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密里本德的生平与思想

1924年拉尔夫·密里本德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华沙一名皮革手工工匠，也是犹太者同盟的成员之一，这个同盟是由社会主义工人组成的，旨在保持民族自治。这表明他的父亲是一个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有觉悟的工人。密里本德的叔叔参加了由托洛茨基组织的红军。这在密里本德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社会主义的火种。15岁时他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左翼青年组织“青年卫士”，第一次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剥削。一位年轻的社会主义激进分子毛里·特兰（Maurice Tran）送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密里本德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共产党宣言》的含义，但至少受其影响开始关注社会主义政治学。1940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他同父亲本想逃亡法国，但由于纳粹对法国实施空袭，他们被迫在纳粹军队占领奥斯坦德之前，搭乘最后一艘离开比利时的船逃往英国多佛。当密里本德以犹太难民身份来到英国时，他开始形成一种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初到英国，密里本德和父亲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做了搬运工，接触到大量中产阶级和非熟练的工人阶级。工作之余，密里本德在图书馆进行广泛的阅读，读到了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Laski）的著作并申请做其学生。1941年他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师从拉斯基。1943—1946年，密里本德中断学业，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三年，主要负责收集德国无线电信息。1947年他重返校园并获得学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的大众思想》。密里本德毕业后最初在芝加哥罗斯福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初，他回到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密里本德并不赞成党派政治，但是在50年代初，他还是加入了英国工党，目的是同英国工党左翼人士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向前迈进。1965年，密里本德的幻想破灭后，他毅然退出英国工党，此后一直独立于任何政治党派，直到去世。

同拉斯基一样，密里本德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对苏联在1950年10月出兵镇压匈牙利革命的行为，给予强烈的谴责和批评。因此，他积极寻求可以从下层带来社会主义政治变革的知识和政治运动，或者至少是可以为左翼提供一个辩论的机会。正因如此，密里本德对1956年7月出版的新杂志《大学与左翼评论》表现得非常热心，并对英国工党的“修正主义”正统观点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此之后，他在新成立的新左派俱乐部中积极发声。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3月，这份秘密报告传入西方。随即，西方国家共产党开始“去斯大林化”，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向右转。英国共产党内部一些知识分子党员提出要重新思考党的未来。如爱德华·P.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创办了《新思想者》，以此为阵地公开反对斯大林主义。密里本德于1958年12月加入了《新思想者》的编辑委员会。他为英国第一次出现一大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感到鼓舞。1959年《新思想者》和《大学和左派评论》合并为《新左派评论》。密里本德强烈反对这种合并，因为在他看来，这两本期刊的成员属于两种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经验潮流。《新思想者》代表的是第一代新左派，他们大都成长于相对封闭的英语环境，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大学和左派评论》是由牛津大学的学生创办，代表的是牛剑（oxbridge是英国两所最知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派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二代新左派。他们更侧重于理论分析，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英国的工人运动，政治上具有分散性。在他们看来，英国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既有的统治秩序，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上的替代，因此认为《新左派评论》的任务就是从其他国家引进高度理论化的观点来对抗英国的经验主义。1963年，当以爱德华·P.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和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彻底决裂时，密里本德提出创办一本新杂志以体现《新思想者》所包含的精神。这一建议的结果就是1964年密里本德同萨维尔一起创办了《社会主义纪事》。密里本德参与了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直到去世。《社会主义纪事》主要出版的是“独立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而不是主流的共产党员或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主题设定还是作者都具有国际性的视野，它设置了诸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劳工历史和当代事件、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书评和评论等栏目，聚集了像安德烈·高兹、保罗·斯威齐等有国际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社会主义纪事》打开新的视角，推动指向结论、行动和组织的争论。它既没有过于深奥或学术化的文章，也没有无意义的争辩，而是侧重于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例如对社会主义者以及对世界各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回顾，对一年中重要的事件进行回顾，并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尝试从世界范围获得对英国的系统性研究和关注，例如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

密里本德在新左派的第一阶段，开始撰写《议会社会主义：工党政治研究》（1961）。其主要内容是对英国工党及其政策的批判，并对选举制和官僚机制做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一旦政党在选举和治理过程中制度化，它们就会普遍偏离追求更加激进的目标的轨道。尽管对英国工党持有批评的态度，他仍然对之抱有希望，希望它能够成为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力政治代理人。《议会社会主义：工党政治研究》奠定了密里本德在左翼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在此期间，密里本德在英国和平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许多其他反社会和政治压迫的运动中也变得日益活跃。但由于坚信社会主义需要在更广泛战线上的动员，加之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决定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密里本德对英国工党失去信心，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初离开工党。离开工党的密里本德仍然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是社会主义和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

当新左派抛弃马克思的时候，密里本德成为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家之一。1968年爆发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动乱。全世界对美国军队介入越南表示抗议和抵制，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共产主义”陷入意识形态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它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的形象。与此同时，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核军备竞赛，重振了西方各国的“反核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使法国共产党在拒绝接管临时政府之后蒙羞。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学生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在日本，学生与农民一起对在东京郊外建造成田国际机场所需的土地征收进行暴力抵抗。这些历史政治事件预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民众对西方意识形态开始动摇、怀疑和否定。因此，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左翼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不太平的十年。法国“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古巴导弹危机、英国工党上台执政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使密里本德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大变革的趋势中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战略应该有重大转变。密里本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西方权力体系展开深入分析，揭开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面纱。这本书是密里本德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密里本德出版《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时，他已经是英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国家问题带回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野中，使他产生了国际影响力。19世纪70年代中期，该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密里本德的思想影响力一度辐射到美国，到了70年代中期，他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最杰出的政治科学家的名单上。由于这本书，密里本德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领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此同时，这本书对国家问题的探讨引起了尼科斯·普兰查斯的批评，此后二人展开了长达七年的争论。1972年至1977年，即普兰查斯—密里本德辩论期间，密里本德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转到了利兹大学任教。辩论结束时，他到波士顿附近的布兰德斯大学任教。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左派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促使密里本德开始积极思考。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新社会运动”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而传统的劳工运动似乎在衰落。新社会运动提出了一些传统上被社会主义者视为“边缘”问题的重大问题，例如，性别、种族和民族、生态学，同时也挑战了已经建立的左翼组织的等级特征。在这个背景下，密里本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行了分析，梳理了自己对马克思和国家理论的理解。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葛兰西的著作审视之后，他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问题。他试图通过自己对马克思的阅读和理解来回应结构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坚定地认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工人阶级都是唯一使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所能依靠的力量。

除了著书立说，密里本德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实践活动。1981年，密里本德创立了社会主义学会，致力于社会主义教育和研究。1982年，他帮助英国工党左翼领袖托尼·本恩制定并完善工党左翼的社会主义策略。在1987年和1988年，他还提议召开切斯特菲尔德社会主义大会并参与从中建立起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也促使他后来成为左派独立通讯社的领导人。就这一点而言，密里本德一直试图以不同的左翼观点将知识分子、活动家和官员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个联盟。

1982年密里本德出版了《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主要以英国为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避免阶级冲突的。他认为英国政治体制实质上一种“遏制体系”，目的在于防止人民行使权利，统治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这本著作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的应用，即将其中阐述的一般性观点应用于英国这个特殊的个例。

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马克思主义兴起，密里本德意识到阶级政治正在退缩，他试图反驳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的回应中，密里本德完成了《分化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在这本书中，他也借鉴了英国和美国强大的经验证据来支持他的论点，以及他关于阶级至上的论点。他对阶级本身的定义和阶级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重要的重新表述，对工人阶级、统治阶级、新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他承认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加速解构和重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在传统产业中的衰落，而在白领、分配产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迅速增长，构成“新工人阶级”。就这些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新工人阶级”仍然是工人阶级，与马克思定义的工人阶级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密里本德对统治阶级的认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到《分化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他不断修正这个概念，深刻揭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复杂性。关于新社会运动，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中抗议和压力的重要形式，应该对其在理论层面进行政治分析。密里本德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无疑是人们理解阶级斗争的关键，由此使民众意识到统治对于维持资产阶级剥削的重要性，但是统治还包括“基于性别、种族或族裔，或基于诸如生态保护或裁军等原因的各种运动的斗争”[7]。同时，随着对统治阶级的深入分析，密里本德发现，阶级斗争的“国际维度”对于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政治动态越来越重要。他对国际阶级关系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是反对西方权力体系的一个斗争点。密里本德以上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开启了非经济形式的统治和抵抗的探索。

密里本德一直确信，无论是传统的工党，还是新社会运动，都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重大变革。为了整合新旧左派，在《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他提出建立一个以有组织的工人和新社会运动联盟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本书是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乐观情绪高涨的时候完成的，但出版时苏联东欧已经解体，因此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认可和重视。

纵观密里本德的经历和学术生涯，不难发现，他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品质。首先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信不疑。这种信念从他15岁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时便形成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信念一直贯穿他的学术生涯。也正是因为密里本德对传统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坚持，留给人们一种狭隘的或者宗派主义的印象。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他和左派的开放性、多样性、流动性格格不入。但这也正是他首要的最为可贵的品质，这个坚定的信念支撑了他毕生的学术研究。其次是独立。这意味着他对现实不断的质疑和开放的理论态度。就其政治理论发展的起源而言，密里本德并不是通过加入共产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讨论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得出关于政治的结论。他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对现实的体验以及与他人的辩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种从观察和反思中得出结论的做法，正是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熏陶。最后是正直。尽管他拒绝将社会主义作为一套伦理信仰来看待，但他以绝对的忠诚为基础坚持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一生对社会的不公正和压迫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反对当时传入英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的理论实践活动中，一直致力于传播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