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报刊中家庭小说专栏的萌发
1845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将机械铅印技术带到中国。此后，西方的现代思想、器物及科学技术在国内传播与应用，为清末民初思想界、知识界大量创办报纸杂志提供了支持。[4]据不完全统计，“从1872年我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谈》创刊到1919年间，至少有388种文艺期刊在刊载小说”[5]。但事实上，在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并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加以实践之后，小说创作之风渐行，除这些专门的文艺报刊外，其他报刊也普遍设立较为固定的小说专栏或副刊，为小说发表提供园地。
梁启超早在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之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小说的教化功能，即“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6]。在诗文之后，他最后提出“小说界革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说，诗歌和政论文的阅读对象是上层社会和知识群体，那么，小说反映世间百态，与下层社会生活最为接近，其形式也容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因此，小说与诗文在受众对象上的差异表现出他塑造“新国民”的思想逐步成熟。通过小说的教化功能，开启民智，在下层民众中引发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变革，以实现他先有“新民”、再有“新中国”的政治理想，这大概是梁启超所期待的。
但事实并非如梁启超所设想的那样，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并写小说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取得显著成效，以小说启蒙民智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1902年至1919年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数量来看，1902年发表小说（包括著译小说，下同）总数为39篇，1903年略有改观增至169篇，1907年发表428篇，是较前一年增幅较大的一年，此后各年小说发表数量与1907年大体持平。直到“民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小说文类作为统治工具之一种，在文化领域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所包容”[7]，才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生产，小说观念随之发生重大转变。1914年至1917年是新文化运动前小说创作数量的高峰期，这四年发表的小说数量分别是1460篇、1931篇、1444篇和1348篇，尤以1915年的数字显赫。[8]1914年、1915年，国内创办的休闲类杂志数量猛增，这是小说创作数量徒增的一个原因。这些小说创作虽然也有启蒙的价值和功能，却与梁启超当时“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政治小说有了很明显的差异。这也就难怪梁启超在1915年1月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告小说家》一文，表示出对民国小说创作的不满[9]。当然，这并不影响现代中国小说生成于清末民初这个研究结论。因为除了上述数据的佐证之外，还可以从报刊中设置的小说专栏分类繁多且愈加精细而见一斑。它们一般依据主题而划分，有爱国小说、哀情小说、言情小说、警世小说、社会小说、滑稽小说、恶感小说等不胜枚举，家庭小说也属其列。
尽管清末小说必然因袭着一些旧有的观念，创作数量也还十分有限，但从上述小说专栏的设置来看，总体上仍然是遵循改良社会的原则。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家庭问题向来不是孤立的。在外来文化不断渗透、浸润的情境中，仿照西方家庭模式建立现代文明社会是清末维新派的理想，因而，在建构“新中国”与塑造“新国民”的设想中，“新家庭”建设也被纳入启蒙的范畴。同时，家庭得到关注还与兴女学、倡女权的社会形势关系密切。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就指出了女学的意义：如果女子不学，不仅自己心胸狭隘，还养成恶劣的品行和丑陋的习惯，直接影响到丈夫的人格，因为即使丈夫是豪杰倜傥，终日与愚昧的女子置于床笫筐箧等事务，必然会“志量局琐，才气消磨”[10]。除了伦理道德方面的弊端之外，不学之女子为家庭中坐享其成的“分利者”，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困窘。梁启超的女学观念体现了他的男性本位意识，但又不可否认他将国家、家庭、国民贯穿起来考虑启蒙的思想脉络是全面的。由此，女子教育与家庭建设不仅互为因果，还承担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责任。
最早出现“家庭”字样小说分类的期刊恰恰是教育专刊。《教育世界》是我国早期的教育性刊物，创办前期以翻译为主，重点介绍外国教育，包括外国的家庭教育。[11]1904年2月，它翻译、发表了英国哥德斯密的“家庭教育小说”《姊妹花》。巧合的是，同年10月，在留日学生创办的《白话》杂志[12]第2期上，刊载了署名金陵女史的“教育小说”《家庭乐》。当时女学尚未解禁，开明人士即使接受女子有受教育权的观念，也存在着女学与女塾之争。前者接受西方的教育模式，侧重向女子传授西方现代文化知识；后者强调因循传统，对女子进行传统女德教育，使女子识文断字即可。梁启超的女学观念兼顾二者，既要女子通过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成为“生利者”，又要她们通过提高文化水准，完成“相夫教子”的家庭职责。上述两篇小说均体现了办刊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同时佐证了清末家庭小说的出现是受到外来思潮影响的，它强调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所追求的家庭模式是以现代家庭伦理中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为核心的，而不是遵从“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伦理道德延续古代传统的家族体系。
专业小说期刊设置家庭小说专栏大约在1907年。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明确标注“家庭小说”的作品有：《新世界小说社报》第5、6期连载《三家村》（亚东破佛作，沪滨散人评注，盲道人批注）；[13]《月月小说》第一年第5号（1907年2月27日）和第二年第17号（1908年6月）分别刊载《醋海波》（英国哥林斯著，李郁译）和《红宝石指环》（一名《八角室》，英国宓德著，张瑛译）；《小说林》第5期（1907年8月）和第9期（1908年2月）分别刊载《亲鉴》（南支那老骥氏）和《临汝镜》（铁汉）。[14]这仅有的5篇家庭小说数量不算多，却集中于1906年11月至1908年2月一年多的时间内，刊发在创刊于1906年5月至1907年2月3种不同的报刊上，不能说完全出于巧合，还表现出一个共性特征：与此前侧重于女子教育不同，小说主题均直接介入现代家庭生活。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创办的报刊繁多，面临着多方竞争压力。这些小说主题的一致性表明，先前由女子教育牵连着的现代家庭小说萌芽此时已经发展成为比较独立的文学问题了，而且是当时的一个热点。至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家庭小说经过三五年短暂的写作尝试，于清末新小说发展相对平稳的1907年前后成为独立的文学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