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走私与禁烟问题上的论争

鸦片战争前，英国是向中国输入鸦片最多的国家。因为鸦片贸易有利可图，许多英商洋行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获取了巨大利益。1822年时，鸦片贸易收入就已占英印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0%以上，使英国的对外贸易由原来的入超转为出超，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其他西方国家也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纷纷加入到鸦片走私行列中。在鸦片战争前的40年间，西方国家靠非法贸易从中国掠去的财富，就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8倍以上。尽管清廷严令禁止鸦片贸易，但因其巨大的利润，使其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竟达4万箱以上。

鸦片的输入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吸食鸦片者已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鸦片不仅耗费钱财，而且戕害人的身体健康，消磨意志，神志萎靡，久成废人。同时还造成大批不事生产的蠹虫和贪官污吏，不仅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也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萎缩，夺走了正常的社会购买力，影响到商业和城市手工业，使人数众多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受到沉重打击。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矛盾日益严重，导致金融恐慌，“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鸦片的危害愈演愈烈，已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鸦片烟害危机，清廷内部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在朝中，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贡、两广总督邓廷桢都曾赞同此观点；一派是以黄爵滋、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1836年许乃济向道光帝上奏，提出其“弛禁”主张：一是允许外商将鸦片当药材贩卖，按旧例收税；二是鸦片进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三是允许民间贩卖吸食，不追究；四是不禁止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在许乃济看来，只要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既不伤害国家体制，每年又可以节省千余万金财富。中原土性和平，在这样的土地中培植罂粟毒性少，食之无大害；种鸦片不仅不妨碍农业生产，而且还对农民有利，可以增加其收入。等国内生产的土烟增多，夷人贩烟无利可图，洋烟自然不禁而绝。许乃济虽属“弛禁派”，但从本质上看，他也是主张禁烟的。比如严禁公职人员吸食，违者处以刑罚，官员、士子、兵丁一旦吸食，“立予斥革”。只要能做到不让国家精英阶层吸食，让一般老百姓吸食，“无伤政体”，对国家没有大害。显然，许乃济的建议是禁中有弛、弛中有禁，是一种变通式的禁烟办法。

他的主张当时曾得到清政府一部分官员的支持，但遭到主张严禁鸦片的官员的反对。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他们驳斥许乃济的理由是，明明知道鸦片是毒人之物，却任其流行，还要对其征税，有失堂堂天朝体统。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批驳许乃济，认为，若明令弛禁就是放任鸦片伤害百姓性命而不管，这会伤害到国本元气。原曾一度赞成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转而主张严禁。在禁烟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这时的态度也起了变化。对禁烟运动起到实际发动作用的，则是尔后黄爵滋在他的一封著名奏折中所提出的主张。1838年6月，黄爵滋以《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上奏道光皇帝，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禁烟想法，指出当时烟毒泛滥、白银外流所造成的严重局面，建议严令各府、州、县，对鸦片进行清查，保甲连坐，特别要奖励相互检举、告发之人。如果文武官员吸食鸦片，则要比常人罪加一等，除了本人治罪外，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这种重治吸食鸦片者的办法，引起了朝野震动，引发了如何禁烟的大讨论。在29份各省将军、督、抚的奏议中，仅有8份对黄爵滋的主张表示赞同，且对将吸食者处以死刑提出了异议。其余的奏折，虽仍主张禁烟，但都把重点倾向于查禁海口，捉拿烟贩上。

随后林则徐也提出了禁烟奏章，强调了鸦片的危害，认为如果让鸦片流毒天下，就会危害巨大，所以必须从严处理。若再不管，几十年后就会没有抵挡敌人的将士，而且国家也没有发给军队军费、官员俸禄的银两。提出了源流兼治、重在禁源的禁烟方略，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认同。于是，道光帝以“不得政体”“冒昧渎职”“殊属纰缪”的理由罢免了许乃济的官职，开始采取禁烟措施。

道光帝认为林则徐在湖广地区禁烟认真且有成效，于是召他进京，面谈多次。1838年12月，林则徐在第五次觐见皇帝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烟毒泛滥最严重的广东禁烟。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采取惩治烟贩，要求外商交出鸦片，下令包围商馆，断绝澳门与广州的交通，撤出雇员，停止中英贸易等禁烟措施，逼迫英、美商人缴出近2万箱鸦片。1839年6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海滩将收缴的鸦片当众销毁，禁烟运动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