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操纵改写的翻译过程

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学界开始不满足于语言结构层面的探讨，将视野扩大到了语言之外。文化转向的先声，是学者们对语言学以及此前翻译研究的批评和反省。张南峰（2004）认为，此前的翻译研究，不管是文学的还是语言学的，都已经让翻译研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许多学者，如巴斯奈特以及霍恩比等，都对语言学派所追求的“对等”这一核心理念进行了质疑，认为其所秉持的理念已经开始阻碍了翻译研究的发展。杜瑞森（Durisin）也认为，“文学文本译者关注的不是建立自然语言的对等，而是艺术程序。这些程序不能孤立地进行考量，应该放置在他们被运用的具体的文化时空语境中”（Bassnett，2004：35）。在此背景之下，翻译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到了语言之外。

受佐哈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人们开始关注翻译文学与目的语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视角也从原语转向了目的语。在欧洲一些低地国家，比利时、以色列及荷兰，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举办了多次以翻译文学为主题的研讨会，重要的几次分别在鲁汶（Leuven，1976），特拉维夫（Tel Aviv，1978）和安特卫普（Antwerp，1978）。这些学术活动的成果集中在1985年由赫曼斯主编的论文集——《文学操纵：翻译文学研究》一书中。该书所传递出的一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论断是：“从译入语文学的立场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张冬梅，2009：126）。这样一部文集的出版，也为该派学者赢得了“操纵学派”的称号。

早在1976年，为了响应霍姆斯1972年发出的“建立翻译研究学科”的号召，勒弗菲尔在为鲁汶召开的会议进行准备时，就专门为翻译研究勾勒出了其任务与目标。在他看来，翻译研究主要关注“译本的生成与描写问题”（Bassnett，2004：11）。这里“译本的生成”中产生的问题，就是“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只是这里的“翻译过程”似乎已经不是指语言层面的结构转换和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翻译研究的对象，在巴斯奈特看来，是 “镶嵌在原语和目的语文化符号网络中的文本”（Bassnett & Lefevere，1990：x）。于是，翻译被放置在了历史文化语境下进行宏观的考量，翻译的过程更加重视从目的语文化的角度来看，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本生成的制约，译文对目的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而译者的翻译过程，则可能会因为外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涉，而成为一个“改写操纵”的过程。巴斯奈特认为，将历史文化语境与具体的翻译实践相结合的翻译过程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操纵文本的发生过程有多么复杂（Bassnett & Lefevere，2001：123）。在她看来，翻译过程涉及了下面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翻译文本是如何选择的？选择过程中译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编辑、出版商和赞助人发挥了什么作用？决定译者翻译过程中所用策略的标准是什么？一个文本是如何被目的系统接受的？”（Ibid.）从巴氏所罗列的这些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出，翻译过程中的问题早已经超出了语言层面，深入到了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对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制约因素及其运作机制有比较深入研究的，当属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勒弗菲尔。

勒弗菲尔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将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选编、批评和编辑等加工过程，都看成是文学“改写”的不同形式。而这样的改写，能够对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存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前人们对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过程，要么是不知其所以然，要么就将其归结为作品的命运，而勒氏对此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文学作品被接受或者排斥、经典化或非经典化的过程不是受一些模糊的因素支配，而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因素，一旦我们决定去寻找这些因素，避开将阐释看成是文学研究的核心，进而开始关注诸如权力、意识形态、制度和操纵等问题，这些因素就比较容易确认了（Lefevere，2004：2）。

勒氏的研究目的，就是对各种实际改写手段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对改写的动因以及具体的操纵过程，通过个案分析，来进行分析和挖掘。虽然对改写操纵过程的研究，不能提高人们的翻译能力，但“有可能作为某类模型，让人们从一定程度上，看清楚各类媒介对不同文本的操纵”（Ibid.：9）。

而改写与操纵的事实，也发生在翻译领域，同样适用对翻译过程的考察。在勒氏看来，“翻译是最明显的一种改写形式，而且是最有潜在影响力的，因为它能够对来自其他文化的作者或一系列作品的形象进行投射，超出原有的文化疆域来提升那个作者或作品”（Ibid.）。鉴于翻译所具有的潜在影响力，翻译的过程就受到各种动因的促动，在译者的配合下，这种改写和操纵就在所难免。而文学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案例，都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翻译过程中的操纵和改写，甚至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就是改写与操纵的过程。

对翻译背后的操纵动因，勒氏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将其分成了两种：“一种可能是意识形态（顺从或者抵抗主流意识形态），另一种可能是诗学（顺从或者抵抗主流的诗学）”（Munday，2010：128）。这里的意识形态与诗学是控制文学翻译过程的内外两种因素。意识形态主要通过翻译赞助人（各种权力机构、个人、团体、宗教组织、政治团体、社会阶层、出版商以及媒体等）来体现和执行，他们的参与主要是集中地体现意识形态的要求，代表的是某个社会文化对某项具体的翻译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和价值标尺，来实际影响译者的翻译过程，属于翻译过程中的外在制约因素。而影响翻译过程的内在因素则是诗学，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是这一要素的集中代表，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包括 “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译者。他们会偶尔对某些公然反对主流概念的文学作品进行压制，而这些主流的概念包括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诗学）以及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Lefevere，2004：14）。但就重要性而言，这两个内外因素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存在地位上的巨大差异。赞助人所起的作用，由于社会权力地位的不同，一开始就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因为赞助人主要感兴趣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诗学，其作为社会权力意志的代表，对文学翻译几乎具有最高的发言权。而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则处于次要从属地位。因此可以说，就诗学问题而言，专业人士的权威地位也是通过赞助人“认命”而获得的。这样看来，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就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差异网络，体现了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翻译过程的复杂性。

综合上面对翻译过程中各个因素之间权力关系地位的讨论，我们可以对翻译作为“改写操纵”的翻译过程进行一个宏观的概括和总结。从译入语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文化系统，在整个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要素当中，首先起作用的是居于最高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既是赞助人或者权力的意志体现，也主要通过赞助人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对译者而言，翻译过程中的首要准则就是要尽力地遵循意识形态的要求。而翻译领域中的专业人士，也是根据这一前提，来制定其所谓“诗学”的具体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就在这一套具体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

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改写和操纵”行为，是对外来影响的适应和选择，翻译作为服务于目的语言和文化的一种手段，受到了来自目的语社会文化各个因素的干扰，原来传统翻译所追求的“透明”而“忠实”的翻译，因为这些因素的 “操纵”，开始出现了某种服务于目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偏离”。翻译作为对原文的“改写和操纵”，集中地体现了语言结构层面以外，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制约。

翻译文化转向是“操纵改写”论诞生的土壤，而该理论反过来也促进了翻译文化转向研究走向深入。勒弗菲尔就特别侧重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比如意识形态和诗学等的干涉，这与其对翻译研究的定位和认识有关，因为在他看来：“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语言层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者诗学发生冲突，往往是后者得以胜出”（Lefevere，2004：39）。勒氏的研究主要是沿着意识形态—诗学—译者这样一条线索来进行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视译者在对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选择中的译本生成，而基本上很少提及赞助人，特别是专业人士对于译者所施加的具体的社会影响。虽然这两条线索之间存在交互行为，但毕竟对具体的译者个体而言，他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对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了解之外，赞助人和专业人士直接施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对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重视是属于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考虑的话，那么赞助人、专业人士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互动则主要是“社会”因素的干扰，因为译者作为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个体”，有许多实际的“社会因素”不能不纳入其考虑。而这一方面的研究，明显是被以勒氏为代表的“操纵改写”理论所忽视的。

另外，根据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时，译者的翻译会反过来对特定社会文化状态的诗学和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对其具有强大的反拨作用，译者会通过有意识的改写和操纵来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施加“反作用”，这在勒氏所描述的翻译操纵过程中似乎没有深入考虑。勒氏所研究的过程重在关注译者对外来文化干扰因素的“顺从”，属于被动地适应外来因素的干涉，从意识形态到诗学再到译者，呈现出一种单向的制约关系。而对译者主动反拨，积极进行意识形态、诗学和语言改造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其具体译者抉择的社会因素还缺乏深入的分析。更何况，即使是在相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译者的改写行为可能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不能用“顺应意识形态”这样一条原则来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面对这样的译者抉择差异，则需要深入考察译者翻译背后的社会因素，将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个体，来深入地发掘其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环境以及个人的价值追求，这样才可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译者与外在环境的互动过程。

对翻译的实际操作主体而言，译者必须在这些因素中作出抉择，翻译过程也就成了一个译者参照相关的因素进行抉择的过程，而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文化因素，就转变成一种基于赞助人——专业人士——译者的社会关系互动网络。因此对译者决策行为的考察，就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发掘各个要素和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具体个案中的译者抉择，则可以从社会因素角度，比较准确地进行分析，这样才可能比较完备地对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