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第四次论战：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
第三次论战之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范式的科学化程度都有了很大提升，但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似乎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就像很多批评者指出的，这两大主义都未能预见冷战的结束。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也并未呈现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逻辑的弱国制衡强国、均势很快恢复的趋势，反而出现了与其逻辑相悖的美国长期单极独大的局面。主流理论面临的这些困境使得学界开始反思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性。由此，对国际关系科学化的质疑再次回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大讨论中来。一些学者提出，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和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理性主义无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这些质疑和反对理性主义和实证方法的学者被统称为“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者”或者“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者”。新现实主义学者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则被统归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者”或“理性主义者”。后实证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之间就研究者能否做到价值中立、研究者的观察能否独立于研究对象、是否存在完全客观的知识等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展开了又一次辩论。
后实证主义包括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女性主义（femi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多个派别，这些派别总体上都认为科学的认知不可能完全是客观中立的，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也不能截然分开。后实证主义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命题：人们能够设想、建构、组成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包括完全由人类安排的国际世界。[22]批判理论的经典陈述是：“理论总是为某些人与某些意图服务的。”批判理论学者认为，社会理论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在他们看来，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典型的“解决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是对国际关系的客观解释，而是“一门为强国控制国际体系而服务的科学”。[23]除了对主流知识体系的批判外，批判理论学者还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他们谋求进步性的变革，试图从社会力量内部入手寻找推翻现存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动力。女性主义则将重点放在对现实主义理论所隐藏的男权主义及性别差异等偏见的批判上。他们认为现实主义者故意忽视女性的作用，因此才会将国际关系描绘成充满冲突和对抗的状态，而实际上“国际关系同样会展现出合作与更新的一面”。在女性主义看来，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所描绘的当代世界都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在“男性霸权观”的主导下形成的，因而是不公正、不全面和有偏差的。[24]
与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走得更远。他们接受了福柯有关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论述，认为知识深受权力运作的影响。因此，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样宣称发现社会世界本质的元叙事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既然客观知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人类想在知识上取得进步进而增强认知和控制世界的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历史不存在固定的含义、没有可靠的基础，也没有什么最终架构。……能够有的只是对它的解读”，[25]后现代主义便把对现实主义相关概念的二次解读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比如，他们认为“国家”概念实际上就同各种明显的或隐蔽的统治结构如国家主权主义、核主义、父权制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任务就是要颠覆“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一切现实都是社会建构，不存在什么“真理”。
不过，20世纪90年代，这些后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引发实证主义一方太多地回应。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论战因而在前期略显平淡，没有展开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基欧汉指出：“反思主义学派……更多的是在指责理性主义理论的不足，但自己却无法提出一套有实质内容的理论。这一研究项目的信徒们应创建出一套能够经得起检验……尤其是在自己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一些经验主义调查。如果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就无法得到评估。”[26]尽管如此，后实证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主流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在90年代中后期助推了建构主义的成长，第四次论战由此正式进入激辩阶段。
建构主义走了一条相对中间一点的道路。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与后实证主义相同，坚持理念主义（idealism），认为社会的本质是观念性的，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于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27]。但认识论上建构主义则又与实证主义接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可认知性。在这一认识论指导下，主流建构主义也致力于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上建构主义坚持整体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对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体的建构作用。基于上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构建了一套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从分析层次上，它与新现实主义一样，都是体系结构理论，但建构主义所说的结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不是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观念的分配。国家间的互动会造就不同的观念结构，也就是不同的体系文化，而体系文化又会塑造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这种身份和利益继而决定国家的行为。根据这一理论逻辑，一方面，国家所面临的体系结构不是唯一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无政府状态”不能简单等同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只有当这个无政府体系的文化被建构为霍布斯式的文化时，国家才会互为敌人，追求用暴力消灭对方；而如果体系文化被建构为洛克式的，国家会相互视为竞争对手，但同时会承认彼此的生存权；还有第三种可能，如果一个体系的文化是康德式的，那么即使仍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仍然会视彼此为朋友，会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伤害。另一方面，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非如理性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先天给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后天的社会互动而建构和变化的。崛起国和霸权国并不一定互为“天敌”，获得霸权也并不一定是所有大国都想追求的利益。
否定身份和利益是先验给定的，强调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存在建构作用，这是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最核心挑战。在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中，建构主义已发展为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之后第三个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关系宏理论之间论战的声音开始逐渐减弱，但各个层次理论之间的争论和对话仍在继续，而且这种争论和对话可能永远不会停止。事实上，正是一次次学术争论，才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多种理论的涌现使（国际关系）学界变得更加健康。这不仅仅因为理论的涌现打破了国际关系学场域的局限，而且因为它也促使我们对该学科内那些主要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进行反思”。[28]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像多彩的透镜一样，提供给我们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让我们在奉为圭臬的不同的理论信仰下，给出对国际事务的多元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