再攝焉。乃至第三次往而店中,人仍以再攝請,不覺大怒,以為藉曰:片毀亦須出片一視。店中詭稱已棄去,而神色張甚,少婦迫之急,疑其有惡意也,始瑟縮以出,則少婦之旁,有美男子恃焉。三攝而三,然店中人不知其故,恐遭輕薄之責,未敢實告,而少婦一見,則大哭。美男子非他,蓋其已故之夫也。遂命店中為印數幀以去」。(19)這樣煞有介事的報導,給報紙讀者增加了談資,損害的卻是照相館正常業務的發展。

文化衝突(1-2-3,1-2-4)

攝影術最初傳入中國,與兩次以清政府完敗的鴉片戰爭基本同步。門戶洞開後,西方軍事、政治、經濟侵略一步步深入,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尤其是隨着各地教會勢力的迅速膨脹,既影響了城市個體手工業者的生存,又破壞了中國幾千年來以個體為主的小農經濟,不斷引起農民、個體手工業者和教會勢力的衝突。加上文化的衝突和隔膜,中國民間對於「洋鬼子」和「洋玩意」開始不自覺地抗拒,甚至充滿稀奇古怪的想像和誤解。

《容安館札記》(五十一)記載:1864年,北京連續發生多起拐騙小孩、挖其雙目的慘案。破案後兇犯供認,其犯罪目的是為了「取童子雙目,學外國人配合照相藥」。這種說法似乎流傳很廣,時任大清海關稅務司的赫德,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記中也有記載:「京城最近謠言四起,說外國人買來孩子,然後挖去他們的雙眼,去做拍照的藥劑。最近總有孩子被綁架、失蹤……官府抓了一些中國人販子,據說他們會給孩子灌下一種黃綠迷魂湯……」(20)英國醫生德貞翻譯了中國第一本關於攝影術的著作《脫影奇觀》,在自序中也說「鄉愚之人,往往以井蛙之見,每觀泰西畫片,活潑如生,輒妄加詆毀,謂非目睛之水,即人心之血」。可見此種說法流行之廣。葉昌熾《緣督廬日記》1900年6月28日錄:「某照相館被焚,搜出廣東鮮荔枝,以為挖人眼珠,莫不眥裂。」這類荒誕不經的說法,說明國人對於現代照相原理的無知,無形當中阻礙了照相業在京城的傳播。

在京城之外也是一樣的情況,中國人從事攝影或者開辦的照相館,同樣被認為和洋教勾結,殘害百姓。

我國最早的攝影愛好者之一吳嘉善,咸豐末年旅居湖南湘潭時,常以攝影自娛,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湖南湘潭等地發生教案,當地人民搗毀教堂,並波及幾十家中國教民。吳氏因會攝影,被人誤認為信奉洋教。於是「一日突遇數百人仡然而入,謂其為天主教徒將執之」,他「欲辯不及,毀垣而逃,則寓中已劫擄一空矣」。(21)

1874年12月22日《申報》第三版,選錄了香港《循環日報》的一篇文章,批評中國人迷信和愚昧:「曾有江西某太史者,旅居廣東,見西人影像,其法極妙,因出重貲學習,迨回江西,設影像館,由是得利。而官謂其為天主教人所主使,將以攝取人之魂魄,其影像之藥,蓋挖取人睛為之。乃毀其室,奪其物,逐之出境。捕其徒數人,而治其罪。」

這類關於照相的文化誤解,在1899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後達到高潮。在「扶清滅洋」的口號下,一些城鎮中的照相館被視為與洋教、洋行有關而受到衝擊,被損毀或焚燒。據記載,庚子年間,上海照相館因時局動亂,營業不佳,照相技師紛紛離去。天津各照相館一度停止營業。同年五月,北京在義和團運動的高潮中,「凡洋貨店,照相館盡付一炬」。「五月二十日,焚燒屈臣氏西藥房暨榮升照相館同時舉火,是日西風大作,延及前門外商號二千餘家俱成灰燼」。(22)一些與洋教、洋行有關的照相業人員也被波及。義和團「將長巷四條照相館張子清俱家三口剿辦,剿得自行車、話匣子、洋器不少。解送南橫街老團」。(23)內城照相館的集中地隆福寺也遭火災。

很多照相館業主為了營業得利,掃清照相館發展的阻礙,也想出了不少反擊的妙計,進行了不少反宣傳。例如,有照相館宣揚,說拍攝照片,攝去的是「衰運」!這個說法吸引了一些失意者和窮苦大眾,誰不想把「衰運」從自己身上趕走呢。於是在上海、福州、貴陽等地,每逢重陽節,很多人來照相館拍照,以期將「霉氣」攝入機內,從此鴻運高照、時來運轉。(24)他們堅信,隨着照相機發出「啪」的一聲,霉運會隨聲而去,全部留在了照片中,這樣的顧客付錢但不把照片和底片取走。福州當地還有傳說,照相一般要照兩張,因為第一張不吉利,會攝人魂魄,所以照相師把底版從照相機裏抽出來,見一下天日,再來拍第二張,一、二、三,咔嚓,這才是吉祥照。

當然,照相館發展阻滯的真正消除,還是依賴於科技知識的傳播,尤其是一系列照相原理書籍的普及。1907年,周耀光在《實用映相學》一書中,專門解密了「鬼影相」的原理,他說,人們迷信鬼神之說,是因為「一切之宗教家、迷信家,每假鬼神之說,以行其術。至謂鬼神潛行匿跡,常處幽際,能福人,能禍人。於是人人懼禍之心勝,邀福之念切,而譖媚鬼神之事,奇橫百出」。(25)而周耀光之所以專門一篇提及「鬼影相」,純粹是為了解密,以及「遊戲以取樂」,拍攝方法很簡單:

法令一人正坐,一個在側。預計映時之長,譬如應以七秒鐘為合度,則映至三秒鐘時,即命在側之人走開,續映四秒鐘久,共成七秒鐘。則造成之像,正坐者完美,其企在側者,因映時未足,朦朧暗昧之中,誠鬼咁樣矣。(26)

攝影術在整個中國的傳播,相對在歐美等地的流佈來說,速度要慢得多。中國最初的攝影術的實踐者都是外國戰地攝影師、傳教士、外國人開設的流動或短期存在的照相館,顧客也基本都是外國僑民,或者說這些早期影像的消費者都是洋人,中國民眾更多的是被擺佈拍攝的對象,誤解的產生自然而然。隨着《脫影奇觀》《色相留真》《實用映相學》等一系列照相原理書的普及,更多的中國人加入照相的隊伍,尤其是中國本地人開設的照相館越來越多,照相的各種「妖術」之說才漸漸消散,中國照相業開始走上了真正大發展之路。

1-3-1 香港宜昌照相館館主周森峰像

宜昌照相館,蛋白紙基。1870年前後,私人收藏。

照片上有周森峰中文簽名,卡紙上有英文題字:「我們的中國藝術家(宜昌)」。

1-3-2 兒童肖像

香港繽綸照相館,蛋白紙基,名片格式,1880年前後。作者收藏。

1-3-3 攝影師和顧客

上海佚名照相館,銀鹽紙基,13.7×8.9厘米,1900年前後。作者收藏。

晚清時期,由於價格高昂,一個照相館內的「照相鏡」基本就一台,能夠給照相機和照相師留影的機會非常之少。畫面中,照相師把控制曝光時間的鏡頭蓋取下,佯作工作狀。一名顧客看着畫面中的鏡頭,另一名顧客則直視正在拍照的相機。店小二則擺出倒茶的樣子,為畫面平添了一絲幽默感。

1-3-4 嚴智惺簽名肖像

天津寶昌照相館,銀鹽紙基,名片格式,1908年前後。作者收藏。

嚴智惺,即嚴約敏,天津南開優秀教師,1913年病逝,後學校建「思敏室」以資紀念。此照片卡紙背後有嚴智惺中英文簽名。

1-3-5 王熾開肖像

選自《良友》1934年第100期第9頁,趙俊毅提供。

王熾開,又名王秩忠、王開,廣東南海人。曾任上海英明照相館攝影部主任,1926年8月1日後,在南京路獨資開設王開照相館。

1-3-6 林雪懷肖像

選自《影戲生活》1931年第1卷第44期第2頁。

林雪懷,演員、攝影家,著名女演員胡蝶的第一個未婚夫。1931年10月15日,林雪懷在上海開辦雪懷照相館。1933年底正式與胡蝶解除婚約後,周守定受盤雪懷照相室,繼續使用雪懷商標。林雪懷又在蘇州觀前街開設雪懷照相室,並在無錫、京漢設立分館。

1-3-7 趙翠玲肖像

廣東天華照相館,銀鹽紙基,卡紙9.58×15.47厘米,照片5.6×8.8厘米,1920年前後。作者收藏。

1-3-8 兩男子在奧略樓前留影

武昌黃鶴樓惟精照相館,銀鹽紙基,卡紙24×30厘米,照片14×20厘米,1920年前後。作者收藏。

作為當時武昌旅遊勝地之一,奧略樓附近雲集多家照相館。就在奧略樓一層,有一家叫做「三景」的照相館,照相館櫥窗裏陳列着各種不同尺寸的人物肖像照片。

1-3-9 滿族格格肖像

北京容豐照相館,銀鹽紙基,卡紙及封套13.2×24厘米,照片7.5×14.5厘米,1925年前後。作者收藏。

1-3-10 太原圖書博物館之畸形品

太原華昌照相館,銀鹽紙基,相框24.5×31.9厘米,卡紙20×25.5厘米,照片14×20厘米,1924年。作者收藏。

對於山西等內陸地區的很多照相館來說,因為資訊的閉塞,師徒相承是照相館培養人才的主要方式。

1-3-11 崇興商號同仁合影

北京大北照相館,銀鹽紙基,卡紙29×36厘米,照片21.9×27.5厘米,1930年前後。作者收藏。


(1) 《論照相之類》,見《語絲》週刊第9期,1925年1月12日。

(2) 1844年,法國人于勒·埃及爾在澳門、廣州拍攝的40多幅銀版照片,留下了中國和中國人最早的一批影像。見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巴黎中國文化中心主編,《前塵影事:于勒·埃及爾最早的中國影像》,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2年。

(3) 任騁,《中國民間禁忌》「影像禁忌」,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頁。

(4) 同前註。

(5) 周晉,《寫照傳神:晉唐肖像畫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87頁。

(6) 任騁,《中國民間禁忌》「影像禁忌」,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頁。

(7) 江紹原,《照像》,見《新女性》,1928年第3卷第5期,第49—51頁。

(8) 同前註。

(9) 佩珍,《照相館之今昔觀》,見《攝影畫報》,1935年第11卷第30期,第29—30頁。

(10) 指銀版、錫版、玻璃版等照片。

(11) 舒宗僑,《上海早期的照相業》,見中國攝影家協會創作理論研究部編,《中國攝影史料》第3輯,1982年,第25—27頁。

(12) 王志鵬、李亞琨,《老字號南、北悟真照相館用影像記錄許昌102年》,見《許昌晨報》,2014年1月3日。

(13) 天虛我生,《照相之弊》,見《申報》,1918年3月8日第13版。

(14) 同前註。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

(17) 吳傳德,《解放前的貴陽市照相行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83年,第115—132頁。

(18) 同前註。

(19) 娛,《鬼影》,見《申報》,1923年5月24日第8版。

(20) (英)泰瑞·貝內特,《中國攝影史:中國攝影師1844—1879》,中國攝影出版社,2014年,第18頁。

(21) 夏燮,《中西紀事》卷二十一,《江楚黜教》,同治四年。

(22) (清)趙聲伯,《致適庵書》。

(23) 《王大點庚子日記》(稿本),見《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1輯,中華書局,1964年。

(24) 吳傳德,《解放前的貴陽市照相行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1983年,第115—132頁。

(25) 周耀光編著,《實用映相學》,致用學社發行,1911年再版,第81頁。作者收藏。

(26) 同前註,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