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大环境发生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开始重新回到现实问题。比如，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的贸易、投资活动，跨国关系迅猛发展，国家间合作倾向增加，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西欧区域一体化的起步与发展。而这是以追求权力斗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自第一次论战以来，现实主义成了国际政治学界公认的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在现实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下，冲突与战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六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国家间合作和和平现象对这一家独大的主导范式提出了挑战。这些现象提示现实主义可能难以对所有国际政治现象都做出“经得起经验主义检验的解释”^[18]，同时也为自由主义的回归提供了厚实的现实基础。除了继承理想主义有关进步与变化是可能的思想之外，新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更是借鉴现实主义的理论发展路径，用逻辑严密的推理与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构建理论，因此，这一时期摆脱了早期乌托邦色彩的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无政府状态下冲突是可以抑制的，合作是能够实现并保持的。新自由主义学者首先从相互依赖的角度，论证自由贸易能够激发合作，促进和平。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标志着自由主义范式向现实主义范式重新发起挑战。随后，肯尼思·华尔兹将系统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于1979年出版《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提出了以“结构”为核心概念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新现实主义通过引入系统和结构的概念，并对国家和国际政治进行高度简化，从而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简约化和科学化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新现实主义是继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次革命，对此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现实主义的提出促使新自由主义也同样开始发展简约化、科学化的体系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1984年基欧汉出版《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以下简称《霸权之后》），系统阐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并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

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有关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是理性利己行为体的基本假定。这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对话的基础。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引入制度这一新的变量，推导出与新现实主义迥异的理论结论。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利己的国家的合作完全是可能的。它认为国际制度通过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成本、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等机制，^[19]能够有效促进国家间合作。新现实主义针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性的反驳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忽略了相对收益对国家合作的重要影响。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妨碍合作的原因往往不是双方没有共同收益或是信息不畅，而是双方获益不均，收益较少一方会担心收益较多一方因这次较多的收益而在未来威胁自己的安全，因此会拒绝合作。

第三次论战的结果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双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逐渐走向了趋同，到90年代被统称为“理性主义”。事实上，就连基欧汉本人也承认，“现实主义理论试图在利益和权力的基础上预测国际行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对理解世界政治还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由强调国际制度的理论来补充，但不是由国际制度理论来取代它”。^[20]换言之，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有益补充。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承认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更深入地讨论了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的原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