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次论战：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

如果说第一次论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论战的话，那么第二次论战的双方都站在各自的立场对己方的主张进行辩护，并猛烈批评对方的观点主张，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学术论战。与第一次论战主要针对国际关系的现实问题不同，比如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国际联盟能否带来和平，第二次论战主要是一场方法论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采取何种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这场争论大致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论的双方分别是倡导古典方法的传统主义者和主张借鉴自然科学、采用实证方法的行为主义者。

早期国际关系学者大多有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学科的背景，因此多采用人文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这些学者因此也被称为传统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高度复杂，研究者需沉浸在研究的具体情境之中，成为对过去与现在之世界政治的很仔细、善思考与有批判的观察者。他们认为，“思考也是研究”。^[11]传统主义者对单个的独特事件、案例、形势或问题感兴趣，他们力图理解细节的微妙之处，并坚持认为，应当非常仔细地搜集、筛选、权衡和理解证据，并在审查和理解了全部被认为是相关和可靠的资料之后，依靠判断、直觉和洞察力得出结论。^[12]作为传统方法的坚定捍卫者，赫德利·布尔认为，传统主义是“从哲学、历史和法律派生出来的理论流派，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明确依赖判断。如果我们严格按照验证和实证的标准行事，国际关系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13]在传统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

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开始出现行为主义思潮，受其影响，有更多社会科学背景的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对如何研究国际关系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可以成为一门日趋成熟的、精确与简约的、更具预见性和解释力的、能在积累中不断进步的科学。他们相信，科学具有同一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同样的分析方法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使用。^[14]“那些能够揭示原子结构秘密的方法，同样能够用来揭示社会行为的动力。”^[15]行为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像自然科学家一样，搜集有关国际关系的大量经验数据，用来验证假设的合理性。他们热衷于对一切进行形式化和定量化，积极尝试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统计学、经济学、博弈理论、沟通理论等通通纳入自己的研究中，以这些方法作为基础进行精确测量和分析。这种行为主义方法论主张通过采纳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把政治学转变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

对此，传统主义者批评行为主义者给不符合现实的抽象模型披上现实的外衣，执着于科学方法导致了研究者从未掌握问题的全部复杂方面。^[16]行为主义者则认为，传统主义者不信任精确方法、定量方法和通过统计检验进行核查的态度是不负责任和狂妄的。^[17]到70年代，双方争论的激烈程度开始减弱。论战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方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两种研究方法都继续存在。但是行为主义对国际关系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经过行为主义改造的国际关系，最终确立了其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催生了后续高度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