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认知推理的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的本质是语言转换，而操作的主体是译者，这是我们对翻译的普遍认识。关注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是超出语言层面以外的外向型的翻译过程研究，而翻译的内向型研究，则涉及译者对语言的认知和翻译过程的认知，是认知心理研究。古特（Gutt）在这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他将斯博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创立的认知语用学理论——关联理论系统运用到了翻译研究中，为翻译过程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惹人注目的新领域，翻译成为了一个以认知推理为基本依据的交际过程。

古特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前提是：“翻译是被看作交际的一部分”（Gutt，2000：22）。而就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而言，具有下面两个方面的转变：首先，关联理论对于交际的研究，侧重于“能力”而不是“行为”，具体而言，其研究的关注点是“对我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如何能够让我们与其他人进行交际，尝试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Ibid.：21）。对翻译研究而言，就是视交际能力为大脑功能的一部分，发掘对翻译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作者还特别指出，这样的心理探讨并没有忽视近些年来人们所谈论的对翻译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区别在于，古特将这些都当成了心理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外在因素都不可能对译本的生成或者解释产生影响，除非它进入了译者或者读者的心理世界”（Ibid.）。其次，关联理论不是一个描述分类的方法，其目的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了解交际的复杂性。而这里的因果关系，对心理而言，就意味着计算、特别是推理关系。“由于与心理优化原则相关，关联理论就为评价和决策的经验解释提供了天然的基础”（Ibid.：22）。

关联理论的最大优势是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和选择过程进行解释，为其心理认知过程提供依据。关联理论认为，在语言交际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心理表征：一种是语义表征，是大脑中语言模块的产物，就是利用语言的特性，来“意味”或者“代表”什么，是形成命题的基础；另一种是以命题形式表现的思想，源于对语义表征的深层加工。也就是说语义表征是命题形式的前提和基础，命题形式的获得必须建立在语义表征的基础之上，而“在读者从语义表征到获得命题形式的方式中，语境的使用至关重要”（Ibid.：26）。这里的“语境”概念非常重要，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不是指交际的外部环境，即不是指此前或者此后的言语、场所环境、文化因素等。“语境是一个心理学的构造，是听话者对这个世界设想的子集……是进行解读的一系列前提”（Sperber & Wilson，1986：15）。语境构成了交际者的“认知环境”。具体而言，“一个人的认知环境包含了潜在的、巨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来自自然环境的信息，从大脑中检索到的信息（大脑本身也储存了大量的、源自此前的言语以及存储在那里的文化或者其他知识的信息），还有从上面两个来源推断出的信息”（Gutt，2000：27）。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交际信息进行解读过程中，这些信息能够介入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存在提取努力程度上的差异，即有的信息容易被提取，而有的信息则提取困难。一般而言，容易提取的信息会首先进入读者的解读过程，因为一般的原则是：“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尽可能小的加工努力来提供语境信息”（Ibid.：28）。

关联理论认为，增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是人天生的兴趣。因此，他们都期待通过所付诸的加工努力来扩充其语境设想。基于关联性与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的关系，关联理论有一个最核心的断言，“那就是人类交际非常关键地制造了对最佳关联的预期，也就是说，对听话者而言，他总是期待他的解读能够以最小的加工努力，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Ibid.：32-33）。这就是最佳关联原则。在斯博伯和威尔逊看来，任何明示交际行为都认为其自身具有最佳关联。这也就意味着，听众有权利认为他所获得的第一个解读就是交际者所期望的解读，因为一个理性的说话人期待能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并且让听众在获取这样的效果时只需给予适当的加工努力。我们再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关联性，“因为交际者想要让其信息意图被别人获知，所以，他就有责任设法让听话者所获得的第一个解读是具有最佳关联的，而且确实是他所想要表达的”（Ibid.：34）。因为在交际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人的关系并不对等，所以，说话者对于交际的效果负有更大的责任。为了保证交际能够取得预期的语境效果，“说话人应该对听众在理解过程中可以获得的、可能使用的规则和语境信息有一个正确的设想”（Sperber & Wilson，1986：43）。

基于以上观念，古特认为：在关联理论框架下，人类的交际就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依据就是关联性，不管是说话者还是听话人，其交际的前提是预设了大家都遵循最佳关联的原则。翻译过程，因为涉及了两种语言，而且基本上也往往会涉及两种语言背景，就成了两个单语交际过程，一个是从作者到译者，另一个是从译者到读者，将这两个过程联系起来的纽带正是译者。

首先是第一个过程，即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过程，明示材料主要是原作，原作者依据关联原则，对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分析和预设，然后将自己的意图进行语义表征，形成文字表达。而译者在阅读文本之后，也同样依据关联原则进行推理，凭借自己的认知语境信息，运用最佳关联原则，推断出语境暗含的信息，然后借助此推断的信息，与认知语境结合，获得语境效果，达成交际目标，完成整个从信息意图到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古特将这种使用交际者预期的、正确的语境假设进行推理，成功实现交际者预期交际的状况称为“主要交际情景”。与此相对，也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各种其他原因，接受者或是读者没有按照交际者的期许，使用其预期的语境设想进行推理，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交际的结果就是误读，古特将此种情况称为“次要交际情景”。

其次是第二个过程，即译者与读者的交际过程。其主要步骤与第一个过程基本相似，只是因为涉及了跨语言甚至是跨文化的因素，读者的认知语境与原作者所期许的“读者”相去甚远，这就要求译者在对原作者的意图进行语义表征，也即文本明示之时，首先要对目标读者的语境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设想，这样才能设立其预期的关联性。另外，认知语境的差异极容易导致“次要交际情景”的出现，对某些因此而产生的、造成读者推理困难的明示信息，译者应该进行恰当的处理。为此目的，古特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通过提供所需要的语境假设；二是通过将语境隐含明晰化”（Gutt，2000：79）。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前，最好尝试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预先的明示—推理模拟，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地保障读者能够按照预期的推理效果，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获得预期的语境效果。

该过程与翻译作为语码转换的过程相比，主要有以下不同：

首先，该翻译过程主要关注译者的认知心理机制，而不是语言层面的结构转换；其次，该模式下的语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要结合不同的具体认知语境来理解和推断，最后才能形成语境暗含，进而达成语境效果，这跟语码转换过程中的静态意义大相径庭；最后，该过程不是简单的语码编码和解码，而是主要依据关联原则，对所获得的语码信息，参照语境信息即认知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因此，翻译过程主要任务不再是传递单纯的信息，而是依据关联性和对读者认知语境的假设，提供供读者解读的刺激物，读者需要依靠关联性，进行动态推理，以便获得原作的语境暗含，进而产生语境效果。

总体来看，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过程，关注的核心是翻译心理认知机制层面的问题，这对我们了解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语用选择机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鉴于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仅仅关注这一个侧重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语言结构和心理认知机制之外，还有很多超出语言层面的因素，都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还需要从语言以外的层面，比如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入手，对翻译过程做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