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报刊与小说转型研究的可能性
在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小说文类的出现时间较晚。不同于诗歌，几乎自人类文学诞生之日起就存在。而为今人所广泛阅读的小说，虽与神话、传说、故事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但在本质上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瓦尔特·本雅明曾对故事和小说做出如下区分：“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取自经验——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他又使之成为听他的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把自己孤立于别人。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是不再能举几例自己所最关心的事情，告诉别人自己所经验的，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10]这一论断准确地概括了现代小说的诞生和现代小说家的身份特征，也适用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小说在以诗、文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文类等级秩序中，长期处于边缘性地位，得不到重视。晚清以降，随着西方文学观念之东渐和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小道”“末流”的小说文类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获得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晚清思想家赋予小说精英意识和启蒙功能，使之以“大说”的身份进入中国文化与文学体系。作为俗文学文类的小说的价值提升，是晚清思想家实现其自上而下的启蒙主张的需要。小说的边缘地位，使其民间性至为突出。大力倡导小说可以激扬其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成为颠覆正统的思想资源和实现启蒙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随着小说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又反过来影响并规约了作家和读者对于“文学”的理解与想象的图景，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常识”，实现了对于文学概念的重新建构、对于一种新的写作思路与阅读趣味的倡导和发扬。
晚清小说在转型过程中，也有意摆脱对于故事的单纯依赖，成为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载体；小说家则努力放弃“讲故事的人”的身份，转而以思想家的面目现身文坛，通过小说传递经验、承载思想。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和陈天华《狮子吼》为代表的晚清政治小说，因为注重说理和忽视艺术表现，常为后世研究者所诟病，除小说家自身艺术水平的制约外，也和以小说为政论的创作理念密切相关。即便是《老残游记》这类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不乏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看似与传统小说无异，但寓言性仍是小说家最为倚重的创作旨归。
与小说相同，报刊也起源于现代社会。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产物，报刊成为百年“西学东渐”的重要表征，由舶来品到本土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社会舆论空间，对于中国的文化文学转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报刊既是转型的产物，又是转型的动力。
在文学诸文类中，小说可谓报刊的宠儿。一方面，小说的民间化、通俗化特质使之与报刊这一大众传媒相适应，刊载小说无疑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报刊巨大的发行量和广阔的辐射面，也有助于小说的广泛传播，从而更为有效地实现民间化和通俗化。晚清思想家正是看到报刊和小说的上述特质，才以创作小说并发表于报刊作为启蒙的重要方式。这样看来，报刊与小说不是单纯的载体与文本的关系，而是在彼此的互动中促成中国文化（包括报刊和小说自身）的现代转型。对于小说而言，报刊不仅能够为其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还是形塑文本的重要空间。晚清小说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言小说、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也包括受西方小说影响而形成的“新小说”及面目各异的翻译小说，呈现出新旧交替、古今杂糅的鲜明特色，诸多小说文体各擅胜场，与资本来源、文化宗旨、发行方式、受众群体不同的各类报刊有着重要关联。对于报刊而言，选择刊载不同创作理念、审美趣味和文化情怀的小说，同样可以确立其自身相对独特的文化品格。晚清报业的繁荣促成了小说文体的丰富多样，而小说文体的丰富多样则进一步促成了报业的蓬勃发展。可见，报刊与小说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同构性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性，使前者可以作为考察后者的重要方法。如前文所述，晚清作家和读者对于小说的重视，旨在塑造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内涵与价值，这是促成小说转型的思想文化动力。因此，考察中国小说的转型和对于现代小说主体性的寻找实有莫大的关联。也就是说，小说的作者、文本、读者、环境等诸要素[11]在晚清历史语境下的置换更新，实现了中国小说主体性的现代转换，使之成为晚清精神现象的突出代表。而以同样作为精神现象的报刊作为观察小说转型的基本立场和树立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中国小说的转型也就获得了新的阐释的可能性。
对于小说作者而言，晚清时期小说家的传统身份面临转型。小说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边缘性地位，特别是白话小说，作为民众的文化消费品，作者主要是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在读者眼中并不具备“作家”的文化身份。即使有上层文人偶或为之，也多将真名隐去，以假名存焉，不求以小说传名，使之与经史诗文等量齐观，作为安身立命的大事业。小说不被视为“创作”，也就不存在对于“小说家”的身份认同。这使古代小说流传至今，往往是作品尚存，作者湮没，从而在小说史研究中造成无数悬案，虽经几代学人多方努力，但至今仍未有定论。[12]在晚清以前很难有职业小说家的生存空间，这一状况随着报刊的出现得到了根本改变。如前文所述，稿费制度催生出职业作家，也包括小说家，可以凭借小说创作获取报酬，甚至名扬四海。更为突出的现象是，晚清小说家往往兼具文人、报人、思想家甚至革命者的身份，也使小说创作的目的更趋复杂，或流布文章，或报道事实，或倡导启蒙，或宣扬革命，都凝聚于小说之中，承载于报刊之上。鲁迅曾批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13]的创作倾向，若考虑到两位小说作者李宝嘉和吴沃尧的报人身份，产生上述倾向也是势所必然。
对于小说文本而言，报刊的出现，使小说版本更趋丰富复杂。报刊出现之前，小说文本有手稿、抄本和刻本几类；报刊出现后，一部小说可能率先发表或连载，之后再单独刊行，其间很可能经过作者的修改完善，而时过境迁，事后的修改未必符合作品初创时的文化语境。于是，刊载于报刊上的版本就成为小说版本流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保存了小说在传播过程中的原生态特征。通过各版本的汇校，也可以全面呈现小说文本形成的动态过程，总结作者创作观念的变化。例如，曾朴的名作《孽海花》曾刊于《小说林》杂志，1928年又由真美善书店出版单行本，其间改动较大，除基于思想和艺术层面的考量外，也隐含着作者对于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之批评的独特回应。由报刊连载本到单行本，《孽海花》的版本流变在晚清小说中并非个例，颇具代表性。同时，发表于综合性报刊上的小说，得以和其他文本（含非文学文本，如新闻报道、政论时评、图像、广告等）同列，这就促成小说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在内容上相互呼应，在文体上相互依托，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文本共生互现的阅读语境。在同一报刊内如此，在政治理念、文化立场、审美趣味彼此不同的报刊之间，小说文本的互文性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如前述《新中国未来记》和《狮子吼》，分别出自改良派与革命派作家之手，各自刊载于两派杂志《新小说》和《民报》，在情节和人物上均呈现出对话甚至对立关系。而各类报刊对于新旧雅俗的不同选择，也使晚清作家对于小说文本的实验丰富多歧，令人眼花缭乱。报刊于此，功莫大焉。
对于小说读者，尤其是作为高级读者的编辑和批评家而言，报刊的出现无疑改变了普通读者的阅读方式，并加强了读者对于小说创作与传播的参与度。通过单行本或报刊连载本会产生不同的小说阅读体验，自不待言，前文所述报刊阅读带来的互文性体验即是突出例证；而报刊的读者还可以借助通信等方式，与编辑甚至作家取得联系，形成对话，在互动中对于报刊编辑方针和小说创作观念产生影响，则肇始于晚清。尤为突出的现象是，晚清报刊的编辑往往兼具作家和批评家身份，这使其看待小说往往独具只眼或者别有慧心，作为行家里手，眼界甚高，在编辑报载小说的过程中，也就不局限于编者立场，不但可以力推佳作、奖掖后进，还可以借助随文批注和文末的编者按，表达自家的小说观念和审美趣味。例如，清末民初负有盛名的《小说月报》（1921年文学研究会接手以前），主编恽铁樵常常采用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方式，对于刊发的小说予以随文批注，同时借助名为“焦木附志”的编者按加以总结。恽氏此举延续了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模式，而又有所拓展。以金圣叹、毛宗岗等为代表的古代小说评点家，往往对于已经为读者所熟知的小说文本加以评点，“原文+批注”（包括评点家对于原文的改写）绝非小说面世的最初文本，原文与批注呈现出明显的历时性。而恽铁樵在报载小说的字里行间植入批注，使“原文+批注”成为小说进入传播领域的最初形态。这样，创作在先的原文和书写在后的批注得以共时性地呈现，在同一时空中为观者阅读。于是，原文和批注一并成为某篇报载小说的组成部分。这一文本构成为报载小说所独有，呈现出晚清小说作家—编辑（批评家）—读者之间独特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以报刊为方法，为中国小说转型研究提供若干可能性。应指出的是，所谓以报刊为方法绝非笔者的发现，也不是一个理论预设或学术宣言，而仅仅是在总结晚清小说研究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的一个小小的瞻望与期待。以报刊为方法，可以还原中国小说转型的历史现场。同样，以小说为方法，也可能在报刊研究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晚清独特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报刊成就了小说，小说也成就了报刊。回到报刊与小说共生互动的历史现场，也就回到了晚清。
[1] 鲍国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
[2] 该书初版本上、下册分别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此前涉及晚清小说的著述，多为评论性文章，以“史”命名者，仅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1907年第十一号，署名“天僇生”）和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两种。但前者其实是一篇论文，鲜有正面论及晚清小说的文字，其中仅“今试问萃新小说数十种，能有一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影响之大者乎？曰无有也”有涉（标点为引者所加），但寥寥数语，难称研究。后者则史论结合，体例近乎概论与史之间，分别讨论小说的定义与性质、小说的沿革、现代的小说思潮、小说的派别与种类、传奇与弹词等内容，间有涉及晚清小说者，也散见于各章节之中，缺乏整体性。可见，对于晚清小说全面系统的研究，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
[3] 捷克汉学家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曾指出：“1897年至1910年间的中国晚清小说，传统上称为‘谴责小说’。这个专称是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赋予这一时期小说的。”[捷]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中国学者杨联芬在《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一文中也认为“‘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 这里借用了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理论。范式（paradigm）理论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提出的，它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即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库恩认为研究范式“主要是为以后将参与实践而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学生准备的。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5] 代表性论著有尚慧萍：《〈孽海花〉“谴责小说”之异见》，《阴山学刊》1998年第1期；王学钧：《〈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王学钧：《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高旭东：《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等等。有趣的是，以上论著只是认为《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不属于“谴责小说”，却并未否定这一概念，也未否定《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谴责小说”概念的隶属关系。
[6] 除前述尚惠萍、王学钧、高旭东等学人的论著外，相关研究还有赵艳：《论“谴责小说”宜称“社会小说”》，《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3期；江曙：《论鲁迅“谴责小说”概念的建构及其局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等等。
[7] 夏晓虹、陆胤：《打开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风景——夏晓虹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
[8] 代表性著作有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郭浩帆：《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版；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谢晓霞：《〈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杨联芬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杜慧敏：《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上海书店2007年版；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凌硕为：《新闻传播与近代小说之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另有博士学位论文十余部、硕士学位论文数百篇，发表于报纸和杂志上的论文则难以计数，兹不一一列举。
[9] 当然，作为史料、媒介与方法的报刊，在研究观念的层面上彼此不同，构成并列关系，而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则可能存在一定的交集：报刊的史料性和媒介性可能同时为研究者关注和使用，报刊的方法意义也可能部分地借助其媒介性得以呈现。关键在于研究者是从哪一种观念出发，这决定着报刊在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10]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张耀平译，载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11] 这里借用了艾布拉姆斯对于艺术品四要素的划分与界定，艾氏称为艺术家、作品、欣赏者和世界。作为艺术品种类之一的文学，则可以表述为作家、作品、读者和环境。详见[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由于本文强调报刊作为小说转型研究的“方法”意义，避免偏重其媒介或工具意义，因此，暂时将其中的世界（环境）要素予以悬置，而着重论述报刊对于小说作者、文本、读者转型的意义。
[12] 如《金瓶梅》之作者“兰陵笑笑生”，经几代学者考证，竟得出10余种答案。此外，《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水浒传》之作者“施耐庵”、《红楼梦》之作者“曹雪芹”是否实有其人，至今也仍有争议。小说作者之争，一直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热点。参见陈曦钟、段江丽、白岚玲《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