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生态批评的出现与四波发展“浪潮”

20世纪60年代，以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为标志，美国环境运动开始兴起。此后，生态批评学科逐步出现。1974年，美国学者约瑟夫·米克尔（Joseph W.Meeker）在其专著《幸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中提出了“文学的生态学研究”（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米克尔认为，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应当关注文学如何展现出“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细致而真诚地审视与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9]同年，美国学者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上发表文章，主张将“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ecological）两个概念共同纳入文学批评的视域[10]。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的第一次出现在学界是在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发表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首次明确地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说法，并提出将文学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将生态学及其相关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建构出一个生态诗学的研究体系[11]。“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说法在提出后得到了学界广泛的接受，虽然之后也有学者提出注入“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学者依然倾向使用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学界刊发了诸多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文章。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正式建立。自此，“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12]。

自诞生伊始，生态批评即是一门跨学科研究，涉及了自然科学、文学、文学批评、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正如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所言，生态批评是一场“越来越异质化的运动”。[13]正是由于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包含多种研究方法，生态批评概念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术语。最简单明了的定义由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 Glotfelty）给出。1996年，她在学界出版的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中将生态批评定义为“一门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14]。1999年，本内特和蒂格则将生态批评定义为“对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的学科”[15]。二十余年里，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取得了蓬勃的发展，批评方法越来越多种多样，并涌现出大量研究著作。截至2018年，生态批评在西方学界中已经大致经历了四波发展浪潮。[16]

一 20世纪80年代：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发展浪潮

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出现在英美两国的批评家中，研究主题是强调将传统的自然书写即荒野作为解读对象。与当今的生态批评学者相同，在这波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关注环境危机，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有义务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在文化与社会现实层面积极探寻解决的环境问题的良方。因此，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主要是“为自然言说”[17]，是“一种政治分析方法”[18]。在这次浪潮中，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他们更加推崇自然的价值。

在生态批评的第一波浪潮，批评家的解读对象主要是非小说类的自然书写（non-fiction nature writing），这也与环境文学刚刚出现时作家的创作倾向相吻合。这一类研究的代表有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劳伦斯·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的《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等。在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发展浪潮中，学者们非常重视非人自然，或曰荒野自然，这种关注倾向也一直延续至今日。这种对“荒野自然”的重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并不仅仅是剥削的对象，也是需要珍爱和保护的对象，具有启示性意义，但是，在后文中本书也将提到，由于对“荒野自然”的偏爱在生态批评学界占据了主导的位置，以至于批评家有些忽视或者贬低“城市自然”的存在价值，这也造成了城市生态批评的诞生滞后。

最后，生态批评的第一波发展浪潮中颇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旁支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卡伦·J.沃伦（Karen J Warren）、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 Spretnak）、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瓦耳·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玛丽娅·米斯（Maria Mies）、阿尔·萨勒（Ariel Sallen）和罗斯玛丽·鲁瑟（Rosemary Reuther）等人，此处不再一一赘述。20世纪70年代，在《寂静的春天》引起的生态风暴席卷全球时，欧美大陆也正处于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之中。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经历的不公正待遇恰如自然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这种惺惺相惜之情将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生态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共同催生的产物。

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74年，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ç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的毁灭》（Le Fé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自然的形象和女性的形象十分类似，“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而顽固地持续下来”[21]。自然和女性都是生命的孕育者，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二者又皆处于被控制和被征服的状态。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提出：“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22]这种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天然的联系，使生态女性主义在生态批评学界与女权主义运动阵营中都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共同致力于消除人类对自然的主宰和性别歧视，尊重和维护所有生物的平等性和文化多元性，倡导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双重解构，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环境的压迫，也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群体的压迫。正如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Spretnak）指出：“生态女权主义者从传统的女权主义者关注性别歧视发展到关注全部人类压迫制度（如种族主义、等级主义、歧视老人和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最终认识到‘自然主义’（即对自然的穷竭）也是统治逻辑的结果。”[23]生态女性主义寻求普遍存在于男权社会中的边缘化自然与边缘化女性之间所共有的某种特殊关系，将对女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统一为一体，建构一种不同于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的新型的文化形式。

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出后，其魅力经久不衰，即使在生态批评流派十分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许多学者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方面的研究，可见其哲学内涵之经典，引起的受众共鸣之广泛。生态女性主义挑战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语境中针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边缘化，其所主张的消除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对后世的许多生态批评流派都具有启发意义，其批评维度也决定了生态女性主义比较容易与其他研究方向进行交叉，如城市中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视角下的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等等，都是非常值得生态批评研究者探讨的话题。

二 1995年前后：生态批评的第二波发展浪潮

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在这波浪潮中，除了英美两国学者之外，更多国家的批评家开始加入生态批评的阵营，研究对象也从非小说类的自然书写扩展至包括各种文学体裁。此外，少数族裔、日本环境文学作家的自然书写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生态批评的研究角度不再只局限于白人英语作家的作品，而是变得更加具有文化多元性。

生态批评的第二波浪潮在研究方向上也具有一定的现代革新性，尤其是开始质疑长久以来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界限[24]，认为这些界限不过是人为建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波浪潮中出现了对“环境”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开始将自然环境与城市环境共同纳入其中。[25]但是，城市自然环境在这一波发展浪潮中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虽然有研究者在理论层面上曾经强调城市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学者真正地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城市文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了——这也使城市生态批评失去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本书的后面几章的讨论中，笔者还会进一步讨论这种关注的缺失所造成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但无论如何，在生态批评的第二波发展浪潮中，城市环境第一次出现在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这一点依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生态批评第二波发展浪潮的另一个亮点是，生态批评研究中衍生出更加具有政治性的生态正义运动。生态正义运动致力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阅读文学文本，以唤醒人们关于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意识。生态正义运动关注贫穷地区人口的窘迫生活，指出这些人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比起其他人拥有更少的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例如，出身于乌克兰犹太家庭的美国作家莱昂纳多·杜步金（Leonard Dubkin）在回忆中便曾经提及，自己两岁那年随父母移民至芝加哥，他们同其他常见的新移民阶层一样，由于家境清贫而搬到城市西部的贫民窟居住。杜步金一家住在一栋人口密度极大的小公寓中，公寓周围的环境完全没有绿化，以至于他自己直至九岁或十岁时才第一次见到了树木。[26]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少数族裔在生态正义方面的典型遭遇。

生态正义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环境问题建构为一种社会问题，同时也重塑了西方环境运动的走向。以往，生态批评作为一种人文类的哲学思考，往往被认为关注的是抽象的理论与思辨问题，而生态正义研究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生态批评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现实与实践指向，它所关注的不仅是文学作品中作家想象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所关注的对象归根结底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换言之，生态正义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生态哲学引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与人类实践，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构想，改变目前损害生态正义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结构。例如，生态正义研究除了一般环境运动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生态诉求之外，还包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生态诉求。因此，生态正义研究的出现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拓展了生态批评的哲学视野，而且也在现实层面上折射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的新格局，促使人们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反思现实世界中生态危机的成因与可能的解决方法。

生态正义作为出现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其典型的活动舞台之一就是城市环境，例如城市中少数族裔经常会遭受生态不公正待遇，有限的生态资源如阳光日晒较多的楼房往往会被白人阶级所占有，而少数族裔群体往往蜗居在背阴狭窄的居所，承受较差的生活环境与转嫁的生态污染。在后面第四章的讨论中，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生态正义与城市生态批评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 2009年之后：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发展浪潮

2009年，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这一表述。[27]斯洛维克认为，美国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非（Patrick D.Murphy）的《自然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8]一书从全球化与比较研究的角度重思生态批评研究，主张跨越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是生态批评第三波浪潮兴起的标志。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发展浪潮的主要特色是以全球化作为研究框架，研究视域不再局限于当地或地方，而是将更广阔的“地球”本身纳入宏观视野之内，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与分析。相比于此前的两波发展浪潮，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在研究角度、研究对象、研究参与者等方面都显得更加成熟而多样化，可以说，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不仅在研究框架和研究视野方面变得全球化，其在学界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变得全球化，将生态批评研究带向了一个高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出现了多种新的研究趋势，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研究热潮。本部分将就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中比较典型的几种研究方向加以简单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方向中有很多与城市生态批评关系密切，尤其是地域整体的概念、新生物区域主义和生态批评批判等研究角度，之后均构成了城市生态批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生态批评的前两波浪潮中，学者们的研究非常注重“地方”（place）和“区域”的概念，强调要建构一种对地方的认同感，即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并且倡导重视地方或者说当地具有的生物学特征，以“生物区域”（bioregion）来划分地方，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大地母亲，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身边环境，培养对地方的归属感。主义等观念。与之相对，在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中，学者们开始呼吁培养一种更加重视整体的地域观念，既要重视特定的地域，又要超越地域所带来的局限性。其中，2008年，乌苏拉·海瑟（Ursula Heise）出版了专著《地方意识与地球意识》（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9]一书，她在书中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美两国的环境文学等为例，探讨了环境保护主义、生态批评和全球化、跨国主义以及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海瑟认为，这种关系可以用她所发明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一词来表述。海瑟试图通过“生态世界主义”的概念来传达她对全球性想象的重视，认为截至20世纪末，美国环境保护主义都过于强调地方意识，而缺乏一种全球化意识。因此，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呼吁人们走出地方和区域的局限，在重视本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形成新型的区域主义观念，在全球环境的视野中综合衡量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政治及审美想象。

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的另一个亮点是开始出现了针对学科内部建设的反思，即针对生态批评本身的批评，这也是生态批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这类研究中，迪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没有自然的生态学：环境美学再思考》（Ecology Without Nature: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30]一书是非常著名的。莫顿从生态批评的根源术语“自然”入手，认为目前关于“自然”概念的解读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因此人们应当摒弃“自然”的概念，采用新的术语以推进研究。莫顿发明了“暗生态学”（dark ecology）的概念并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术语来代替当前的生态批评术语。莫顿的观点在学界影响甚大，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生态批评本身是否在根源处便局限了自己的视野，而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局限讨论——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生态批评的复兴。

关于针对生态批评本身的批评，即生态批评批判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的《生态学的真相：美国的自然、文化与文学》（The Truth of Ecology: Nature,Culture,and Literature in America）[31]。菲利普斯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当代环境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评论，并且大胆地指出，当前的生态批评研究依然缺乏理论性，实际上这一点也是自生态批评诞生之时便时常被人诟病的一点——例如，曾有人认为生态批评不过是提倡“拥抱树木的玩意儿”，并不具有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当然，认为生态批评就是拥抱树木的极端观点已成为历史，生态批评本身也早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文学理论，但是相对于某些文学理论，由于生态批评与生俱来的现实指向，其依然会让人们感到理论方面稍显不足。菲利普斯的观点也再次引起学界对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重视，在之后的第四波发展浪潮，即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理论建构非常的重视，相信这与第三波发展浪潮中学界对生态批评理论建构不足问题的反思是分不开的。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之外，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发展浪潮还出现了比较式生态批评、生态性属研究、动物研究、多态行动主义等研究角度。其中，比较式生态批评强调引入后殖民语境，在进行生态批评时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学科的维度切入，在比较的框架下讨论人类经验和非人类世界之间的联系，例如，加拿大学者萨拉·P.卡斯蒂尔（Sarah Phillips Casteel）的《后来者：当代美洲文学的风景与归属》（Second Arrivals: Landscape and Belonging in Contemporary Writings of The Americas）便杂糅了加勒比文学研究、流散研究与后殖民研究，选择关注了加勒比海裔作家所书写的新大陆的自然想象，探讨其中不同的历史内涵与地方诗学。以往的流散文学研究大多更为重视城市景观而不是乡村景观，试图以此来规避同质性、保守性和排外性等问题。卡斯蒂尔通过援引 V.S.奈保尔（V.S.Naipaul）、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牙买加·琴凯德（Jamaica Kincaid）、乔伊·科嘉瓦（Joy Kogawa）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人的作品，指出乡村景观和荒野空间同样可以支撑起流散作家的文学想象。卡斯蒂尔指出，当代美洲文学中的流散书写具有的一大特色是“关注文化异位（displacement）与地理异位经验所感知的景观”[32]，并且通过重新审视有关起源和族裔的神话，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归位（emplacement）形式，重点突出地方（place）与存在（being）之间的辩证关系。

生态性属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关于男性气概建构的研究，例如马克·艾里斯特（Mark Allister）主编的文集《生态男性：男性气概与自然新论》（Eco-Man: New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and Nature）[33]把时下大热的男性研究尤其是男性气概研究和生态批评相结合，使男性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城市文本，而是将自然文学也纳入视野之内。这部文集的灵感来源于2001年召开的ASLE年会上的一次小组讨论，试图将生态批评与男性研究两个学术领域结合起来。文集指出，自然在美国神话和历史中所扮演了颇具矛盾性的角色，这实际上与男性对荒野的迷恋及其意图主宰自然的欲望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很多男性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如梭罗、海明威、福克纳和梅尔维尔等人，都将自然视作实现男性自我的场所。但同时，自然也经常会成为男性展现掌控欲的对象。文集探讨了自然对男性的塑造，以及反过来男性对自然的多种影响模式。正如编者艾里斯特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生态批评中的性别研究一直为女性研究所主导，男性研究也大多忽视了男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生态批评中男性研究的介入打破了生态女性主义独树一帜的局面，使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发展浪潮中出现了生态男性研究（ecomasculine）的新研究视角，开启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

动物研究是一个热度持续至今的研究方向。动物研究学者认为，在很多人眼中动物不是一种复杂的生物，而是将其客体化了，简单地将动物视作一种“宠物”或美景或野性的存在。动物研究主张，动物并非被边缘化的“他者”，而是与人一样具有主体性的独立个体。例如，新西兰学者文蒂·伍德沃（Wendy Woodward）的《动物的凝视：南非叙事中的动物主体性》（The Animal Gaze: Animal Subjectivities in Southern African Narratives）[34]便选取了一些南非作家的叙述性作品进行解读，包括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扎克斯·米达（Zakes Mda）、尤金·马莱（Eugene N.Marais）、伊旺·维拉（Yvonne Vera）、路易斯·贝纳尔多·翁瓦那（Luís Bernardo Honwana）、玛琳·范尼凯克（Marlene van Niekerk）、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琳达·塔克（Linda Tucker）和米歇尔·海恩斯（Michiel Heyns）等。伍德沃认为，这些作品中的动物都是具有较高的独立性的主体，如牛、马、鸟、狮子、猫、狗、鲸鱼等，是可以感受复杂的情感和拥有能动性和意图性的。当动物的主体性得到认可时，动物的凝视和人类的回应便包括了一种跨物种的密切交流。换言之，动物研究理论认为，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并非后者对前者的俯视，而是一种相互的平等的“凝视”，人类的眼光并不带有任何优越感。

最后，多态行动主义研究（polymorphously activist）主张将生态批评研究视作阐释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强调生态批评与现实社会的对接，例如约翰·菲斯蒂纳（John Festiner）的《诗歌能拯救地球吗》（Can Poetry Save the Earth: A Field Guide to Nature Poems）[35]一书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唤起人类生态意识的独特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在面临生态危机的今天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菲斯蒂纳以诗歌为例，援引了自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到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内的诸多诗歌作品，指出这些诗人的书写帮助我们意识到海风正在侵蚀和塑造着沙丘，野鹿正在人类的身旁冻死，有人甚至在落单的鲸鱼身上刻字。菲斯蒂纳认为，诗歌作品自圣经时代起便引起了诸多读者对自然世界的关注，他聚焦以自然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向读者展现出其所具有的力量、美感和传达的生态呼吁。

总体而言，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跨越了种族、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将全球生态环境纳入视野，并且开始对生态批评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进行反思，更加注重理论自身在实践层面的意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对生态批评本身的反思促使研究者以革新的角度思考生态批评的基本术语和研究角度，为日后城市生态批评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四 2012年至今：生态批评的第四波发展浪潮

2012年末，斯洛维克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秋季刊撰文指出，随着生态批评研究中“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不断扩展，生态批评正在迎来以“物质主义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为代表的“第四波浪潮”。[36]总体而言，生态批评的第四波发展浪潮在延续前几波发展思潮——如多元文化主义——的同时，以物质主义生态批评作为主要的分支研究流派，开始对非人或非活跃物质所具有的能动性展现出兴趣。

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的出现与新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新世纪以来，受新物质主义理论（New Materialism）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文学术研究转而关注环境、场所、过程、力量与经验中蕴含的基本的物质性。其中，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与宇宙相遇》（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2007）、斯黛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和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主编的《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2008）、简·本奈特（Jane Bennett）的《活力之物：一部物质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2010）、斯黛西·阿莱莫的《身体自然：科学、环境与物质自我》（Bodily Natures: Science,Environment,and the Material Self,2010）等学者的著述为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再次对新物质主义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些著作指出，物质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化”的存在，而是本身拥有固有活力和能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关注“物质具有的‘叙述力’所创造的意义与实质是如何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进行互动的”，并将物质看作是“叙述的场所，是一种可以言说的物质，在人类能动性及物质本身的自我建构中蕴含有自身的叙事”。[37]这些动态的能动性（agency）可以“形成叙事与故事，是可以被阅读和解读的”。[38]

物质主义生态批评不仅提供了针对话语和物质的新的认知方法，也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人类与非人存在之间的关系。2012年，塞雷内拉·艾奥维诺（Serenella Iovino）与赛匹尔·奥帕曼（Serpil Oppermann）在《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的理论化：双联画视角》（“Theorizing Material Ecocriticism: A Diptych”）一文中指出，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哲学家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尤其是女性主义科学家与身体女性主义理论家——更加推崇身体维度的存在经验和非二元主客体对立的现象学结构，而不是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建构体系。[39]在这里，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展现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都认为语言和现实、自然与文化、话语实践和物质世界以复杂的形式彼此交织。在此基础之上，物质主义生态批评提出，在自然-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始终有物质活力的存在；自然环境作为一种非人世界，其内部的各元素是彼此交织和彼此互动的。物质主义生态批评试图赋予现实世界以活力，主张所有的物质实体都是具有活力和能动性的，甚至原子、金属、矿物质等也不例外。

为何物质主义生态批评格外强调非人物质所具有的活力呢？在《活力之物：一部物质的政治生态学》中，政治理论学家出身的简·本奈特曾这样阐释：

我为什么要推崇物质所具有的活力呢？因为我的看法是，死亡或彻底工具化的物质的形象导致了人类的傲慢，以及人类毁灭地球式的征服与消费幻想。

这种物质的形象阻碍我们更加全面地观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那些在人类周围和体内循环的各种非人力量。这些物质力量可以帮助或摧毁我们，促进或阻挠我们，让我们变得尊贵或卑下——无论是何种情况，都将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本质上缺乏活力的物质的形象，可能是阻碍更加生态的、在物质层面上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出现的障碍之一。[40]

本内特认为，是否具有“活力”或能动性已经成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物质二元对立的根据之一，换言之，正因为人类认为物质不具有活力和能动性，因此将之视为一种低等于人类的存在形式，导致人类狂妄地试图征服所有的非人物质，忽略了自己周边或身体内部的各种非人物质具有的重要力量。面对这种情况，物质主义生态批评试图通过指出非人物质具有固有的活力，证明人类存在和非人物质之间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进而推进一种更加绿色的人类文化形式，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人类与物质之间的相遇及其带来的各种影响。

在“物质”转向的这一背景下，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包括了从气候变化文学到生态诗学语言的研究，生态批评实践的实用主义倾向逐渐增强——甚至可以说，在“学术型的生态批评”研究中正在滋生出一种新型的“应用型生态批评”研究，涵盖了对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例如，本奈特在《活力之物：一部物质的政治生态学》中便关注了多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质和物理现象，如鱼油、电流、金属、污染物、化学物质、干细胞、科研设备、垃圾等。她指出，这些看似平常的非人物质实际上具有固有的活力，对人类生活的日常环境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垃圾堆等物质构成实际上会生成各种化学气体一样，脂肪酸也会改变人类的大脑化学成分与日常情绪。物质主义生态批评将人类的日常生活语境与生态批评对非人世界的关注联系在一起，促使生态批评的关注对象从动植物扩大至所有的非人物质，指出石头和金属也像动植物一样具有活力与生命力，都可以在非人环境和人造空间中叙说属于自己的故事。在本书的第二章中，笔者将会对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理论及其实践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

综上所述，通过对西方生态批评四波发展浪潮的回顾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四波浪潮都与城市生态批评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这四波发展浪潮的研究方向都可以与城市生态批评进行交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也为城市生态批评的出现和进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