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從「斌椿出洋」到「廣東效應」
——照相館的認知和傳播

「蓋映相之道，始創於外洋，而映相之門，遂開於中國。」⁽¹⁾攝影術是舶來品，已是一個不爭的史實。對早期的中國照相館來說，照相法一般得自「西人秘授」⁽²⁾，是一種「西法」⁽³⁾，很多照相館卡紙上也直接印有「西法映相」。（1-1-1）

攝影術被正式公佈的兩個月後，在澳門、香港一帶銷售的英文週報《廣州報》，就登載了一個美國人講述參觀達蓋爾的實驗室及觀看銀版照片的一封信函⁽⁴⁾，這應當是本土中國人第一次知曉攝影術。而極少數的民眾第一次真正接觸攝影術則是在五年之後的1844年，法國人于勒·埃及爾在澳門、廣州拍攝的40多幅銀版照片，記錄下了中國和中國人最早的一批影像⁽⁵⁾。再過五年，福建人林鍼作為第一個親赴海外學習攝影術的人，主動將其見聞記載下來，他的專著、中國最早的遊西筆記——《西海紀遊草》，是中國第一部主動記錄攝影術的著作。同時，林鍼也是第一個把「神鏡」（銀版照相機）帶回的中國人⁽⁶⁾。

19世紀60年代初期以前，洞開國門的華夏大地，已經有零星的國外傳教士、外交人員、戰地攝影師、商業攝影師、流動照相師等陸續進入沿海幾個口岸城市⁽⁷⁾，他們攜帶的照相機拍攝了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的批量影像，這批影像大都被帶回本國消費（1-1-2），建立了西方世界對遙遠東土的初步映射。對中國人來說，只有耆英、于福格、周壽昌、倪鴻等區區幾個晚清的文臣武將、文人士紳等留下了對攝影術片言隻語的記載⁽⁸⁾。同時，香港、廣州、上海等地也已經有外國人開設的屈指可數的幾家照相館，但顧客無疑基本都是僑居和外籍人士，本土主流人群，鮮有主動登門求攝者，攝影術和天朝子民的真正交集還遠遠沒有展開。

說到中國人自覺展開與西方攝影術廣泛而親密的接觸，我們不得不首先提到晚清時期一個關鍵的節點，就是第一個觀光、外交使團——斌椿使團出訪歐洲諸國，以及隨後的蒲安臣使團出訪。彼時西方照相館業正在蓬勃興起。

19世紀60年代中期，飽受兩次鴉片戰爭創痛的滿清政府，開始思考如何在西方列強擴張中謀求生存，而了解西方則是需要邁出的第一步。在時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策動之下，總理衙門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去西方見識一番「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⁹⁾

1866年，以清朝官吏斌椿為團長，以及同文館學生張德彝、鳳儀、彥慧及斌椿之子廣英一行，從北京出發，奔赴歐洲，拉開了中國官方赴海外觀光考察的序幕。代表團先後遊歷考察了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比利時等11個歐洲國家，歷時4個多月。代表團一行接觸到大量西洋景，尤其是親歷了正在歐洲方興未艾的攝影術，他們不僅造訪了各種照相館，拍攝了個人肖像，還見證了攝影術在外交及商業運營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1866年3月到達法國後，年長的領隊斌椿，第一次走進了照相館，對西方的攝影術有了切身感受：「西洋照像法，攝人影入鏡，以藥汁印出紙上，千百本無不畢肖。」⁽¹⁰⁾「畢肖」的魔力深深吸引了代表團的成員，從此，每到一地，進照相館照相也成為全體團員的保留節目。斌椿一行在感受攝影術的同時，當地人也在窺察第一個東土代表團。使團的廣告和明星效應，讓當地照相館看到了潛在的商業機會，紛紛用底片加印出售使團的小照，「日前在巴黎照像後，市儈留底本出售，人爭購之，聞一像值銀錢十五枚。」⁽¹¹⁾沒有肖像權概念的中國使團，讓當地照相館大賺一筆。正是這些小照巨大的商業效應，深深觸動了斌椿這個中國老夫子，他在得意之餘，還不時賦詩自詡：

意匠經營為寫真，鏡中印出宰官身；書生何幸遭逢好，竟作東來第一人。團扇當年畫放翁，家家爭欲睹儀容；近來海國傳佳話，不惜金錢繪友松。⁽¹²⁾

另外，斌椿入鄉隨俗，學會了互贈照片之禮，充分認知了照相在社交和外交中的作用。比如，在德國拜會朋友時，威稅司夫人及姊妹「各贈照像一」留念，「眉目秀麗，竟如其人。攜之中華，恐二喬不能專美千古」。⁽¹³⁾在瑞典，斌椿還把一把詩扇呈送王妃，後來，王妃回贈照片見答；還和瑞典國王之弟會晤，「贈印像銀錢一枚，請換予所照像並名片」。⁽¹⁴⁾

斌椿使團中還有另一個重要成員，他就是年僅20歲的翻譯張德彝。張德彝是一個十分善於觀察和記錄的人，對西方的工藝和技術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他到法國巴黎後，對當地高級照相館的攝影方法和特殊設備觀察很仔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張照片的拍攝和印製過程，以及照相館的陳設佈置：

上樓玻璃嵌窗，玻璃照棚。其照法令人端坐，不可稍動，對面高支一鏡匣，相隔十數步。匠人持玻璃一方，入一暗室，浸以藥水，出時以青氈遮之，不見光亮，仍放於鏡匣內。向人一照，則其影自入鏡矣。初則入影倒立，片刻照畢，入屋以白水洗滌數次。如面目微有不肖，拭去另照，再洗如式，則隔日向陽曬之。時不可久，久則必黑；亦不可速，速則必暗。一時可印數紙，印畢仍放水內。三日後，裝潢成冊。玻璃照棚內，另有白布照棚簾帳，以測日光之濃淡，以正照像之黑白。並有琴棋書畫，諸多陳設，以及假園林花木，山水樓台，一切任人隨意佈置點綴，情景各臻其妙。⁽¹⁵⁾

從拍照，到印相，以及最後的裝幀成冊，一家照相館的主要經營流程一目了然。曝光時間的大大縮短，照相館內詩意的佈置，也使照相擺脫了發明之初的機械和呆板，顧客的良好心理體驗預示着攝影術大發展時代的到來。

斌椿代表團的歐洲之行，不僅考察了多家當地照相館，每個人也親身拍攝了不少照片。從代表團留存的肖像來看，顧忌外交禮儀，所有成員一律穿官服或中國傳統長衫，並且基本是全身站像，也可以看出，長期傳統文化的薰陶和有限的具象視覺審美經驗，還深深影響着每一個人。（1-1-3, 1-1-4, 1-1-5, 1-1-6, 1-1-7, 1-1-8）

斌椿代表團歐洲觀光旅行之後第四年，清政府為了「國家利益」再次派出使團訪問美歐，這是第一個正式向西方國家派出的外交使團，由三位「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組成，他們是：前任美國駐華公使，此時受聘為中國政府服務的美國人蒲安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花翎記名海關道志剛；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道銜繁缺知府、禮部郎中孫家轂。

從1868年到1870年，蒲安臣使團一行陸續訪問了美國、英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俄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等歐美十國（蒲安臣1870年在彼得堡病逝，志剛作為使團領導繼續了後面的訪問）。（1-1-9）關於此次訪問成果，史學界有不一致的評價，不過，使團的重要團員之一——志剛在回國後，撰寫了《初使泰西記》一書，記述了訪問經過，其中的亮點就是關於西方科技和製器的描述。攝影術，尤其是照相館的經營也成為志剛關注的焦點，相比斌椿一行的考察，志剛的記述更為詳細和專業，對藥料的配置、玻璃底版的製作、拍攝時取景構圖等，做了更詳細的描繪：

照相之法，乃以化學之藥為體，光學之法為用。所謂化學之藥者，西人率以硫磺、焰硝、鹽鹼等物煎煉成水，以之化五金，為強水。而各視之強水之力，化所能化一物，如硫強水能化金，硝強水能化銀之類。蓋物性有堅疏，藥性有猛弱。其法為專門之學，不輕示人。學者必納資若干，始得習而得之。

今止言照像之藥，則化以有銀之強水，少滴於玻璃片上，令其浸濡周邊，而仍滴回瓶內。再以淨水淋之，以去其火性。將藥片納於夾板，以橫插於照像鏡架之後。鏡架之式，如方木筒，橫臥於木凳之上，筒外口有圓望鏡，坐人於對面，使影隔鏡照於藥片之上。欲其像之大，則推鏡架而近之。欲像之小，則撤鏡架而遠之。一分功夫，乃抽藥片而又以清水淋之，漸見影現，愈現愈真，而照像成矣。⁽¹⁶⁾

從上面描述的口氣中不難看出，志剛對照相術這一西洋景持肯定和欣賞的態度。對於當時遍佈歐美大街小巷的照相館，志剛觀察很細緻，光線的取用，顯影的原理，無一不納入他的筆下：

夫照之之法，夫人而知之；現影之故，則未有能抉其微者。因細繹其故，乃悟凡照之時，必於巳、午、未天光正照之下。而照像之屋，上有玻璃頂，隨時刻方向，或遮或蔽。其作用全藉天光，取天光照於人身，而以人身所受之天光映入濕藥片。則藥片上人之銀性，受天光之明處隱生鏽意，受天光之暗處如故。再以冷水澆之，激出鏽痕，漸分濃淡，而像以現。⁽¹⁷⁾

志剛、張德彝、斌椿等人的記述，雖然不是對照相術和照相館的科學考察報告，但這畢竟是中國人第一次以官方或半官方的方式，自覺參觀、考察了照相業的發展。各代表團回國後，通過官方匯報、口口相傳和出版報告等方式，進一步傳播了照相業的理念。此時，歷史也邁入了19世紀70年代。中國各地，從沿海口岸到內陸重鎮，營業性的照相館開始設立，中國攝影史上「照相館時代」正式掀開序幕。

中國照相館的建立和發展，基本遵循了從南往北、從沿海往內地、從省城再中小城市的發展規律。1845年，美國人喬治·韋斯特在香港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商業照相館，雖然直到1860年香港才出現第一家長期經營的照相館，但這期間，有不少流動的外國攝影師，以及掌握了攝影術的外國人在此路過或停留，因此，他們成為攝影術在中國傳播的首批佈道者，為後來內地各城市的照相館的開設，培養了一大批專門人才，香港，也成為中國早期照相館的策源地。

在香港的早期照相館中，黎芳和他創辦的華芳照相館也許是最值得一書的華人照相館。祖籍廣東高明（佛山西）的黎芳，從1859年開始就在香港從事照相業⁽¹⁸⁾，到1870年，華芳照相館已經在香港照相業中佔有一席之地。人物肖像之外，華芳照相館拍攝了大量風景照片，這在中國早期照相館中是不多見的。除了香港和澳門，華芳照相館還拍攝了廣州、汕頭、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的人物風景，甚至北上大清都城北京，拍攝時事和皇城風貌。不過，和很多內地照相館不同，香港特殊的殖民地緣，決定了常駐外僑和外國遊客都是照相館的主要顧客，照片外銷也是照相館的一個主要收入來源。為了維護外國顧客群和在外銷中保持競爭優勢，華芳照相館還聘請數位洋僱員監督照片製作。到1890年黎芳去世時，華芳照相館已經名聲在外，不僅在香港，甚至國際上都獲得認可⁽¹⁹⁾。華芳照相館一直經營到1947年，成為香港最成功、經營時間最長的華人照相館之一⁽²⁰⁾。廣東人，因為地緣和歷史原因，也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攝影術的傳播者和照相館的開辦人。（1-1-19，1-1-20，1-1-21，1-1-22）

咸豐年間，在香港開設油畫店的粵人周森峰、謝芬、張老秋三人，看到照相業的前景，就合資延請當地外國兵營中一個會攝影術的人傳授技術，期滿後各投資二百元，在香港開設宜昌照相樓。幾年後，三人分道揚鑣：周森峰繼續留在香港；張老秋回到廣州，於1862年在河南開設了「宜昌」照相館；謝芬到福州開設了「宜昌」照相館。⁽²¹⁾兩年之後（1864年），謝芬繼續北上，來到了上海，開設宜昌照相館，「宜昌巧手照相，舖在福州路開張，倘有貴客光顧價錢相宜」。1875年，宜昌重建新舖，「謹擇於七月二十二日開照，諸尊光顧，請移玉步來，價錢格外公道」。⁽²²⁾直到1891年，宜昌照相館館主謝芬才宣告：「余因有別業，故將生財全盤招頂。」⁽²³⁾1892年，改名宜昌効記，「准於正月廿九日交易，倘有往來數目未清，問舊主理清，與宜昌効記無涉」。⁽²⁴⁾從此結束了宜昌照相館在上海灘近三十年的經營。可以說，宜昌照相館的發展過程，是照相業由南往北傳播的典型案例之一。（1-1-10，1-1-11，1-1-12）

另一個從香港北上的典型例子為粵東人士梁時泰的照相館。梁時泰的照相館從香港到上海，再到更北部的天津衛，最後到了北京城。19世紀70年代，梁時泰得「西人秘授，盡斯業之精微」⁽²⁵⁾，在香港開設了「時泰影相」館。不過，可能由於香港競爭激烈，他於1876年5月北上，到上海開設照相館，「巧照石片、牙片、絹片，而情景逼真，誠丹青描摹之捷法也」。⁽²⁶⁾1879年5月17日，剛卸任的美國總統格蘭特乘船來到香港，後至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對中國進行私人訪問，在天津期間，格蘭特拜訪了北洋大臣李鴻章，梁時泰以其在照相界的聲望，被邀請從上海北上，為這次中國外交史上的重要會見進行拍照。可能正是因為此次機緣，梁時泰得以和李鴻章結識，後來他來到李鴻章主政的直隸天津，再次開辦照相館，不僅單獨拍攝了李鴻章的肖像，還通過李鴻章得以進入京城為清廷王室大臣攝影，尤其是成為光緒皇帝之父醇親王奕譞的「私人攝影師」。⁽²⁷⁾（1-1-13，1-1-14）

照相業從香港到內地的傳播，除了宜昌三位創始人及梁時泰等攝影師直接北上開辦照相館外，也有通過師承相傳的方式，走入更多城市的。廣東南海人梁海初，是去香港謀生的童工，後在香港學會照相技術，1872年回廣州開業，在雙門底創立了「芙蓉鏡」照相館，招收梁傑臣等人為徒。梁傑臣出師後，先到廣州十八甫開設同生照相館，後因為競爭激烈，就和四位同業前往上海開辦麗珠照相館。發達以後，梁傑臣又抽出股份，遷往蘇州，獨資創辦興昌照相館，並在無錫崇安寺設立分館，後又在開封開設捷元照相館。正是在師徒代代相傳中，照相館開始從沿海往內地發展。

隨着香港、廣州照相館的發展和競爭的加劇，不是每個學會攝影術的人都有機會開辦一爿照相館。同時，內地照相業巨大的市場潛力，開始吸引不少廣東人直接開辦照相館。從沿海走入內地，更加拓寬了照相業的發展空間，為未來照相館開遍中國的大城小鎮吹響了號角。

1872年前後開辦的武漢榮華照相館，就是由廣東人在漢口回龍寺開設的，這也是當地最早的華人照相館之一。後來，來自嶺南的歐陽石芝於1884年之前，又在武昌黃鶴樓邊開設了寶記照相館，從而拉開了寶記照相館跨越武漢、南京、上海、廣州四大名埠，連鎖開店的序幕。⁽²⁸⁾1902年，廣東人謝石琴在貴陽北門橋（現在噴水池附近）開設「二我軒」照相館，從此貴陽開始有了照相館。其他更小的城市如淮安、常州等，也有很多廣東人開業照相，從而誕生了本地第一家照相館。（1-1-15，1-1-16，1-1-17）

正是因為中國最早一批照相館創辦人的「廣東效應」，有很多內地人開始到廣州學習攝影術，回故鄉開辦照相館，或者有實力者，則僱用廣東技師主理照相館經營。光緒十八年（1892），岳陽人汪繼真自廣東學藝返鄉，在羊叉街首創岳陽照相業。⁽²⁹⁾昆明最早的照相館之一「二我軒」照相館（1911年創辦）老闆蔣樸，因為深感照相技術人才缺乏，開始奔波於香港、廣州等地，尋找專業人才。廣州「豔芳照相館」的學徒黃恪存，被蔣樸看中，跟隨到昆明發展。在「二我軒」工作一段時間後，約1930年，黃恪存於正義路自立門戶，照相館也叫「豔芳照相館」。⁽³⁰⁾在廣州灣（今湛江市），開業於1942年前後的「中央」照相館，由吳庭柱、王茂合股經營，也是從廣州請來照相師傅做技術指導，設備條件較好，與當時的「現代」「贊真」並列為第一流的照相館。⁽³¹⁾

隨着上海、天津、北京等照相業的發展，內地很多城市開始就近從這些大城市學習照相術，中國照相業的發展進一步加速。

長沙最初的一家照相館叫鏡蓉室，創於1904年，設在當時市中心區的藥王街。創始人瞿瑞卿，家境寬裕，曾飽讀詩書，人稱「瞿二相公」「瞿秀才」，因久學不第，常往各地遊覽。到上海時，值攝影術傳入不久，初開的幾家照相館轟動全城。瞿亦被吸引，常去照相館觀看攀談，逐漸與照相館中人建立起一定的友誼，進而了解到一些照相知識。回到長沙後，即着手籌設照相館。後又多次去上海參觀學習，並請來一位姓胡的師傅，購回照相器材，於藥王街開設小型照相館。⁽³²⁾

寧夏寶珍照相館的創辦人章藏珍，喜愛音樂，擅長月琴、琵琶、揚琴等樂器，又會放映電影，出於對藝術的喜愛，意識到照相這門藝術有發展前途，於是與北京寶記照相館商定，將其子章文煥送到該館學習照相技術。章文煥在北京學藝三年，於1923年回到阿拉善旗開設寶珍照相館。後來到了銀川，在柳樹巷（現復興南街）租賃門臉，章文煥自任攝影師，並從北京聘來技術人員，於1925年9月6日在銀川正式開張營業。⁽³³⁾

陝西榆林人顧志霄，看到外地照相、印刷業很發達，榆林尚無人經營，因此在北京投師學藝，購回照相機和照相材料，聘請技師，於1918年回榆，創設永茂隆照相館，開創了榆林的照相業務。⁽³⁴⁾

山東德州的照相業，最早始於李煥章師傅，他由天津東馬路寶光照相館學藝成功後，於清末光緒年間，來德州馬家溜口（今商業街）開設德州第一家照相館——「文茂照相館」。⁽³⁵⁾民國初年其子李蘭亭繼承父業，繼續經營。

同樣是山東，濟寧天真照相館，原名天真攝影公司，開辦於1927年前後。重視質量和信譽，曾先後重金禮聘天津技師王清甫、青島技師王道南等來店工作。這幾位技師都具有較高技術和藝術水準，主要工序如拍照、修版等都是由他們親自把關，一絲不苟。這些技師在衣着上擺脫長袍、馬褂的舊式打扮，西裝革履，顯得有派頭，而使天真更加「洋氣」。⁽³⁶⁾濟寧另一家粹華照相館，創設於1920年，為在同行業中競爭，改造了門面建築，建造了大玻璃門窗的水泥門頭，並且相繼由濟南、北京、天津等處請來攝影師和修版老師，在濟寧同行業中，第一家使了新式八英寸座機，增設了燈光攝影、立體佈景，並備有西服、結婚禮服、化妝用品等，後又從北京著名的大北照相館請來了任傑民老師，使用了油彩着色。在濟寧使用燈光攝影和油彩着色者，粹華是第一家。⁽³⁷⁾

從上不難看出，從南往北，從沿海到內陸，從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傳播是中國照相業發展的基本路徑。對早年開設在廣州、上海的照相館來說，「西人傳授」⁽³⁸⁾、「香港新到」⁽³⁹⁾是顧客最看重的。而對於天津、北京的照相館，「上洋聘請」⁽⁴⁰⁾技師，「粵東聘請好手」⁽⁴¹⁾則成為宣傳語句。內地更多的中小城市，則把從天津、北京，甚至省城學習技藝或聘請技師作為自己的廣告噱頭。中國的照相業，正是在這種一步步次第傳播中，從沿海開放城市，逐漸到達了偏遠的鄉村小鎮。民國初年，《新編攝影術》的作者杜就田在該書序言中說：「考吾國初得其術，尚屬濕版舊法，手術繁雜，能者無幾。迨乾片法流行以後，法簡用繁，藉以營業者日眾。今則荒村僻野，時有其人。能者不奇，見者不怪……」⁽⁴²⁾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有一批知識分子從國外直接學習攝影術，回國開辦自己的照相館，從而部分擺脫了原來的基本傳播模式。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正式開啟了照相館時代，以「廣東效應」為特點的大範圍傳播，照相館從南到北，從沿海走向內地，開始發展起來。無論是廣東人的直接開辦，還是當地民眾學藝後的另起爐灶，照相館開始廣泛介入人們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在照相館中定格了人生的第一張影像，從此，一些人和家庭開始建立了自己的視覺檔案。照相館拍攝的城市建築、田園風光、民俗風情、社會活動等一系列影像，成為我們民族最早一批主動視覺檔案。這一幀幀寶貴的留影，為我們進一步探尋中國照相館攝影史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無限的可能。（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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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開福生照相樓》，見《申報》，1894年9月19日第4版。

(2)　《香港新到照相》，見《申報》，1876年5月29日第6版。

(3)　《永康照相》，見《申報》，1881年4月15日第6版。

(4)　黎健強，《暗箱和攝影術在中國的早期歷史》，見郭傑偉、范德珍編著，《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葉娃譯，香港大學出版社、蓋蒂研究所，2012年，第19—32頁。

(5)　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巴黎中國文化中心主編，《前塵影事：于勒·埃及爾最早的中國影像》。

(6)　林鍼：字景周，號留軒，在美時自署天蕩子，福建閩縣人，隨父輩遷居廈門。1847年在紐約接觸過照相機，所著《西海紀遊草》稱之為「神鏡」，說「煉藥能借日光以照花鳥人物，頃刻留模，余詳其法」。《西海紀遊草》成書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大約在近二十年後，即同治六年（1867）才小批量付梓刊刻。見鍾叔河、楊國楨、左步青校點，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嶽麓書社，2008年。

(7)　《中國攝影史：1842—1860》一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1860年之前，外國攝影師在中國攝影的情況。（英）泰瑞·貝內特，中攝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

(8)　參見馬運增、陳申、胡志川、錢章表、彭永祥主編，《中國攝影史1840—1937》第一章：中國攝影的萌芽，中國攝影出版社，1987年。

(9)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39。

(10)　《乘槎筆記》，見鍾叔河、楊國楨、左步青校點，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嶽麓書社，2008年，第113頁。

(11)　同前註。

(12)　《海國勝遊草》，見鍾叔河、楊國楨、左步青校點，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嶽麓書社，2008年，第166頁。

(13)　《乘槎筆記》，見鍾叔河、楊國楨、左步青校點，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嶽麓書社，2008年，第124頁。

(14)　同前註，第126頁。

(15)　《航海述奇》，見鍾叔河、楊國楨、左步青校點，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嶽麓書社，2008年，第494頁。

(16)　《初使泰西記》，見鍾叔河、楊國楨、左步青校點，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嶽麓書社，2008年，第321頁。

(17)　同前註，第322頁。

(18)　鄧肇初，《廣州攝影界的開山祖》，見《攝影雜誌》，廣州，1922年第2期。

(19)　華芳照相館很多櫥櫃照片的卡紙上有「成立於1859年」的英文字樣，但根據英國人泰瑞·貝內特的研究，現存最早的華芳照相館廣告是1870年4月9日，而在華芳照相館成立於1859年的文獻記載最早出現在1904年的香港報章上，因此，他推斷，1859年應當是黎芳在香港開始從事照相業的時間。見（英）泰瑞·貝內特，《中國攝影史：1842—1860》，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第67頁。

(20)　（英）泰瑞·貝內特，《中國攝影史：1842—1860》，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66頁—99頁。

(21)　《宜昌照相》，見《上海新報》，1864年5月21日。

(22)　《照相》，見《申報》，1875年8月20日第6版。

(23)　《照相店全盤招頂》，見《申報》，1891年11月22日第5版。

(24)　《盤店聲明》，見《申報》，1892年2月26日第6版。

(25)　《香港新到照相》，見《申報》，1876年5月29日第6版。

(26)　同前註。

(27)　梁時泰給李鴻章及醇親王拍照的詳細情況，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利用與反利用：照相館與權貴關係之解》。

(28)　寶記照相館連鎖之經營，詳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照相業分支營業之範例——寶記照相館》。

(29)　李培天，《岳陽照相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岳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岳陽文史》第4輯，1985年，第161—165頁。

(30)　劉瑤，《豔芳照相館：歲月留痕80載》，見《雲南信息報》，2009年1月3日。根據昆明豔芳照相館創始人黃恪存之女黃秀英的口述回憶。

(31)　吳顯強，《廣州灣的照相業》，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湛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灣》（法國租借地史料專輯，湛江文史史料第9輯），1990年，第181—185頁。

(32)　朱振三，《長沙照相業史話》，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2—170頁。

(33)　趙貴春，《攝影技術的傳入和寶珍照相館的興起》，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銀川文史資料》第3輯，1986年，第149—151頁。

(34)　史書博，《榆林照像、印刷業的開創與顧志霄其人》，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榆林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榆林文史資料》第10輯，1990年，第68—70頁。

(35)　于潤泉口述，田金鵬整理，《德州兄弟照相館》，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德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德州文史》第11輯，1994年，第150—155頁。

(36)　盛太坤、何生，《天真照相館春秋》，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濟寧市市中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第6輯，1990年，第185—189頁。

(37)　蕭化鵬，《粹華照相館憶舊》，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濟寧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濟寧文史資料》工商史料專輯第4輯，1987年，第201—203頁。

(38)　上海蘇三興照相館廣告，《照相》，見《申報》，1872年12月31日第6版。

(39)　上海時泰照相館廣告，《香港新到照相》，見《申報》，1876年5月29日第6版。

(40)　天津恒昌泰照相館廣告，《新開恒昌泰照相樓》，見《大公報》，1902年11月20日。

(41)　北京同生照相館廣告，《同生照像館》，見《順天時報》，1914年3月27日。

(42)　杜就田，《新編攝影術》序言，商務印書館，19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