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环境运动与环境文学的发端

当人们讨论一场社会变革运动的发端时，通常会将其与战争、经济、政治等宏观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而很少会想到一本书的出版会导致一次影响历史的社会运动。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影响整个社会变迁甚至历史走向的节点，恰恰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比如，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就是起源于《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一部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据说1862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会见该书的作者斯托夫人时曾对她说：“这么说，您就是写了那本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书的小女人了！”实际上，这样的故事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大约半个世纪之前，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出现了一次因文学作品引起的社会运动，那就是之后影响了全球的美国环境运动。

引起美国环境运动的这本书叫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于1962年，作者是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该书以寓言式的开头描绘了一个昔日美丽村庄所发生的突变，犀利地揭示了化学农药DDT（合成杀虫剂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对陆地、海洋和天空的危害：

美国的中心曾经有一个小镇，那里的所有生物看上去都与其周边的环境和谐共处。小镇的四周如棋盘一般分布着繁茂的农场，庄稼连成一片，山坡上果树成林，春天的时候山花烂漫，犹如朵朵白云在绿色的原野上飘荡。…突然，一种奇怪的力量悄悄侵袭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了。一种邪恶的魔法控制了整个社区：鸡群感染了神秘的疾病；牛羊开始生病死亡。死神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安静得出奇。那么多的鸟儿都去哪儿了？…往日的清晨，有知更鸟、猫鹊、鸽子、鹪鹩的合唱，还有其他各种鸟儿的伴奏，如今却听不见一点声音；田野、林间、沼泽，到处是寂静一片。[1]

卡森指出，造成这一切诡异变化的“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的行动侵袭了这个世界”，而是“人们自己造成的”。由于美国当时滥用杀虫剂DDT，导致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许多鸟类和其他生物，最终将致使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美国无数的城镇失去了春天的声音”，变成不正常的“寂静的春天”。除了指出DDT对鸟类等的影响，卡森还借用生态学原理，阐释了食用被DDT污染了的农作物所制成食品的人类会受到怎样的危害，将DDT比喻为“死神的特效药”，认为人们滥用杀虫剂的做法相对于“走在看起来容易，却是快速下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它的终点是个大灾难”。卡森呼吁人们采取行动进行改变，否则将会在影响自然生态的同时，最终毒害人类自己。

《寂静的春天》一书被认为既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又具有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因此在出版后立刻吸引了读者的注意，成为美国和全世界最畅销的书，甚至被认为引发的轰动超过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这本书造成的影响之下，美国环境运动开始兴起，并造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变化。其中包括，1972年，美国全面禁止DDT的生产和使用；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上各国签署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此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公约不断出现，《寂静的春天》带来的环境保护余波也从美国国内走向全球范围。

正是由于《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现，美国环境运动开始走向第一个发展高峰，20世纪70年代也被称为“环境的十年”或“绿色的十年”。从历史上看，美国环境运动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二战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荒野保护运动和资源保护运动。这场运动首先由生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为了唤起公众和政府对环境的关注和重视，他们一方面从事了大量的环保类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发表和出版了诸多有关环境问题的文章、报告和著作。之后，美国公众在生态科学家的鼓舞和激励下，开始重视环境污染及其给自身所带来的损害。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公众开始广泛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的潮流中来，民间涌现出大量的环境保护组织，环境运动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局面。在民间环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开始把环境保护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并加大了环境立法和执法的力度。除了继续保护森林、土地和荒野等自然资源之外，美国政府自70年代起开始将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治理工业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化学污染，并且通过了许多环境保护工作相关的议会立法。

伴随着现实社会中环境保护运动的热烈开展，美国文学创作界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以倡导环境为己任的美国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 erature）开始蓬勃发展，大量杰出的环境文学作品开始涌现，成为美国环境运动的重要助推力量。实际上，环境文学早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的19世纪便已经出现，至今已经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并且以《寂静的春天》出版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分水岭。

在环境文学的发展第一阶段也就是初期阶段，出现的文学作品主要以非小说的散文形式出现，主旨是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民众进行环境保护。这一阶段的环境文学创作开启了自然书写的先河，尤其在荒野意识和地方伦理的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三位：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和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亨利·梭罗是美国19世纪文学家、哲学家和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也是美国环境文学和自然文学的核心的先锋人物。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布伊尔教授在其专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曾称梭罗为“美国最为优秀、最具有影响的自然作家”[2]。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Walden）出版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被誉为“绿色圣经”。《瓦尔登湖》对后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瓦尔登湖》几乎成了环境保护、生态文学以及自然书写的代名词。在创作《瓦尔登湖》的过程中，梭罗身体力行，回归自然，两年里在湖边的小木屋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力求达到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接近原始的状态，寻求独立的精神生活。在梭罗眼里，人类只有真正地融入自然才能获得自由，现代工业在驾驭自然的同时也禁锢了人类自身。因此，他主张保护和探寻荒野自然中留存的野性，认为“世界存乎于野性”，这句话也几乎成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宣言。《瓦尔登湖》由十八篇散文构成，记录了作者在湖畔生活的两年里的点点滴滴以及个人精神世界的诸多感悟，其内容与其说作者是在单纯地描绘自然美景，不如说作者是通过在湖边接近大自然的生活，来反思自己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弊端。

例如，在《冬日的湖》一篇中，梭罗讲述了自己试图测量瓦尔登湖深度的经历，他发现周围的山脉、岬角、沙洲、浅滩、河流、小岛等都会对湖湾的深度造成影响，并由此发出了一段关于大自然法则的感悟：

如果我们了解大自然的所有的法则，那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事实，或者对一个现象的真实描述，就可以相应地推测出所有相关的结果。可事实是，我们知道的法则少之又少，于是我们的结果也都乱七八糟。这当然不是由于大自然的不规律给我们造成了困扰，而是因为我们在演算的时候忽略了最基本的要素。我们对自然法则与和谐统一的理解仅仅局限在我们所观测到的事实，然而还有更多我们没有观测到的，它们看似相互冲突，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的，这其中蕴含的和谐与法则才更为绝妙。[3]

梭罗意识到大自然及其法则的复杂而多变，认为目前人类难以窥探到其全部的内容；他受自然界湖水深度的启发，提出人类的思想和学识也如湖水的深度一样，会受到周围环境和所处位置的影响。就这样，在湖边过着静谧的生活的同时，梭罗还深入思考了许多其他问题，包括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人生困境的思索、社会问题的反思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书作为环境文学的经典之作，在读者群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如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不仅感叹道：“读了梭罗的文章之后，我才发现远离自然的生活让自己失去了多少东西。”[4]相信菲茨杰拉德的说法也会引起世界上无数读者的共鸣。梭罗的“瓦尔登湖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促使人们重视自然的价值，珍惜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羁绊，让人们在工业社会中留有一颗保护自然环境的心，这也是《瓦尔登湖》一书留给后世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约翰·缪尔是19世纪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以美国西部的优胜美地山为写作背景的他，也被称为“山之王国中的约翰”，是环境文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5]。缪尔本人不仅热爱自然探险，还写下了许多优美而粗犷的文字来记录自然带给他的灵感，留下了许多广为流传的随笔和专著。缪尔的作品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我们的国家公园》（Our National Parks）一书，他在书中号召人们去接近大自然，去自然中旅行，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缪尔认为，走进大山就是走进人类自己的家园，山林公园和保护区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源泉，更是生命的源泉。缪尔除了环境文学作家的身份之外，为后世所铭记的另一重身份则是环境保护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在缪尔的大力呼吁和设计之下，美国巨杉国家公园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在1890年建立，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如今，国家公园体系已经成为美国最有特色的自然标签之一，不仅吸引了无数人心而往之，也成为世界范围内荒野保护的典范。1892年，缪尔还创建了美国最早、最重要的环境保护组织“山岭俱乐部”（The Sierra Club），可谓一生致力于自然保护事业，堪称美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自然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

最后一位要提及的作家是利奥波德，他也是一位具有环境伦理学家身份的美国环境文学家，其代表作《沙乡年鉴》（1949）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经。《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提出需要建构一种“大地伦理”（land ethic）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社会中存在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理念，也有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理念，但是一直缺少一种处理人与土地及其上动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用来处理人与土地关系的伦理，也没有一种伦理，用以处理人与土地上生长的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土地仍好比奥德修斯的婢女一样，仍旧只是一种财产。而人与土地的关系完全被经济性所主导，对于人而言，其中只包含了所需的特权，却对所需承担的义务避而不言。[6]

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利奥波德结合美国农村的发展现实，提出目前的美国农村土地所有者大多只将自己视作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土地本身具有的权利的保护者；由于土地所有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自己应当承担的保护义务，因此他们只会向土地无休止地索取利益，对经济价值不高的土地共同体成员如野花、某些生长缓慢而难以牟利的树种或是沼泽湿地等予以无情的抛弃与损毁。利奥波德援引了麝鼠、黄莺等具体案例及其日后给人类带来的警醒，指出只依靠以经济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保护体系是无法维护大地生态系统的平衡的，因为“这个体系很容易忽视并最终根除掉土地群落中的缺乏商业价值的要素”，而且“倾向于将事情甩给政府，但这些事情却日渐庞大、复杂且琐碎，如此下去，政府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7]。

在这一背景下，利奥波德认为人们有必要重视与养育万物的大地之间的伦理关系，意识到自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使用价值，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是使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利奥波德提出在“大地伦理”的视域内，将道德共同体的界限扩展至人类之外，囊括土壤、水、植物、动物及其共同组成的整体，也就是大地[8]。换言之，大地伦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从自然的征服者变为其中的一位普通成员，不仅要尊重土壤、水、植物、动物等其他成员，也要尊重大地整体。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以破天荒的方式将大地提至与人类自身一样的位置，其中透露出来的对自然环境整体的关爱之心也影响了后世许多环境文学作家、生态批评家与环境运动从事者。

在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之后，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也是美国环境文学的繁荣期，不仅文学体裁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而且书写的主题不断向纵深发展。前文所提到的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便是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经典作品。与美国环境文学第一阶段的作品相比，第二阶段的作品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倡导与自然和谐共处并平衡发展，而且扩展到了涉及“环境正义”的主题。

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是人们在认识与处理环境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正义感。环境正义可以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和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这两方面的正义也构成了环境文学的基本维度。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指的是，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需要留意处理好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保护自然的权利，尊重爱护自然。与之相对，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则是环境正义概念中更为广泛使用的一层含义。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指的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特征，因此在处理环境问题时需要注意保护各个社会阶层、种族的环境权益，不要将环境问题嫁接到处于社会阶层的弱势地位的边缘群体身上，如第三世界国家、有色人种、妇女老人等。

环境正义关注生态资源与生态问题在不同种族与阶级群体中的不平均分布，指出他者群体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拥有更少的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在美国历史上，便曾经出现过迫使有色人种承受不合理的环境负担的现象，在其居住的社区建造危险化学品工厂和危险废物填埋场等，造成了极大的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可以说，在环境文学的第二发展阶段中，环境文学作品从单纯只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展至将社会阶层等复杂问题也纳入创作视野之中，这也反映出环境文学的发展愈加深入而细致，以及现实世界的环境问题的错综复杂。在本章的第二节中，我们还会更加详细地阐释环境正义或曰生态正义研究的相关内容，及其与城市生态批评之间的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通过简单梳理环境运动和环境文学的发端和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世界、文学世界与文学批评世界之间实际上具有紧密的关联。现实世界中的环境问题促使作家们开始关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文学应运而生；反过来，环境文学的繁荣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环境运动继续向前进，使人们更加深入地在人文和社科层面上对环境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环境文学是一种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的文学类型，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几位代表性作家，还有很多值得人们注意的文学家，例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玛丽·奥斯丁（Mary Hunter Austin）、约翰·威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约翰·伯勒斯（John Burrough）、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莱斯利·马蒙·西尔克（Leslie Marmon Silko）、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等人，此处不再一一赘述。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环境文学作品的存在，生态批评才会出现在人文社科领域当中，并且在近几年成为批评界的“显学”，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运动和环境文学的出现以及蓬勃发展，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文学文本基础，使生态批评成为一支十分具有活力和潜力的批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