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密里本德与英国新左派

英国是马克思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30多年，但是他的思想在英国左派中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更谈不上得到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英国都一直追随着苏联的步伐。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才开始真正摆脱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的创新。虽然这种创新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相比稍显逊色，但是这表明英国已经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独具特色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形成了英国新左派。在迈克尔·肯尼看来，新左派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个政治组织，其政治观念对后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非单一的思想潮流的英国新左派运动，大体上分为三种主要的左派思想：“1.以工人阶级文化和政治，以及其他19世纪本土激进传统为基础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2.独立的社会主义，它源于牛津—剑桥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伦敦民粹抗议传统的融合；3.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受到经典国际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励。”[8]如果将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英国新左派的成员主要是由50年代末一批英国前共产党员、左翼文化人士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组成。人们一般习惯于把它划分为两代：第一代和第二代。英国第一代新左派产生于1956年世界共产主义危机之后。爱德华·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等代表人物致力于在历史、文学等领域的革新，力图将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化，改变英国“理论的贫困”的面貌。1963年随着佩里·安德森出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英国第二代新左派崭露头角。这一代新左派是一批出生于三四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他们具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渴求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更加推崇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法国结构主义青睐有加。总之，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使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在思考方式、理论宗旨、政治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和分歧。

但有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代际划分。如英国政治学家玛德琳·戴维斯认为，这种划分是一种虚假的二元逻辑，使“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的那些个体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考虑”[9]。在他看来，密里本德就是这样一个被忽略的个体。因为作为一位政治学家，密里本德的关注焦点始终是政治领域中的阶级、国家等问题。加之受到英国本土经验论的影响，他基本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因此，如果就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而言，他既不属于第一代新左派也不属于第二代新左派，他似乎是保持中立的。而密里本德确实也在自传中称自己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纽曼认为，一提到英国新左派，人们首先会想到爱德华·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德·威廉姆斯和佩里·安德森，但密里本德也应该被看作是英国新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纽曼明确指出密里本德和英国新左派确实有密切联系。纵观密里本德的生平及其学术生涯，他和两代英国新左派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新左派的变迁和发展历史。潘尼奇就曾指出，“他与1956年后英国新左派的涌现以及随后数十年间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繁荣活跃，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拉尔夫·密里本德在政治学研究中也发挥了领导作用”[10]。

第一代新左派的主要特征是拒绝苏联共产主义，也拒绝当时主流的社会民主。早在1957年密里本德就在第一代新左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将《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始人伊萨克·多伊彻团结在新左派周围，并帮助拉尔夫·塞缪尔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新左派，又通过C.赖特·米尔斯、克拉考夫斯基等人将英国的新左派运动国际化。此外，他又担任了由汤普森和萨维尔创办的《新思想者》的编辑。随后《大学与左派评论》与《新思想者》的合并引起他与汤普森之间的分歧，标志着他与第一代新左派开始产生分歧。两人之间分歧的实质是对社会主义路线的坚持与否。密里本德赞成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他质疑这些不同的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只有工党才能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但汤普森却质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他寄希望于左翼组织而不是工人政党。可以说，密里本德和第一代新左派的关系由开始的密切合作到后来的分离，主要分歧就在于是否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虽然密里本德与第一代新左派密切相关，积极参与了新左派的事务，但是他的立场与第一代新左派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密里本德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他坚持认为要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依靠组织和政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变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分析依然有效。

第二代新左派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1963年佩里·安德森担任了《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以他为首的第二代新左派追求一种抽象的、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英国没有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希望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求借鉴，构建出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同时期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如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陆续进入英国并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主持译介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引进英国本土，扩大了英国政治理论的理论资源。其中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70年代，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主体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集体转向结构主义。密里本德将两代新左派的理论运用到了阶级和国家问题的分析中。例如在阶级问题上，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第二代新左派倾向于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安德森批评了英国传统的历史观，反对单一视角的“自下向上看历史”（history from blow），强调“自上而下看历史”（history from above）的重要性，尤其是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密里本德虽未公开表示支持结构主义，有时甚至批评结构主义的抽象方法论，但他却不自觉地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其阶级斗争理论中尤为明显。密里本德的阶级斗争理论融合了两代左派的理论主张。既强调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也关注到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他不仅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自下层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from blow），更重要的是他还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from above）做了深入的分析。显然，他在研究过程中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在国家问题上，密里本德对国家的分析也离不开与结构主义的相遇。虽然密里本德声称批判结构主义，但实际上他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分析是在与普兰查斯的对话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此外，在研究国家的阶级本质时，他多次援引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密里本德和新左派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密里本德虽然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代新左派的成员，但就其政治理论而言，他也和第二代新左派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因此，已有的将其单纯划归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观点有失偏颇。笔者认为不能割裂密里本德与两代新左派之间的联系，但也要关注到他始终与新左派保持一种半分离的状态。简言之，他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新左派，而毋宁说他是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支持新左派，拒绝苏联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但在某些问题上，他的立场与新左派是矛盾的。一方面，密里本德对工党成为社会主义党的可能性失去信心，但他仍然认为政党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关键工具。另一方面，他承认必须参加新社会运动，但他仍然坚信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斗争媒介所起的根本作用。因此，密里本德对阶级和政党的中心性的信仰与其对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思想和参与是一致的。因此，他拒绝新左派的“反组织化”倾向和阶级政治的衰退。由此，我们看出，密里本德认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关键在于传统的“旧左派”和“新左派”的整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有观点上的分歧，但密里本德受到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的一致尊敬。第一代新左派的爱德华·汤普森认为他的政治分析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影响《大学与左派评论》。第二代新左派的汤姆·奈恩在研究工党理论时寻求从密里本德那里找到理论启发。总之，密里本德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恰逢英国新左派不断分化的时期，其政治理论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英国新左派代际的变化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