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批评研究发展迅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势。虽然目前国内尚无针对本书所探讨的“城市生态批评”这一领域的专门研究，但是在生态批评的其他分支研究中，中国学者已经积累了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播下了广泛的种子。本部分将对我国生态批评研究的发展概况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41]，一是为了与前文所梳理的西方学界的生态批评的四波发展浪潮相互参照，二是使读者对我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进展有一个大致的概观，展现出目前我国研究者进行城市生态批评研究的条件已具有了一定的前期基础，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生态批评研究与西方学界，尤其是欧美生态批评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视野之中，是距今约二十年前。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刊登了一篇介绍性质的短文《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作者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翻译为题目中的“生态学批评”，并对英美两国的生态批评的奠基之作——包括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 Glotfelty）与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主编的学界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42]和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的专著《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43]——进行了评价与介绍，这也是生态批评的相关研究第一次在中国露面。2001年，程虹的专著《寻归荒野》[44]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也是国内最早从事美国自然书写研究的著作，书中对自然文学的解读方法与生态批评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开拓性意义。同年，在王宁等选编的《新文学史Ⅰ》[45]中第一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作为“ecocriticism”这个术语的中文翻译。这部文集包含了国际知名文学研究期刊《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在其1999年出版的生态批评特辑中刊发的几篇文章，这也是我国学界第一次翻译英美生态批评的相关研究文献。2001年8月，清华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研讨会”期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全球化与生态批评”学术会议，介绍了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情况，是中国国内首次举办的以“生态批评”为题的学术研讨会议。
此后，生态批评研究开始在国内学界逐步展开，慢慢出现了诸多优秀的研究著作和针对国外生态文学作品的译介。首先是在2002年到2003年前后，出现了一批生态批评的早期研究学者，如程虹、王诺、韦清琦、苗福光、刘蓓、朱新福等。其中，王诺于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一文[46]是国内学界第一篇评介生态批评的论文；2003年，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聚焦生态批评角度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探讨了生态批评研究的哲学基础与切入角度，向中国研究者介绍了欧美生态批评的研究情况与脉络。[47]
自此，以2003年为契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慢慢掀起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热潮。目前，虽然生态批评在中国的真正兴起不过才十余年的时间，却已经涌现出大量的各类成果，包括学术论文、研究专著、硕博论文、系列译丛、科研项目、学术会议等各个领域。此外，高校中还先后成立了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中心等多所生态批评或生态美学研究机构。可以说，在中国当今的外国文学批评界，生态批评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显学”。
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对诸多分支流派都有所涉及，由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概括，在此只选取其中最为成熟和成规模的几个研究方向予以介绍。总体来说，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
首先，是针对国外生态批评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宏观性、概括性和系统性的著作，例如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48]和《西方生态批评史》[49]、王诺的《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研究概论》[50]和《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51]、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52]、宋丽丽的论文《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53]、龙娟的《环境文学研究》[54]等。这些著作的研究重点是在宏观层面梳理生态批评在西方世界的起源逻辑与发展历程，旨在为读者展现一幅较为全面而宏观的生态批评研究图景，解答一些概念性问题与方向性的研究疑惑等。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聚焦西方当代知名生态批评家的理论著述及其主张，尤其是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批评系列论著，其中方丽的著作《环境的想象：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55]以及刘蓓的《着眼于“环境”的生态批评——劳伦斯·布伊尔的研究特色及其启示》[56]、方红的《论劳伦斯·布尔的环境文学批评理论》[57]、李晓明的《文学研究视野中环境的重新阐释——评析劳伦斯·布依尔的生态批评话语》[58]等一系列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唐丽园（Karen Thornber）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等西方生态批评学者的论述与理论也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这些对国外生态批评重要学者及其论述的研究不仅为国内生态批评界提供了西方学界的宏观研究动向，也帮助国内早期的生态批评研究更好地与国外生态批评界接轨，为日后的中国特色生态批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了针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论层面的宏观类研究，我国学者还以国别为单元对西方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文本层面所蕴含的生态意识进行了宏观的探讨。例如，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并经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系列学术专著“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台湾学者夏光武的《美国生态文学》[59]、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60]、江山的《德语生态文学》[61]、周湘鲁的《俄罗斯生态文学》[62]等，此外还有王育烽的《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美国现当代文学》[63]等，它们作为国别性质的生态批评实践研究，为研究者和读者展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批评宏观图景，也将生态批评带向了更多国别文学研究的视域之内。
与上文所说的宏观性研究相对，我国学者的生态批评研究还有许多较为具体的微观研究，主其要分为针对某一位作家的生态思想进行的探讨，以及针对某一种生态批评研究流派的类别研究。在针对具体作家的个案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对某一位作家或其某一部作品进行解读，以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态意识与主张，这也是生态批评的文本实践的经典研究方法。例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类研究有苗福光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64]、申富英的《伍尔夫生态思想研究》[65]、袁霞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66]、宁梅的《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67]、央泉的《生态批评视域下的麦尔维尔研究》[68]、徐向英的《生态批评视域下的斯坦贝克研究》[69]等，论文类的研究成果更是为数众多，此处不再一一枚举。针对具体作家或具体作品的生态批评众多研究也间接折射出，生态意识的存在实际上要早于生态批评学科的诞生；换言之，在生态批评的概念正式出现之前，生态意识便已经在许多作家的心中扎下了根，并且在他们的文学书写中有所体现。许多此前并未被认为是生态作家或生态文学的作品也可以被放到生态批评的框架中予以审视，并且有可能——当然并不是生搬硬套——给研究者带来新的解读入口，使作品焕发出不一样的学术光彩，这也是为什么生态批评研究能够在二十余年里始终保持着较高研究热度的重要原因。
第二类微观研究是以生态批评的某一研究流派为重点进行具体的流派研究，或是在这一流派的研究视域内对具体的作家和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其中，国内发展比较成熟的几个代表性的研究方向包括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环境正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生态伦理批评等，呈现出向细化和深入的层面发展的趋势。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我国学者的视域较早，也是早期生态批评研究的重点流派，因此成果也是最多的研究方向之一。比较有代表性的便包括赵媛媛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70]、南宫梅芳等的著作《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71]、戴桂玉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主体身份研究：解读美国文学作品中主体身份建构》[72]、吴琳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73]、华媛媛的《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74]、韦清琦的论文《知雄守雌——生态女性主义于跨文化语境里的再阐释》[75]、周铭的论文《从男性个人主义到女性环境主义的嬗变——威拉·凯瑟小说 〈啊，拓荒者！〉 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76]等，因篇幅不能全部涉及。这些论文或著作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进行了仔细而深入的考察，澄清了一些学界比较关注或有争议的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概念，也对一些具体的文本进行了解读实践。在推动生态批评在国内由初步萌发，转而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方面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国内学者涉足较多生态批评研究还有很多。例如，有关于环境正义的研究，如龙娟的《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77]聚焦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环境文学，提出环境文学作家通过环境文学这一独特文学样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富有诗意的想象和展现，其主旨在于弘扬环境正义。李玲的《从荒野描写到毒物描写：美国环境文学的两个维度》[78]则认为荒野描写与毒物描写共同构成了美国环境文学的两个维度，二者互为影响，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是研究者理解、把握环境文学乃至生态批评的起源、发展、走势的重要切入点。环境正义研究虽然也涉及文学文本的解读，但整体比较偏政治学方向，强调政治学理论在文本阐释中的应用，呼应了西方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二波浪潮。
此外，从多元文化视角切入的后殖民生态批评也颇受欢迎，如钟再强的《关爱生命、悲天怜人：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阈解读库切的生态观》[79]以库切的文学作品为聚焦点，探讨了其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意识与悲天怜人、尊重一切生命的生态伦理观。与后殖民生态批评相近的，是与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生态批评研究，如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80]等，主要关注不同族裔文化视域内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形式与嬗变。
随着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者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对西方学界的生态批评发展浪潮的回应也越来越积极。其中，苗福光的《文学生态学：为了濒危的星球》[81]便是顺应生态批评的第三波发展浪潮，从全球化视野切入的生态批评研究。此外，还有学者选择关注生态伦理批评研究，如温晶晶的《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生态伦理批评》[82]和《盖思凯夫人作品伦理思想的生态批评》[83]便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书中以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杰出女性作家的作品为例，分析并揭示了其所渗透的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最后，与中国文化相联系的生态批评交叉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如韦清琦的《绿袖子舞起来：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一书尝试把西方的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中国经典文学和文化，涉及了人文仿生学写作、生态女性主义写作、非典写作等有新意的领域，并选取了徐刚、张炜、苇岸等中国生态作家的文本进行解读[84]；赵玉博士的论文《道家与儒家的生态观与审美观》阐释了中国道家中富含的生态思想阐释[85]，肖锦凤和李玲的《生态批评与道家哲学视阈下的弗罗斯特诗歌研究》[86]等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论述。综合而言，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已经进入了比较细化的阶段，研究者开始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知识积累开始选择不同的生态批评流派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国外学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并且逐渐发展出一些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交叉性的生态批评研究。
目前，随着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批评研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受众，可以说，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依然处于上升期之中。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批评已经比较成熟，前期积累了足够的研究成果，也对生态批评的基本立足点和核心概念有了深入的认知和独特的阐释，无论是对生态批评整体的宏观认识，还是针对具体生态批评分支流派、具体作家抑或具体文学作品的微观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质量。这些研究也为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开辟如本书所探讨的城市生态批评在内的新的研究阵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