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行：“广州十三行”中的代表

在现在广州市西关一带，有一条窄小的马路，名叫十三行，清代的十三行就坐落在这里。广州十三行实际是清朝时广州拥有商业特权的官商团体，是一个对洋货行商业集团的统称，并非说只有十三家。据统计，多时达四五十家，少时只有四家，只有1837年刚好是十三家。他们分别是怡和行、广利行、同孚行、东兴行、天宝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同顺行、孚泰行、东昌行、安昌行等。1757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与外商的垄断贸易，获得丰厚的利益，其中怡和行成为十三行中的代表。

1784年，伍国莹创立怡和行，与英国人通商。到其子伍秉鉴（1769—1843）时，因出色的经营管理以及与英人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遂使怡和行发展迅速。1813年，取代潘氏同文行，成为十三行行商之首。

怡和行每年的贸易额即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时拥有资产超过2600万银元，大约相当于当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为当时华商首富。财大气粗的伍秉鉴凭借超人一等的世界眼光，巨额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等现代金融项目，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怡和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有一则伍秉鉴免除美商巨额债务的轶闻在外商中流传甚广：曾有一位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因其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一直无力偿还，也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来，对美商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罢了。”随后当着他的面就把借据撕碎，“账已经结清了，你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72万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相当于当时七艘远洋来华的中型海船携带的货物总价。伍秉鉴这一行为，既说明他为人豪爽仗义，也说明他财大气粗，并在外商中落得个好名声。

伍秉鉴虽是华商首富，能够得到外商的尊重，但在那个国家羸弱的年代，他活得没有尊严。因为他是官商，虽然垄断对外贸易容易发财，但经营风险也不小，官吏可以随便罚款，动不动就要行商捐献，还时常被勒索，稍不遂意，大祸即至。有两个例子：伍秉鉴七十岁时，为了让儿子伍绍荣接班，他花了90万两银元，希望得到官府批准，甚至表示愿意拿出自己财产的80%上交官府，给自己留下20%的财富，但政府不允许。另外，他还受到不法外商的牵连。接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要承担责任，因外国不法商人是不会受行商管制的。正值林则徐来广州查禁鸦片，怡和行因与外国商人贸易，受鸦片贸易牵连，被官府定罪，不得已，愿以家资报效。而林则徐却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下令将伍氏父子摘去顶戴，套上枷锁，逮捕入狱。虽然因事态发展，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父子，但是经过此番折腾，伍家颜面尽失。可见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并不能保护其财产和尊严。

尽管如此，当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还是全力站在清政府一边，和其他行商一道捐资修建炮台，建造战舰大炮。清军战败，他也跟着倒霉，仅据《广州和约》，清政府交出的600万银元赔款中，就有怡和行拿出的110万银元。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在战败赔款中，行商公所认缴134万银元，伍家又被勒缴100万银元，其他行商摊派34万银元。整个战争前后，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这说明当时的垄断商人依附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下，毫无独立性可言，钱财毫无保障。怡和行的命运，也与十三行中的其他商行一样，随着清王朝的战败而终结。《南京条约》第五款“外商与何商贸易，听其自便”，宣告了广东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行商制度的结束。1856年，十三行街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