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從「畫師」到「遊學生」 ——「照相人」是怎樣煉成的_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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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畫師」到「遊學生」
——「照相人」是怎樣煉成的

福建人林鍼是已知的第一個從西方學會攝影術的中國人。成書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西海紀遊草》的附錄《救回被誘潮人記》，記載了林鍼在1847年學習攝影術和購買照相機的情況：「英人以余破其奸，而不余願，知余初學神鏡法，即囑其友照鏡師誣余，以所買之物為盜，私與協文醫生串通，值余外出私開箱篋，迫余以所買之物還之，不然即欲送官。」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林鍼學習了攝影術——「神鏡法」，已經購買了攝影器材——「神鏡」，攝影師被稱為「照鏡師」，可惜目前還沒有發現林鍼拍攝的任何銀版照片。

攝影術從1844年正式來到中國後⁽¹⁾，香港、廣州、上海等城市中，學會攝影技術的外國人成為第一批攝影術的佈道者。

廣東人周森峰、張老秋、謝芬三人，在咸豐年間旅居香港，結伴經營油畫業，店名宜昌。看到攝影術的潛力，「合資延操兵地一西人專授其術，時乾片未出世，所授皆濕片法」。⁽²⁾學成以後，三人合夥在香港開設「宜昌」照相館，從「畫師」轉行為照相師，後來「分途謀進取」，周森峰留港，謝芬往福州，張老秋回廣州，共設「宜昌」照相館，從而成為中國最早開業的照相館之一。（1-3-1）

同樣是廣東人溫棣南，他的父親在廣州大新街經營蘇杭布匹，店名繽綸，因此常與外國人往來貿易。有個美國人自香港來廣州，攜有照相器械，打算拍攝羊城的風景，寄住在該店。「棣南深慕之，求得其術。時在同治年間，乾片尚未發明，所用者僅濕片與蛋白紙而已。」⁽³⁾溫棣南學成後，即在本店開業經營照相館，後來他的兄長也從他這裏學會了攝影術，繽綸照相館經營成功後，還在香港、西貢、新加坡等地設立了分號。（1-3-2）

在另外一個開埠城市上海，同為粵人的羅元佑，曾任上海道台吳健彰司會計，「從西人得受西法畫，影價不甚昂，而眉目清晰，無不酷肖」。⁽⁴⁾羅元佑的照相館在1859年就已經開業，是中國人在上海經營的最早開業的照相館之一。

不難看出，中國第一批攝影術的佈道者，有流動的外國攝影師，還有不知名的掌握攝影技術的「西人」。中國人學會之後，為了生計，開設照相館是唯一的選擇。

隨着中國照相館的開設，批量照相器材開始通過外商設立的洋行陸續進入中國，洋行也開始通過培訓本地攝影師的方式，來擴大器材的銷售。開埠城市中的洋行、洋貨店，也成為中國照相館攝影師的最早的系統培訓基地。

19世紀70年代，照相館所使用的各種材料、器具，如化學藥品、各種厚薄照相紙等，已經在上海等地「皆有出賣，其價亦甚廉」⁽⁵⁾。開設在上海隆茂洋行隔壁規矩堂內的會地理洋行，1873年在《申報》上發佈廣告，教授攝影術，「華客欲學此術者，本行主或獨教一人，或合教數人均可」，並且學習完成後，各種「藥料器具皆已備齊，亦可代買也」⁽⁶⁾。19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上海照相館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會地理洋行的培訓和銷售一定是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在一則十年之後的廣告中，這樣的照相學堂，已經不僅僅局限在傳授機器的用法，包括人像、風景攝影都可傳授。除了滿足開設照相館的需求，「自娛悅者」也可以學課聽講：（1-3-3）

開設照相學堂

啟者：

僕現擬開設教照相各法之學堂，教人照各種人物，及如何運用器具，如何配用藥料，一切盡心指授，束修格外公道。照相之法，最為有用，其有欲開照相之館，以圖獲利及富貴之家，欲照取景物以自娛悅者，皆可令其子弟至僕處學習。有願學者請至僕處面議可也。

四馬路西廣西路第一號門牌會地理啟⁽⁷⁾

此時，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逐漸向全國蔓延，極大促進了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關於照相的書籍也已經應運開始在中國編譯出版。北京有德貞編譯的我國第一部攝影業務專著《脫影奇觀》，該書內容完整，文理清楚，簡明扼要。書中介紹了濕版火棉膠法、乾版火棉膠法等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攝影方法，自1873年刊刻後，在中國揭開了攝影術的奧秘，打破了西方攝影師和洋行的技術壟斷，很多中國人通過書中傳授的方法了解和掌握了攝影術。《滬遊雜記》中講到，就在該書出版之後，「近日華人得其法，購藥水器具開設照相樓，延及各省」。⁽⁸⁾《脫影奇觀》的出版，也推動了中國攝影書籍的翻譯。在上海，1880年科學雜誌《格致彙編》第九卷至十二卷連載了徐壽與傅蘭雅合譯的《照相略法》，後改名《色相留真》單行出版。徐壽還編譯了《照相器》《照相乾片法》等書。

攝影知識的普及進一步推動了照相培訓的需求，1894年6月，設立在上海京江棧的運升照相學局開班，「人物、山水、古今字畫，樓台殿閣，萬般花草，西法妙速，七日成手，照相比眾不同」，學費大洋十元，「紳商如願寬心賞樂、作趣妙景」⁽⁹⁾，學局還可以派人上府面議。

照相器材愈加熱銷，從早期外資洋行、洋貨店的壟斷，逐漸普及到遍佈大城市的各個大藥房或者鐘錶號中。在北方天津，北洋大藥房裏不僅「各國名廠照相器材，一應俱全」，還同時開辦了寶昌照相館，「特造新式照相洋樓，陳設清雅，另備靜室，以便女客起坐。並請妙手照相，電光放大之像，惟妙惟肖，價廉物美」。⁽¹⁰⁾大藥房也教授照相術，來促進器材的銷售。上海四馬路恒泰鐘錶號，「專照書畫並石上印字等法，精工無比」，還兼「傳授照相鍍金精法，約期包成，修金格外相宜」。⁽¹¹⁾在一些中小城鎮，由於交通閉塞，攝影不甚普及，一些洋貨店或鐘錶店，一邊銷售器材，一邊附帶教授使用方法，這樣，不少人學會了照相，照相館開始向偏遠地區普及了。（1-3-4, 1-3-5, 1-3-6）

在外資洋行大舉進軍中國的同時，辛丑之變後，為維護江河日下的封建統治，大清政府迫於國內輿論，「實業救國」，着手發展工商業。各省相繼成立了工藝學堂或工藝傳習所招收學員，傳授各種工藝技術。照相也作為一種工藝而包括其內，形成了我國最初的攝影職業教育，為照相業的人才培養和進一步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1903年，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派周學熙去日本考察工商業。周回國後，任直隸工藝局總辦，在天津成立了工藝學堂，招收學生，傳授照相等技術，並將學員成績公開展出，以求得社會上的監督品評。1906年，山東濟南成立工藝傳習所，分設照相等十科。此時，各種攝影作品，還可作為工藝品參加國內的工商品展覽，經評選優秀者，可獲獎勵。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第一次南洋勸業會上，陳列各類照片，琳瑯滿目。通過評選，杭州二我軒照相館的「西湖各景」照片冊經審查「欽定」為金牌獎。1915年，北京同生照相館送往農商部國貨展覽會的攝影作品，經農商部物產品評會評定，獲一等獎。這些攝影傳習機構的開辦，為照相業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在各種工商品展覽中照相館作品展覽和獲獎，也提高了照相館的知名度，促進了攝影技術的傳播和應用。

進入民國時期，照相業和美術界的關係開始進一步密切，照相師的培訓更專業化。1913年1月28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前身「上海圖畫美術院」在《申報》上首次刊出一則招生廣告。在該招生廣告中，所列舉的「專授」內容包括了攝影。廣告中說：「本院專授各種西法圖畫及西法攝影、照相銅版等美術，並附屬英文課。」然而根據顧錚的研究，攝影和照相銅版後來並沒有進入上海美專的課程設置中，也許只是學校方面在當時為招攬學生而採取的言說策略，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學校方面沒有將攝影與照相排除於美術教學內容之外。⁽¹²⁾1918年，由周湘創辦的中華美術學校第一期學員畢業後，學校開設夏期補習科，講授滑稽畫、背景畫、照相術等。⁽¹³⁾1919年和1920年兩屆蘇州美術展覽會，照相着色畫和「國粹畫、油色畫、氣色畫、鉛畫、炭畫、鋼筆畫、焦畫、攀斯丹耳畫、刺繡畫」等一起走向陳列品展台，「連日觀者肩摩踵接云」⁽¹⁴⁾。在北京，我國第一所由國家設立的專業藝術院校——國立北平藝專，黃懷英教授則在學校長期開辦照像製版學校暑假班，「開設歷十餘年，成績甚著，該校現因發展黨化教育，提倡藝術起見，特開照像速成班，於暑假期間傳授極簡捷之學術，擬於七月上旬開學」。⁽¹⁵⁾國立北京藝專為北京培養了大批照相館人才。

1920年，美國柯達公司在上海開辦分公司，開始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在銷售器材的同時，也為中國照相館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1921年，柯達公司在江西路64號，正式創辦照相學校：「三星期畢業，學費及材料用器費一概從免。」⁽¹⁶⁾該公司致函各代理公司及照相館，請派人前往學習。1922年9月27日，柯達公司在上海中國青年會開過照片展覽會，會場中除陳列各種照片及柯達克照相器外，還有專門照相技師在場講教攝影術，並且免費入場。⁽¹⁷⁾

同年，柯達公司還捐助價值2000美金的儀器，給上海聖約翰大學，資助該校於「課程中專設照相一科。據言，若需專家教授，該公司願派人擔任」。⁽¹⁸⁾後來，聖約翰大學成立了以林澤蒼為會長的攝影研究會，1925年5月舉辦了成績比賽，上海中華照相館經理、英國皇家照相會會員郭叔良，德國畫師兼攝影專家高伯贊，以及柯達公司克利林任評委⁽¹⁹⁾，24日比賽頒獎後，郭叔良、克利林及在上海開照相館的西人高白柴還舉辦了有關攝影術的講座。為了普及攝影術，柯達公司還請人翻譯了不少攝影書籍，「已出版中英合璧全書共計二百餘頁，繪圖百餘種，約有十餘萬言，印有五千冊。大有可觀」。⁽²⁰⁾這些圖書一般都是免費贈送，或者在各地照相館進行商業銷售。正是因為柯達一系列免費人才培訓，以及出版推廣活動，柯達公司攝影器材、藥料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直線上升。

從20世紀初期開始，照相館已經在中國大城市中基本普及，照相館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而人才是照相館競爭的核心。除了參加各種培訓直接學習攝影術外，很多本地照相館业主，還採取直接聘用高等技師的方式，以提高服務質量和水準。

東瀛、歐美名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照相館人才競爭的焦點。在北京，1895年開業的山本照相館，1908年建成的三星照相館，業主都是日本人，他們的廣告中，以「東瀛聘請高等照相名師」⁽²¹⁾、「東洋著名之照相師」⁽²²⁾為賣點，而設在北京東交民巷北洋商務公司內的利亞照相館，則把「特有德國聘請照相名師到京，該師由歐美研究新法，精妙絕倫」⁽²³⁾作為自己的宣傳語。上海靜安寺路的國際大照相館主人王廷魁，也「特聘歐西專家，擔任攝影」⁽²⁴⁾，出品之佳，真、善、美具備，堪稱海上照相館標準權威。

除了日本、歐洲的名師，中國攝影術最早的傳入地香港、廣東、上海等地名手，也成為北方照相館爭奪的對象。1917年在前門外廊坊頭條新開的廣東天華照相館，則聘用「上洋有名各光學專家，於照像及放大一門，無不精工精巧，用料之精美，不獨顏色鮮明，更能惟妙惟肖」。⁽²⁵⁾同為廣東人開設的北京同生照相，以「粵東聘請名師來京，製造出之像，玲瓏浮凸，比他家更覺工精藝美，誠為一時之冠」⁽²⁶⁾為傲。北京的太芳照相館，1926年專門聘請香港油畫大家，負責照相館的着色業務：「精繪人物寫生，放大着油色，風景山水各種大畫。有遠年失色之照片，亦可追真，且價甚相宜。」⁽²⁷⁾貴陽鍾大亨開設的黑白照相館，也從香港聘來了技師溫克明、黃文輝，每人每月工資為大洋五十元，另供膳宿。當時照相行業的營業員等非技術人員的待遇，每月為六元左右，技術工人的待遇為十元左右，以這樣高的待遇向外地聘請技術人員，正說明照相行業對改進技術的迫切需要。⁽²⁸⁾（1-3-7）

一些中小城市的照相館，則把有能力從附近大城市聘用專業技師作為自己的業務招牌。開辦於1927年前後的濟寧天真照相館，曾先後重金禮聘天津技師王清甫、青島技師王道南等來店工作。在當時這些技師都具有較高的技術和藝術水準的，主要工序如拍照、修版等都是由他們親自把關，一絲不苟。這些技師擺脫長袍、馬褂舊式打扮，而是西裝革履，顯得有派頭，也使天真更加「洋氣」⁽²⁹⁾。1925年9月6日在銀川開業的寶珍照相館，不僅聘請了在北京寶記照相館學藝三年的攝影師章文煥，還從北京聘來技術人員，對底版精心修飾，深受顧客的歡迎。為了擴大營業，寶珍又於1927年修建一幢兩層樓房，這在當時的銀川是罕見的。⁽³⁰⁾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照相館聘用職業技師已經成為普遍現象。1926年《順天時報》曾刊登《專門照相題色者待聘》的廣告：「茲有人於照相題色，研究有素，技術精巧，曾在美國布哇大照相館充當技師，有需此項技術者，請通函敝社營業部第一號信箱轉交。」⁽³¹⁾不論是東瀛、西洋的專家，還是香港、上洋、粵東名手，以及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技師，這些職業照相人員的加盟及交流，極大促進了不同地區照相人才技術的提高。尤其是外國技師帶來的先進理念，無形中觸動了本土很多熱愛攝影的人士，去國外直接學習「光學」「化學」，再歸國創業，一時成為潮流。

武漢顯真樓照相館的館主嚴愛堂，為了進一步學好照相技術，增強顯真樓的競爭力，自費赴日本留學，學成回國後極大促進了照相館的業務發展，這段留學的經歷自然是照相館廣告宣傳的絕佳題材。在20世紀20年代的《武漢指南》上，顯真樓做了一則廣告，稱該館自創建以來，「歷來應用歐美新法，館主親赴日本，歷訪專師，參觀名場，實地考察最新的照法。並購東西文書籍，隨時參考。」20世紀20年代初期，顯真樓也成為武漢僅有的幾家大型照相館之一。⁽³²⁾（1-3-8）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青少年時代便深受「洋務」氣氛的感染，與胞兄一道自費遠赴日本，意在學習照相技術。這次日本之行，任慶泰不但在照相技藝方面進一步提高乃至飛躍，並且還帶回了東瀛先進的經商理念，這次經歷，將他原本平淡的人生道路引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正如1938年《新北平報》一篇專記所載：「君，於同光之際，自費東遊，足履瀛壖，以其所知，勾通中日商情，觀光攻錯，虛往實歸，擷其精蘊，以為都人士貢。」⁽³³⁾馳名京城的太芳照相館的館主溫章文，「畢業於香港皇仁大學，於光學一門特加研究，更在青島與德國照相名家合辦多年，盡得奧妙」。⁽³⁴⁾1922年在北京開張的光明照相館館主何生泉、何錫九，也是「渡歐美，光化兩學，素有研究」。⁽³⁵⁾北京容光照相館主人雷卓霆，也是「學於歐美」⁽³⁶⁾。1925年開幕的上海迎芳照相館，則是法國留學生王雪橋等創辦。⁽³⁷⁾1927年，號稱上海唯一之藝術照相館的光藝照相館，主人彭望軾「留日專習攝影有年，造謂甚深……文藝家如胡適之博士、徐志摩、劉海粟諸先生，名媛如唐瑛、陸小曼、張蕊英女士等，均在該館攝影」。⁽³⁸⁾

正是國外遊學回來的新一代照相館主人，帶來了國外先進的照相技術和經營經驗，同時，在國內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現代攝影的理念也開始進入照相館，傳統的構圖、用光、佈景，都在新觀念的帶動下，一步步改革，美術照相的觀念開始在大中城市深入人心，照相館的拍攝開始注重人物的表情、光影、造型，一批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國民肖像產生了。（1-3-9）

從20世紀初二三十年代開始，在沿海開放城市中，隨着中國照相業逐步走向成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掌握了攝影術，西方人開設的照相館，在激烈的本土競爭中，也有淡出之勢。一系列編譯或中國人自己撰寫的攝影出版物，開始被更多人閱讀，照相的原理也不再神秘，對很多此時的照相館來說，師徒相承成為一個快速和便捷的培養人才途徑，一大批照相業人才從本地照相館裏成長起來，也成為照相業從沿海往內地發展的原動力。（1-3-10）

不過，這種師徒相承一開始在很多小照相館受到了阻礙。照相館當時作為一門充滿技術含量的新興服務業，由於投入資金量小，回報較高，很多小照相館，為了防止競爭，保住自己的飯碗，一開始基本都是家族生意，照相技術概不外傳。清末，楊勳用洋涇濱英語寫的《別琴竹枝詞》中，有一首就描寫了照相館對技術保密的竹枝詞：「樓名福托葛來夫，拍照人間各樣圖。藥水房中常黑暗，只傳兒子不傳徒。」「福托葛來夫」即英文PHOTOGRAPH洋涇濱譯音。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小照相館的徒工只得偷偷摸摸地學藝。

但對於很多成規模的照相館來說，培養家族人員以外的人才，成為擴大規模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足的必須。早在晚清時期，就有照相館登廣告招收學徒：「現徒學成，自業召補學徒，須擇年近弱冠，質地清秀，不耐煩勞，籍貫蘇屬。送來受業，膳金莫貼俟，學有成，從心謝，以便自立。」⁽³⁹⁾不過，舊時想到照相館學徒很不容易，有的需要求人介紹，有的還需要有兩家舖保，還有的要求有高小文化，人要老實、聰明伶俐等等。「投到門下的徒弟，前一年只幹雜活。諸如開板、關板、生火、劈柴、掃地、跑道之類。第二年，往紙袋裏裝照片，切紙、裝屜子。第三年才能摸相機，有時還要當苦力使。如利豐齋蓋小樓時，徒工搬磚運石，挑水和泥十分辛苦。在掌櫃眼裏，徒工是『頭年愣，二年蹭，三年支不動』，所以對徒弟十分嚴厲，有的打罵徒弟。徒弟每日清晨五點起牀，勞作一天晚上十點才能睡覺。一年到頭，只有春節休息三天。」⁽⁴⁰⁾

一般學徒期為三年，徒弟學藝，沒有明確的師徒關係，所有的技工都是師傅，哪叫哪到。一般店方與徒工簽訂的契約上還有一條：「如三年技術學不成，要退還伙食費。」所以徒弟任勞任怨，刻苦學習，不敢偷閒貪玩。「當年照相業學徒工資低，第一年每月大洋五角，第二年一塊，第三年兩塊，到學徒期滿正式辦請師酒後才算『參師』。『參師』後要能正式擔任一項工種才能每月拿六塊大洋，工作成績好的，工資還可以高些。但即使成績很好，甚至超過客師（指照相館老闆聘用的、有一技之長的專業技師——作者註），也只能拿到客師約一半的工資。這是不成文的規定。」⁽⁴¹⁾正是在這種苛刻要求下，很多學徒更加珍惜學習的機會，一般一年後就能掌握基本照相和洗印技術，三年正式出師。

從20世紀初到三四十年代，中國一大批照相館的工作人員，都是從學徒一步步走出來的。中國有句俗話叫作「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徒弟出師後單幹的情況也確實不少。比如，大北照相館的創辦者趙燕臣，少年時在北京城裏的鴻記照相館當學徒，出師後技術不錯，幫着掌櫃幹了幾年，就與人合股開設了大北照相館，成為北平聞名的照相館之一；⁽⁴²⁾王熾開原為上海耀華照相館的學徒，後來加盟上海英明照相館，1926年之後，單獨開設王開照相館，成為三四十年代上海灘標誌性的照相館；天津的李耀庭，1909年，經親友介紹到鼎昌照相館（鼎章的前身）學徒，開始他的照相生涯，後來李耀庭成為鼎章照相館的副經理，及遼寧路分號的總經理。（1-3-11）

除了同城的競爭外，因為中國巨大的照相業市場，從大城市到中小城鎮，甚至鄉村，發展水準很不平衡，對很多照相館的學徒來說，出師後，有更多去異地他鄉發展的新機會。岳陽人余松齋喜愛攝影藝術，其父花紋銀一錠托人介紹進入武昌黃鶴樓「顯真樓」照相館做學徒。宣統末年（1911）余松齋藝成回岳，與汪繼成合夥開設了岳陽第一家「玉壺冰」照相館。⁽⁴³⁾廣州「豔芳照相館」的學徒黃恪存，被昆明二我軒照相館的老闆蔣樸看中，1930年前後，黃恪存從二我軒出來，於正義路自立門戶，照相館也叫「豔芳照相館」，豔芳不僅成為昆明最大的照相館之一，也給昆明照相館帶來了手工着色等新理念。⁽⁴⁴⁾重慶麗芳照相的學徒肖旭初，出師後與友人到川黔交界的貴州正安縣北區土溪場，開辦「四川重慶流動照像組」，給交通閉塞、經濟文化落後的小鎮帶來了現代文明。⁽⁴⁵⁾一批批出師的專業學徒，把照相館開到城市的背街小巷，開到了窮鄉僻壤，極大促進了照相業在中國的整體發展，也讓拍攝一張個人肖像成為每一個中國人或可實現的夢想。

從最早轉行的畫師、民間學局裏的子弟，到工藝傳習所和美術學校的學員、海外名家，以及歸國遊學生、出師的年輕學徒等，照相館內，不同時期的「照相人」，共同拍攝了不同形態、不同地域的中國照相館影像。從一開始單純地模仿西方技藝，到結合傳統視覺習慣，演繹出中國照相館審美，以及後來再次在「西化」的風潮中，形成中西合璧的照相館藝術風格，正可歸因於不同文化背景和社會經歷的「照相人」的努力。形形色色、豐富多彩的「照相人」，在中國照相館時代的視覺構建中，應該當仁不讓地成為照相館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