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有的研究对于“五四”前后的激进主义思潮往往给予过多的肯定，而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被否定，这是有欠公允的。梁启超说过：“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28]其所代表的思维方式至五四前后达到了极致。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有学者对激进主义开始进行反思，注意到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也努力开始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讲，与激进主义相对立相抗衡而存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有其生态学意义。另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常常会出现带有折中主义的观点，这更有利于形成文化观的多元化形态。
以康有为、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坚守传统文化立场、主张保存国粹，对西学在接受的同时持保留态度，总体的文化观是以中为主、调和中西，反对激进主义。研究近代文化生态，汲取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观中的合理成分甚至重新评价其某些主张，对于我们重回近代文化的现场是有意义的。
如前所述，晚清以来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怎样估量也许都不会过分，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并没有认真检讨过进化论被接受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误读现象。以上所提到的新派思想家出于变革社会现实的需要，更多地接受了生物界与社会发展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观念，结合中国当时的需要，进化论提供的是“进步”观念，是社会发展推陈出新的“必然规律”。其实，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英国思想家斯宾塞就曾提出社会进化中的“均衡论”观点，“运动进化本身就是按均衡的方式进行的。对立力量的普遍共存必然导致普遍和谐，最终导致平衡的建立”。[29]他举例说：“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人口与物质方式之间、出生率与分配之间、供与求之间、生产与分配之间、迁移和定居之间，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及进步和稳定之间不断保持平衡而实现。”[30]斯宾塞关于社会进化的“均衡论”与生态文化理论有着一致之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等的冲突与平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对立力量”的“普遍共存”所构成的文学观念的多元格局，一方面是冲突、对抗、斗争；另一方面冲突、对抗、斗争的双方如斯宾塞所说又构成一种“均衡”之势，这样，各种文学观念在斗争中发展，在对立中又相互制约。适应时代需要的观念得以发展，而某些不符合时代精神的观念自然也就被淘汰。但激进主义者由于当时的功利需要，不可能注意到以上斯宾塞的观点。恩格斯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并认为这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对之嘲讽说“那不过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31]。如果联系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的“均衡论”思想，也许我们会发现对进化论的误读在西方和东方都是存在的。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激进主义思想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也与恩格斯所批评的非常一致。
梁启超将进化观念作为社会变革的“公理”“公例”看待，在其早期的思想中，他把进化、进步、破坏与保守、守旧等对立起来，“新民子曰：吾不欲复作门面语，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32]实现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进行破坏，破坏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符合道德，甚至是“今日第一美德”。不难看出梁启超的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观念及一切革命思潮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但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章太炎、刘师培在对进化论的理解上突出了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复杂性一面。文化保守主义者把“进步”不是简单看作线性的、完全斗争式的模式，而是视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越来越强大的激进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保守主义者的进化思想不但没有引起当时思想界的注意，而且被视作落后、反动，甚至受到打击和批判。以生态文化的观点看，它们的意义在思想史的发展中是极有价值的，这些价值随着思想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越来越彰显出来。
章太炎力图修正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存斗争”作为社会进化与进步的唯一动力的观点，带有明显反进化的色彩，他提出了著名的“俱分进化”论，反对将自然“进化”的规则简单地硬套到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去，主张天道和人道的区分，“凡所谓是非者，以侵越人为规则为非，不以侵越自然规则为非。人为规则，固反抗自然规则者也。……且黠之者必能诈愚，勇者之必能陵弱，此自然规则也。偱乎自然规则，则人道将穷。于是有人为规则以对治之，然后烝民有立。若别有自然规则，必不可抗，而人有妄抗之者，此亦任其自为尔”[33]。对作为“公理”“公例”的线性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化观，章太炎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对当时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所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表示出深刻的怀疑，认为善与恶作为正反两方面是同时并进的，所谓“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醇善之区，则随举一事，无不可以反唇相稽。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34]。在激进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他以深厚的学养和对社会发展的洞见敏锐地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第一个向‘进化主义’、向‘历史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和‘决定论’发起了挑战。现实和理想的冲突，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不幸’，促成了章太炎的‘否定’和‘怀疑’性格；从儒道释特别是佛教和道家中，他获得了对抗‘进化’和‘竞争’的普遍价值立场。章太炎是复杂的，他的独特立场是多重因素促成的。”[35]章太炎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如放到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发展中看它的意义是巨大的，对于我们反思20世纪思想史中所发生的诸多问题也具有明显的启发性。
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有持中立态度者涉及的人物与问题很多，本文以一个个案为例来说明它们之间对立而又互补的文化生态关系。这是一次并不十分显赫但意义重大的争论。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林纾曾针对陈独秀、胡适等的激进思想致信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二人提出批评，认为传统道德不可抛弃，“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晚清之末造，概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一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36]。在给蔡元培的这封信中，林纾痛陈陈独秀、胡适“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观点的错误。针对林纾的诘难，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一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对于林纾批评的“覆孔孟”，蔡元培指出：“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演讲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常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37]针对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观点，蔡元培的意见很是中庸，他指出：“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内容一也。”[38]从蔡元培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待传统文化的观点既不同于林纾之保守，也有别于胡适、陈独秀之激进，其持论是较为公允的，这与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林纾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不是没有意义，“在生态环保上有一个观念，保守叫conversation，但是生态环境的保守，叫conservationist……认为保守就是不激进、不革命、不自由，这是对文化的政治化曲解”[39]。综观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章太炎、刘师培、林纾等的文学观点，其中有很多与时代发展和文学发展不合拍之处，但他们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强调，对包括传统文学在内的文化资源的传承有着积极意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