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媒介与现代家庭小说的兴起

——以《中华妇女界》家庭小说专栏为中心

刘钊^[1]

何为“现代”？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2]，标志着中国走向转换，进入现代。与清末废除科举不谋而合的是女学的合法身份被确定。1906年，慈禧面谕学部兴办女学，早年外国教会和维新人士在民间开办的女学随之得到承认。虽然当时能够享受教育权利的女子数量极为有限，但男子进入仕途的科举通道已被废除，男女表面上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空间的权利平等了。清末民初思想界、文化界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时提出了女学、女权、“国民之母”“贤妻良母主义”等一系列主张，女性不仅被要求成为爱国女豪杰、女英雄，也试图被塑造成社会道德伦理转型中的“新女性”^[3]。因此，清末民初以妇女报刊为媒介建构的“新家庭”理想，为“现代”应有之义。在此情境中兴起的家庭小说必然反映了当时政治、教育、婚姻制度、道德伦理等方面新旧观念的更迭与社会变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