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文学观念的“新”与“旧”的对峙与互补。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近代有识之士怀抱着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意识。对现状的不满往往表现为要么复古要么寄希望于未来社会，这两种情况在近代都是存在的，但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决定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倾向是趋“新”，至“五四”前后甚至形成了激进主义的文化思潮。费正清曾非常深刻地指出：“在中国，‘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的‘新奇’事物的追求。”[4]近代所谓“新学”与“西学”是具有同样内涵的概念。本部分对与近代文学中所谓“新”观念相关的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其一，过去的研究过分强调近代作为转型期的“新变”“断裂”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割断了新文学与传统的关联，也忽视了近代文学观念复杂而丰富的“生态”状况。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观念之“新变”的发生首先是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尽管传统文化也会生发出新的思想萌芽，但在近代，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新生，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之路，仅仅依靠传统的思想武器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别求新声于异邦”[5]。以西方思想作为社会改革的“参照系”在新派思想家如严复、梁启超等看来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在此背景下，近代新文学观念也就被深深地烙上了西方进化论、唯意志论、人道主义等思想潮流的印痕。在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中，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认为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趋势。进化论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以至于现代社会发展中产生较大影响，是与近代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密切相关的，它为建立未来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近代的思想大师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无一不受过进化论思潮的洗礼。严复认为“人道所为，皆背苦趋乐”，坚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6]。梁启超坚信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符合社会进步发展的规律，将进化论引入文学研究，指出：“盖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7]他们从进化的观点出发深刻地意识到传统文学观念中存在糟粕的成分，它们被淘汰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要实现文学的新生就必须革除保守、陈旧的思想，寻求文学向前发展的出路。
在所谓“进步”甚至激进主义的视域下对近代文化、文学状况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主流是新的必然战胜旧的，对近代文学状况的估计也是尽力突出甚至放大了“新”的成分。
其二，对科学化、系统化知识和思想体系的诉求是晚清至现代学习西方的主要目标。这里以康德哲学的影响为例。康德、叔本华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经王国维、蔡元培等的译介并引入哲学、美学与文学研究领域之后，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原有范围，为晚清的思想和学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资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人间词话》也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时时流露西学义谛”。蔡元培美学思想所受康德哲学与美学的影响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需要特别深思的是，康德在“五四”前后的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在晚清至新文化运动前后向西方学习科学精神的背景下，康德的认识论哲学、自由意志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体系性”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外来资源，贺麟先生曾极其准确地指出：“这情形大概是和科学相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另外康德的意志自由，讲实践理性，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因此，这时期传播和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8]借助康德的美学体系，蔡元培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是有别于传统美学的新体系，也是一个科学化的体系，这样的体系与研究思路正是晚清以来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的追求和最根本的成果。蔡元培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比王国维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而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主要是因为他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
其三，对晚清文学观念的文化生态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传教士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固有的生态平衡，对新的文学观念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据统计，晚清所引外国人著述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文字占20%，19世纪传教士的著作和翻译文字占80%，由此可看出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和成果对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影响之大。真正最早从文化上打开中国大门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从事翻译活动的初衷虽是传播上帝福音，但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科学文化和制度文化传入中国的进程，进而加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最终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晚清文学语言的变革是学界长期以来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但很少注意到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变革过程中传教士所起到的作用。近年来，学界关注到这一点，新文学的白话语言虽然不可能不受到古典白话的影响，但所用的主要是欧化了的白话。欧化的白话语言的直接创造者是近代来华传教士。[9]传教士为达到其传教的目的，就必须将体现基督教教义的经典进行翻译，传教翻译活动大量运用欧化的白话语言以使教义能够在民间传播，这些欧化式的白话语言对最初的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和语言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著名学者王治心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基督教史纲》中曾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所提倡的白话文，以为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空前的，却不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早有过一番改革。我们且看一看他们所用的经典与文告，有好几处很通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浅近的，与现在的白话差不多。想不到在贵族文学极盛的时候，竟有这种平民文学出现。”[10]
为将基督教教义及其他知识传播到民间，能为百姓接受，选择通俗易懂的白话是最好的手段，在传教士影响下的太平天国如此，其他时期的传教士其实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将《圣经》用俗语进行翻译，初期所用是古白话，至18世纪70年代，已开始出现欧化的语言。所编教材也都是用浅近的白话文字写成。传教士的创作在语言方面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语法方面。在词汇方面，传教士的翻译和创作大量引进西方新词，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词汇。另外，传教士所办报刊及其翻译活动在文学观念、文体变革等方面对晚清文学乃至新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再赘述。[11]
正如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一样，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态同样有着自己的规律，有学者指出：“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的合理因素就是人与自然、社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这种动态平衡就是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最基本的理论。”[12]中国近代多种新的文化、文学观念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生态平衡，对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文学观念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调节系统，当新的东西大量出现，甚至几乎占主流地位的时候，“旧”的观念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会马上消失，而事实往往是，它们的存在构成对所谓“新”观念的制衡力量，不至于使文化的发展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保持“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