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郭浩帆[1]
清末民初，中国小说开始进入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亦即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时期。促成这种文学转型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但传播媒介和方式的革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具体地说，就是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兴起的现代出版机构和报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运行机制，使小说的观念、内容、形式以及文学作品的产出、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促成了中国小说品格与风貌的现代转型。1906年年底，陆绍明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引用《画墁琐记》的提法，将中国小说的演进过程分为五个时代：“一曰口耳小说之时代，虚饰之言，人各相传；二曰竹简小说之时代，各执异说，刻于竹简；三曰布帛小说之时代，书于绅带，以资悦目；四曰誊写小说之时代，奇异新语，誊写相传；五曰梨枣小说之时代，付梓问世，博价沽誉。”[2]尽管这种说法含有泛化“小说”概念的嫌疑，但是不能否认，这种从传播介质角度描述中国小说发展轨迹的思路却是十分新颖和别致的，而且也大体符合中国古代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那么，依照这种思路来看，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应该说是到了小说演进的第六个时代，即报刊（报章）小说之时代。
从清朝末年起，中国开始进入使用近代印刷技术的报刊时代。报纸和杂志在清末民初蓬勃发展，成为其时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媒介。据不完全统计，从1815年我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起到1919年，海内外累计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2000种；从1872年我国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创刊开始到1919年，有超过400种文艺性报刊在社会上刊行，而这些报刊特别是文艺性报刊几乎都登载过小说，并且还出现了几十种以刊载小说为主的专门期刊——小说杂志。据笔者统计，从1892年《海上奇书》创刊起到1919年，我国公开发行的小说期刊约有70种，其中仅以“小说”命名的即超过40种。事实上，在清末民初，报刊已经成为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其时不仅数千篇短篇小说几乎都最先发表在报刊上，而且许多中长篇小说也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而后再由出版社结集刊行的。近代许多优秀和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四大谴责小说”不用说了，其余如《海上花列传》《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邻女语》《东欧女豪杰》《黄绣球》《九命奇冤》《廿载繁华梦》《玉梨魂》《广陵潮》等，都是最先发表在报刊上的。再以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作品为例。吴趼人的12个短篇全部发表在《月月小说》上，中长篇如《九命奇冤》《痛史》《电术奇谈》最先发表在《新小说》上，《瞎骗奇闻》最先发表在《绣像小说》上，《两晋演义》《上海游骖录》《劫余灰》《发财秘诀》《云南野乘》最先发表在《月月小说》上，《剖心记》最先发表在《竞立社小说月报》上。此外，《新石头记》《糊涂世界》《最近社会龌龊史》（初名《近十年之怪现状》）、《情变》分别发表在《南方报》《世界繁华报》《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上。这样，除了《恨海》和他的生前未刊稿《白话西厢记》外，他的16部中长篇小说中有14部和全部短篇小说都是最先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么，清末民初80年间到底产生过多少小说？这些小说究竟发表在什么地方？其时小说产量增减的轨迹和速率是怎样的？这些都是近代小说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不断有学者努力去探求。笔者以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及《清末民初小说年表》二书为工作底本，对这两部著作所载录的小说逐一进行统计，并参考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等文献资料，剔除个别误收的作品，补入《时报》《申报》《图画日报》、哈尔滨《小说月报》以及《盛京时报》等报刊中为各目漏收的部分作品，制成下面这张1840—1919年中国近代小说发表简况表。
表1 1840—1919年中国近代小说发表简况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1840—1919年这80年，我国总共产生的创作、翻译小说是11105种，其中包括创作小说8840种，翻译小说2665种，共有8868种在报刊上登载，占作品总数的80%左右。实际上，随着对小说资料特别是报刊小说资料的不断挖掘，我们发现清末民初80年间产出的小说数量还要庞大得多。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收录了期刊小说目录1141条，日报小说目录1239条，单行本小说目录2593条（包括再版的小说）；《民国小说目录》（1912—1920）收录了期刊小说目录6022条，日报小说目录9466条，单行本小说目录2364条（包括再版的小说）。两书合计收录清末民初报刊小说17868种，单行本小说（包括再版的小说）4957种，合计22825种（部）。由此可见，近代小说数量之众以及报刊在小说界地位之重要，在中国小说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我国小说演进的崭新面貌。当然，这里揭示的只是80年中近代小说发表的基本情况，如果稍加以具体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现象。
首先，近代小说产量的消长与报刊业的盛衰始终保持着密切甚至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在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我国的新闻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时的大部分报刊为外人所办（据统计，这期间外人在我国创办的中文报刊共有70种左右[3]），社会上还没有报刊登载小说的风气，尽管第一份小说专门期刊《海上奇书》于1892年问世，但终因风气未开，不久即告停刊。因此，除少数翻译作品外，我国小说界基本上还是旧小说的天下，小说的创作、传播还基本停留在传统运作阶段，数量也只有100种左右。1895—1898年，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国报纸总数一下子增加了3.7倍，而中文报刊的数量也增长到一百一二十种。《时务报》《采风报》《游戏报》《演义白话报》等报刊开始陆续登载小说作品，于是小说数量逐年增长，到1897年达到27种。1900—1911年，各派政治势力出于启蒙宣传的目的在海内外争相创办报刊，我国的新闻事业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从1900年到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以前，国内（包括港、澳地区）出版的中文报刊将近200种[4]；其中仅革命党人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就先后创办了报刊120余种[5]。在小说界，自梁启超于1902年发出“小说界革命”号召，将小说与“改良群治”、救亡图存结合起来以后，小说专刊和小说专门出版机构大量涌现，综合性杂志甚至理科类杂志登载小说也成为一时风气，小说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07年、1908年达到近代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两年里登载小说的报刊分别达到49种和43种，小说总量也增长到了428种和454种。
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一百余种陡增至近500种，总销量达4200万份，其中仅1912年2月以后，向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多达90余种[6]。另据统计，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1912年底，仅上海就新出版了报刊60余种[7]。但是好景不长，袁世凯政府倒行逆施，“癸丑报灾”的浩劫使报刊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在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当权期间，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有60人被捕，24人被杀。从1913年“癸丑报灾”到1916年6月，全国报纸总数始终维持在130家至150家，形成了民国后连续数年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低潮。1916年，随着反袁护法运动的胜利，新闻事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复苏，到该年底，全国新老报纸达到了289种，比1915年增加了85%，然而北、南军阀对新闻事业继续实施迫害和摧残政策，据统计1916年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两年半时间里，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17个报人遭到监禁和枪决，到1918年底，全国报纸由1916年底的289种降为221种，减少了23%。
然而，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民初的小说事业却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时期。1912年、1913年两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小说界尚未显示出多大起色，小说产量分别降低到206种和354种。但是从1914年起，我国的小说事业开始出现巨大转折，这一年的小说产量一下子猛增至1460种，比1913年的354种增长了4倍多，到1915年更达到了近代小说产量的最高峰——1931种，并且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1917年。那么，在新闻业遭受严重迫害和摧残，小说出版事业也没有飞跃性发展（事实上，民初的小说专门出版机构在数量上还不如清末）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看似十分奇怪的现象出现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看一看当时的小说都是在什么地方发表的。1914年是中国小说产量猛增的第一年，笔者以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为主，并参照其他书籍的相关著录，统计、整理出了1914年小说发表的基本情况：在该年里，除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国华书局、中华书局等10余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外，小说作品有92%（即1346种）登载在报刊上，这些报刊的总数多达87种，它们是：
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礼拜六、礼拜三、亚东小说新刊、小说杂志、小说旬报、七襄、朔望、眉语、十日新、上海滩、江东杂志、好白相、说林、游戏杂志、繁华杂志、民权素、娱闲录、销魂语、七天、消闲钟、五铜元、香艳小品、俳优杂志、快活世界、新剧杂志、戏世界、剧场月报、快乐杂志、最新滑稽集志、香艳杂志、织云杂志、文艺杂志、余兴、超然、春雷、白相朋友、黄花旬报、庄谐丛报、花世界鸣报、春申艺报、笑报、飞报、京话日报、东方杂志、世界杂志、共和杂志、正谊杂志、进步杂志、甲寅杂志、民口杂志、夏星杂志、中国实业杂志、云南实业杂志、实业丛报、（上海）中华实业丛报、中华教育界、教育研究、（商务）教育杂志、湖南教育杂志、绍兴教育杂志、京师教育报、浙江兵事杂志、学生杂志、（中华图书馆）女子世界、妇女时报、国学丛刊、清华周刊、欧洲风云周刊、（北京）法政学报、留美学生季报、雅言、公言、民国、人籁、庸言、谠报、蜀风报、神州丛报、神州日报、梨花日报、盛京时报、（上海）大共和日报、大共和画报。
上面列出的87种报刊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小说月报》等十几种小说专门期刊，这是刊载小说的主力军；二是《游戏杂志》《民权素》《娱闲录》《余兴》等文艺性报刊以及报纸副刊约30种；三是《东方杂志》《浙江兵事杂志》《神州日报》等综合性报刊和专业报刊约40种。以上诸报刊中，就绝对数量而言，以第三类为最多，但是就发表小说的数量而言，除小说专门期刊外，就要数第二类即文艺性报刊和报纸副刊了，其中又以王钝根、天虚我生主编的《游戏杂志》，孙玉声主编的《繁华杂志》《七天》，蒋箸超主编的《民权素》、吴虞等主编的《娱闲录》、包天笑主编的《余兴》、李定夷主编的《消闲钟》、吴双热主编的《五铜元》、王均卿主编的《香艳杂志》、戚饭牛主编的《销魂语》等刊物登载小说最多，也最集中。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创办于1914年或稍前，创办人和主编大都是当时有名的小说家和报人，刊物基本上以“消闲”和“趣味”为宗旨。它们在当时大量产生和刊行的社会原因是：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的倒行逆施导致民初政局异常黑暗，报纸的停刊和报馆的被封使得很多编辑纷纷另寻生路；与此同时，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大都市迅速膨胀和成熟。广大市民了解信息和娱乐消遣的强烈要求，促成了这些休闲性杂志和报纸副刊的迅速发达，而小说作为广大市民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体裁，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些报刊重点登载的内容。因此，到1914年，尽管新闻界正处于袁政府的专制重压之下，然而小说界并未因此而落入低潮，反而借此机会大大发展了起来。例如，徐枕亚、吴双热主编的《小说丛报》就是在《民权报》被封后从该报的副刊过渡而来的。《民权报》创刊于1912年3月1日，由戴季陶、何海鸣任主编，报刊自称“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织而成”，与《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一起被称为“横三民”，以言辞激烈而著称，曾提出“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口号，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期间成为攻击袁政府的重要阵地，终于在1913年被当局封杀。《民权报》日出三大张，副刊占了整整一版，由蒋箸超、吴双热、徐枕亚、李定夷等人担任主编，曾连载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等鸳鸯蝴蝶派名作，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民权报》停刊后，副刊上的作品正在风行，于是这些副刊的编辑们合资创办了《小说丛报》，将副刊未登完的稿子全部移入其中发表，《丛报》的编创人员、编辑体制以及作品风格都与《民权报》副刊一脉相承。不仅于此，后来，李定夷创办的《小说新报》、徐枕亚创办的《小说季报》，都是从《小说丛报》分离出来的，也可看作《民权报》被封后的产物。总之，文人对政治高压的趋避和商业效应的追求，加上近代都市文化市场的巨大需求，大大刺激了小说事业的迅猛发展，并使其逐步与政治疏离，开始形成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丛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以消闲、娱乐和趣味为宗旨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小说创作潮流，社会的审美风尚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次，小说期刊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1872—1919年，刊载过小说的报刊总数在550种以上[8]，而文艺性报刊又是其中的当然主力军。据《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文艺报刊概览·引言”，目前已经查知的近代文艺报刊（1872—1919）共有320种，内有文艺杂志133种，偏重文艺的综合性杂志111种，文艺报纸76种，尚有文艺报刊68种未见原物。这四项加起来，目前已经知道名目的文艺性报刊总数为388种。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刊登过小说。据笔者统计，从1892年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问世起到1919年，海内外累计刊行的小说期刊约70种，小说期刊对于近代小说发展的重要影响，从下面这张1902—1919年近代小说产量与小说期刊的数量走势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图1 1902—1919年近代小说产量与小说期刊数量走势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近代，小说产量与小说期刊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产量与小说期刊的盛衰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小说产量最丰的时期恰好也是小说期刊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民初几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1902年全国只有一份小说期刊《新小说》刊行，并且还是在11月才创刊、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所以该年的小说数量只有39种；1907年是清末小说期刊数量最多的年份，因此小说的产量也创了历史新高——428种；1911—1913年三年间，小说界没有创办过一份新的小说期刊，只剩下上海的《小说月报》《小说时报》两家刊物自拉自唱，因此，这三年的小说数量较前几年非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许多；1914年、1915年两年里，小说期刊的数量一下子增长到16份，创近代小说期刊刊行的最高纪录，并且产生了《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礼拜六》这样大型的刊物，因此，这两年小说产量的迅猛增长当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从1916年起，小说期刊的数量逐年下降，因此小说产量也呈现下降的态势，至1919年降到548种。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小说的主要载体是文艺性报刊，而在文艺性报刊中，小说期刊成为刊载小说的最主要阵地。当然，仅仅从数量上考察尚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事实上，近代绝大部分有影响的小说作品曾在小说期刊上登载过，这种情况在清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四大小说期刊” 在1902—1909年共刊载著译小说210种，其中包括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痛史》（以上《新小说》）；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的《老残游记》，连梦青的《邻女语》，壮者的《扫迷帚》、姬文的《市声》（以上《绣像小说》）；吴趼人的《两晋演义》《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以及《庆祝立宪》《黑籍冤魂》等12个短篇（以上《月月小说》）和曾朴的《孽海花》（《小说林》）等一大批优秀的或有影响的作品。不仅于此，小说期刊还登载了近代小说史上最优秀的小说理论论著，如被称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新小说》上；小说理论家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小说小话》，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余之小说观》都发表在《小说林》上；王钟麒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发表在《月月小说》上；黄小配的《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小说与风俗之关系》等重要文章发表在《中外小说林》上；管达如的《说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成之（吕思勉）的《小说丛话》发表在《中华小说界》上；被视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理论主张宣言的《〈礼拜六〉出版赘言》发表在《礼拜六》上。此外，梁启超还在《新小说》上创造性地开设了“小说丛话”栏目，使之与“诗话”“词话”“曲话”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形式之一。总之，小说期刊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小说质量以及小说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对近代小说的发展起着领导和示范性的作用，并成为左右近代小说基本走向的主要力量。
再次，对照清末与民初小说的报刊登载率还可以发现，清末小说的刊载率远不如民初高。1840—1901年共60年小说的报刊登载率平均只有30%，并且有好多年在报刊上没有登载过一部小说。1902年是清末小说的报刊登载率最高的一年，也不过72%，以后几年里平均保持在57%左右；而民初的报刊刊载率则平均达到了87%，1914年、1915年两年更高达9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主要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清末的小说杂志数量不如民初多，容量一般也不如民初大（像《月月小说》这样每期登载五六万字的刊物在清末已很少见，更不用说像《小说大观》这样每期20余万字的特大型刊物和《礼拜六》这样刊期密集、刊载内容相当集中的小说专刊了），特别是，由于受“小说界革命”口号的影响，当时的娱乐休闲性报刊在数量和容量上都远不如民初，而它们常常是刊载小说的重要力量。这些都成为影响清末小说刊载率的关键性因素。二是在清末，除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开明书店、有正书局等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小说外，在1902—1911年总共10年间，海内外还先后涌现出了几十家小说专门出版机构，如日本横滨的新小说社，国内上海的小说林社、改良小说社，广东的觉群小说社、广东小说社，等等，其中在上海一地，仅以小说命名的专业出版社就先后出现过小说林社（1904）、新世界小说社（1905）、乐群小说社（1906）、小说图画馆（1907）、改良小说社（1908）、小说进步社（1909）、新新小说社（1909）、新华小说社（1910）、小说时报社（1911）等40多家，它们出版了数目可观的小说作品，成为促进小说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这也是清末小说的报刊登载率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而民初除了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中华书局等几家大型出版社继续刊载小说外，小说专门出版社大为减少，小说界基本上成了小说杂志和其他文艺性报刊的天下，并且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型文艺性报刊和报纸副刊，如《游戏杂志》《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大观》以及《民权报》副刊、《申报》“自由谈”、《时报》“余兴”、《新闻报》“快活林”和《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等，于是到民初，它们成了承载和传播小说的主力军，小说的报刊登载率随之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这一现象再一次证明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自足的行为，除了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外，它还始终与以新闻出版事业为依托的传播媒介和方式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并且随着传播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演进和发展。这一规律从中国近代开始，逐渐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清末民初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尽管这时并没有产生如《水浒传》《红楼梦》那样一流的小说巨著，但是这个时期是数量、题材、体裁、叙述模式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正如陈大康教授所言，尽管“在近代小说的具体作品中难以寻觅杰作，但近代小说整体却是杰出地完成了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作用，它在小说史发展历程中的实际功用使其具有极高的价值，它运动形态复杂性，又使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9]。在近代小说的演进历程中，以小说杂志为主的近代报刊成为承载和传播小说的主要媒介，其绝大多数小说在报刊上发表或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才结集出版，而大多数知名的小说家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报刊。报刊与小说事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与古代小说相比，近代小说的突出特点就是因为新闻事业的发达，报刊特别是小说期刊成为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近代报刊鲜明地体现了近代小说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了其时小说创作和翻译的实绩和不足，并通过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左右着小说发展的走向。较之古代小说的手工抄写和木刻线装，以机器复制、连续刊行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报刊给予小说发表和传播以极大的方便，并对作家的创作心态、作品的产出形式以及广大受众的阅读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近代报刊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媒介和方式的变革，并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开了先河。没有近代报刊对于小说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就没有近代小说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或许还要向后延迟若干年。
[1] 郭浩帆，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
[2]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1906年第3号。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4] 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编年》（载《新闻研究资料》第8—21辑）统计。
[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682页。
[6]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6页。
[7]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8] 笔者对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和《清末民初小说年表》的统计结果，1872—1919年刊载小说的报刊有551种，其中小说专刊59种，但实际数目肯定还要多。
[9]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导言：过渡形态的近代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