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何刚强^[1]

在当代学术语境下，翻译与翻译研究从概念上说并不是一回事，搞翻译的人不一定研究翻译，而研究翻译的人有时竟是一位“不译一字，尽得风流”的学者也未尝可知。人类对于翻译的认知直到“二战”结束之前，基本停留在“术”的层面，虽然在由这类认知汇成的文献中不乏精采的华章，至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二战”后，由结构语言学引起的对翻译的新认知拉开了我们直至今天所谓的翻译研究的新幕，起初它以一种科学刚性为指导，寻求翻译的规律与规则，目的在于减少减轻翻译者的负担，提高译效，最终以机器替代人来从事翻译。正是由于这一新幕的拉开，开始了翻译研究“学”的时代，引来后续不断的各个不同学科的介入，使得译界更多的注意力从原来的技术层面转向了对翻译本质的讨论与探赜。由此连绵踵出的翻译新论（包括一个接着一个的所谓“转向”）构成了今天蔚为大观的翻译研究万花筒景观。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翻译传统的文明古国，其对世界翻译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显著的。中国译界与相关学者在“二战”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对翻译的认知与西方同行也基本处于大同小异之状态，即都未明显跳出在技术层面说事的局限。而“二战”后，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的一些特殊情势的影响，中国译界与学人总体上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系着对翻译的传统认知状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内的译学界这才察觉到，国外的翻译研究已经别有洞天了，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传统的翻译观正在或已经遭受到挑战乃至颠覆，翻译从一个相对比较狭窄的语言间转换操作的话题居然孵化出了众多的研究新题目、新方向，而在从事着这些研究的人物中，除人文学者外，越来越多的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者加盟了进来，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及其态势已是真切的现实。这种翻译研究的新图景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翻译除其“术”的探讨需要庚续外，其“学”之兴起更不可阻挡，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对前者的鼎新产生间接与直接影响。

于是，中国译学界迅速开始新的翻译认知“补课”：一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引介了西方许多译学新说新著；相关出版社陆续密集引进出版或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翻译研究专著，供国内学人和高校翻译专业研究与教学使用；同时，我国的翻译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学者也积极以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与国外的同行在各种翻译研究论坛与研讨场合持续、频繁进行交流，甚至共同培养学生。凡此种种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国学者的翻译认知水平与国外同行比较，总体差别不大，在有些具体领域应是各有千秋。这是中国整整一代学人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然而，与时俱进总是任何事业不衰的永恒主题。在科技一日千里，密群科日益融合，翻译景观面临大刷新的时代，我国的翻译研究不应再以能追踪跟跑别人为满足。相应的是，我国后继的年轻一代翻译研究才俊应接棒前行，以一种更加踏实的探索精神，在翻译研究的众多领域，特别是“学”的众多领域，做出创造性的成就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阅读完王军平这部书稿后，深信这样一个愿景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军平这一辈的翻译学人中不少现正在中国的译学界崭露头脚，接续挑起翻译研究与教学的大梁。

近些年来，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与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衍化，对于翻译规范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升，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多见于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这个现象从一侧面可以说明，我国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期，因为对翻译规范问题展开讨论，一般都应在翻译实践达到一定程度或厚度的阶段才会有意义，而且应是译（学）界已经在下意识层面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理论的呼唤与期待。同时，翻译规范问题的讨论涉及面比较广，视角相当多元，在众人都喜谈翻译规范的大环境中，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如果只泛泛涉及一些表面现象，或郢书燕说般地引述一些外来的概念，或罗列一些并无多大说服力的译例来讨论这个问题，都属隔靴搔痒，更谈不上解渴。虽然国内目前讨论翻译规范问题的文著也已不算少，但是真正高屋建瓴，切中肯綮而又极深研几并富有中国文论文化特色的研究专著似还付之阙如。《规范、惯习与译者抉择——晚清翻译规范及译者行为研究》（以下简称《规研》）的问世就是在此方面的可喜努力。《规研》是王军平在原有博士论文基础上再经过几年的埏揉后成型的。在我看来，称其为一部国内翻译规范问题研究的力作并不为过，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代表新一代学人这些年来对此问题探讨比较系统而又接地气的前沿水平。

《规研》谋篇颇富匠心。先用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以极为精当的方式为全书要展开的主旨进行必要的理论铺垫，着重对翻译规范研究中的三个主要概念，即“场域”“惯习”与“资本”进行界定。在这个部分，作者在勾勒出翻译规范研究的总貌后，分别对国内外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与不足作出尽可能公允的评说。在此基础上，作者清晰道出前人论著中什么是本书将择善而从的观点与方法，从而明确本书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与途径。这部分的文字虽然不算多，却显示作者宏观大局在胸的写作态势，其背后当然是经年的理论修研、追踪与耙梳，没有对群书的博览和几度春秋的笔记式对话积累，要写出这样的论文先导性文字断不可能。

《规研》第三章承前启后，开始切入本书的重心，将清末民初非整合社会语境下翻译场域中的多元规范作为主要论题进行详细的讨论。这个重心的确定有利于翻译规范问题的探讨无论在人物、场境、译品、译风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典型性、也更易将研究者的探赜导向揭示问题本质的方向。第四、第五两章是本书的最重要也是最显华彩的两章。在这两章中，作者以详实的引证材料，生动而又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场域”“惯习”与“资本”是如何通过译者本人的个性译笔进行互动的：每位译者的翻译过程都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碰撞、角力情势，充满着译者个体的顺从、抵抗行为，最终无论是进还是退，都似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这两章篇幅占到全书的近一半，大量的译例与文函摘引，让我们看到“译才并世称严林”时代有哪些背后推手在有形无形地左右着、掣肘着严、林两位看似龙蛇般的走笔，也让我们比较真切地窥视到鲁迅先生何以最终能喊出“宁信而不顺”的底气所在。作者在这两章中可谓是将翻译规范中的“场域”“惯习”与“资本”的互动关系描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分析得鞭辟入里。当然，作者的主要学术心血与创意也大都渗透其中。此书对于翻译规范研究的拓展与深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式，其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掩卷而思，我当然要对军平君的学术成就表示祝贺。与此同时也想就他的研究题目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以资其后续研究参考。通览全书及所附参考文献目录，我感觉国内学人在翻译规范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以借鉴西方的相关理论为主，基础认知与概念术语基本来自国外的研究文著，已有研究文章基本的路子也大多以西方的理论来构建叙事框架，结论性的文字也基本是证明西方有关翻译规范的论述确有道理。这样做不是不可以，特别是在我国翻译规范研究的起始阶段不可避免。但是随着国内相关研究的进展，这样的研究套路终究是要改观的。

从宏观的角度讲，翻译规范研究的范式不应只有一种，盖因翻译规范本身是与一国文字、文字文化与文论传统等密切相关，因而对规范的定义也必定存在着差异。例如，相较于英文“规范”的表述，在汉语中，“规”与“笵（范）”就有着别样的意韵：

“规，规巨，有法度也”，“规，正圜之器也。”“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

“笵，法也。”“规模曰笵。”“以土曰型，以金曰镕，以木曰模，以竹曰笵。”

“笵，楷式也，与范同。”（详细可查《汉语大字典》）

从微观的角度讲，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关于翻译规范的种种讨论似都基本聚焦外译汉的规范，问题是，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汉译外的语境呢？这是一个当下需要及时回答或认真探讨的问题。我以为，处于新时代中国翻译宏大而活跃场域的翻译工作者面临着全新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翻译重任，从以往的endotropic translation转入到exotropic translation，新的翻译实践必然呼唤某种新的翻译规范及其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可能会不够用、甚至不适用。我国的翻译规范研究若要有新的拓展，有必要进一步从中国的文字文化、文论诗学、乃至艺术创造等典籍中汲取理论启示，进而对翻译规范问题拓出新的疆界，端出新的见解，以反哺国际译学界，而这也正是我对军平君寄予的厚望。

2020年6月9日

[1]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