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上所述，在长期以来“趋新”作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近代文学中那些“旧”的文学观念自然而然地被作为“新”的或“革命”的对立面被否定被批判。如果从努力回到近代文学原生态的角度看，我们对待旧的文学观念就应有正确态度。首先正视他们存在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对其冠以封建保守、反对变革或反对革命的罪名加以否定。

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不是所有的部分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而立刻发生改变。

以曾国藩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湘乡派主张“崇古”，把孔孟、程朱理学之“道统”与“文统”从先秦两汉至唐宋八大家再到桐城派的“文统”作为讨论文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曾国藩将“义理”置于文章各要素的中心地位：“文之醇驳，一视乎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13]“道”决定“文”，“道统”与“文统”一致。

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出现在清末民初，堪与“同光体”相抗衡，为此，他被奉为“诗坛的首领”，主张“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14]，“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纬经益远”。^[15]他认为宋诗不如唐诗，唐诗不如汉魏六朝诗歌，因此主张写诗必须宗汉魏六朝。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则主张师法中晚唐诗人，由此可见，近代复古主义文论家所言之“古”的含义是有较大区别的。

总之，旧的文学理论流派在文学观念上都是持复古态度的，作为晚清文学观念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随着其赖于存在的封建统治力量的衰落，其中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部分逐渐消亡也是大势所趋。

其次，要看到他们在新时代下的调整和变化。近代带有旧的色彩的文学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的时代面前，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外来观念的冲击之下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尽管他们更多的还是在传统中寻找改变的依据。“经世致用”在鸦片战争前后成为重要的思想潮流，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姚莹、包世臣、汤鹏、徐继畲等是其代表人物。经世派主张社会改革，要求以改良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面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那些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经世派虽然不可能提出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主张，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龚自珍曾激烈地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16]他们对社会积弊的揭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和早期维新运动的诞生。具体到文学观念方面，经世致用思潮对守旧的复古主义文学观念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经世观念的影响下，封建文人主张文学要有用于世。作为桐城派继承者的姚（莹）门弟子坚持封建“道统”和“文统”，但在时代变革的刺激之下，特别是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更加关注文学对现实的影响作用，主张为文要有用于社会。方东树说：“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17]他在《辨道论》中阐明了文章要“救乎时”的道理，“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则言虽是而不足传矣”。又说：“人第供当时驱役不能为法后世，耻也；钻故纸著书作文翼传后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耻也。必也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厉志力学者也。”尽管方东树论文不能抛开儒家之“道”，但他所言之“道”已不再仅仅是孔孟之道或程朱理学，认为“文章”应同“道德”“政事”统一起来，而统一的基础是“通于世物”，强调要“救时”“济世”，这确是对桐城派的一个较大发展。梅曾亮、管同也明确提出那些关注现实社会、有益于人心教化的诗文才是好的。

曾国藩及其弟子抱着中兴桐城派的愿望，对其理论主张在坚持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发展。曾氏对姚鼐“经济天下”、梅曾亮文章“随时而变”的思想进行了吸收和丰富，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18]的主张，强调文学与时代变革的关系。同时，曾国藩为了使文学能更直接地为现实（在他那里当然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去除桐城派的空疏之病，他在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上又加上“经济”一项，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19]，明确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的范畴，从中可见经世致用思潮对他的影响。由于鼓吹“经济之学”，他们在作文与论文时都注重文学是否关涉时事、世情，其中的不少人都是洋务派的中坚力量。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晚清文化的复杂性，重视新派思想家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及他们后期大多走向保守甚至复古的倾向。如此，才会尽可能地恢复近代文学观念的原生态，而不是以某种思想的先入之见割裂歪曲当时真实的文学状况。

任何新观念的产生都会经历一个极为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新观念形成对立的旧观念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常常会出现以“旧”观念解释“新”观念的情形，其目的当然是为新观念产生的合理性寻求传统上的依据。

近代持新观念的文论家在其思想深处往往存在着诸多矛盾，“新”与“旧”的矛盾显得最为明显。如严复曾用类似于现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价值观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论，^[20]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21]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观念特别是在受到日本明治小说的影响之下，提倡“新小说”，从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与贬低小说的传统观念相比，无疑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等的小说理论也透露出不少旧观念的痕迹。林纾翻译西方小说用的仍是文言，并认为西方小说的一些特点能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找到，如他说：“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22]，还强调西方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23]。他还将中国儒家的传统理论比附西方小说所表现的人情纠葛与社会关系。“以中化西”是近代文学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在“化”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用旧观念解释新观念的情况。周作人曾指出：“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皋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忽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涵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24]“以古目观新制”实质上揭示出近代知识分子在对待“中西”与“新旧”方面所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在他们的新观念中仍然存在着与之相悖的旧观念。

近代文学新观念的代表人物基本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走向对中国传统美学及文学观念变革道路的。但是，当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大多数的“新潮”理论家又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现象。

梁启超的思想道路及文学道路具有代表性。他后期向传统回归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的欧洲之行。思想上的大转折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的变化，他对待小说的态度即可见一斑。梁启超在开始提倡小说时，其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可当他后来不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尤其是传统观念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时，“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在梁氏心中已不复存在，他对作为文学正宗的诗、文又给予特别关注。在为《清华周刊》撰写的《国学入门书要及其读法》中，认为诗歌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专门用来课余“讽诵”的文学作品全都包括在“韵文书类”，它们与“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阅览书类”构成了国学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对小说所谈较少，甚至说“吾以为苟非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25]。前后两个时期对小说的态度可谓是判若两人。总之，梁启超放弃对小说的重视转而青睐诗歌，表明他在文体观念上向传统观念的“复归”，当然这一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去”，其方法等必然会打上新的烙印。另外，严复、王国维等理论家也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近代文学观念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既有旧观念急遽裂变、新观念迅速萌生的一面，又有新观念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曲折性、复杂性的一面。鲁迅在讨论中国思想文化及美学思潮的演进时精辟地指出：“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仍不废去，而是羼杂。”^[26]这一论断对于近代文学观念而言尤其适用。把握文学观念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防止在理解近代文学观念演变时常常出现的简单化弊病。从文化生态的意义上讲，近代文学观念中的传统与现代、旧中之“新”、新中之“旧”、“新”向“旧”的回归等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必须改变以往总是以各种有色眼镜对之过滤使其失去本来面目的倾向。杜维明先生曾指出：“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第一流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革命者，包括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对儒家进行的批评，事实上有利于儒家创造新的生命力，开拓新的空间。”^[27]文艺观念的生态平衡不是大一统的表面的“平衡”，而是对立的平衡，互相制约的平衡，是“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