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史综述
（一）美国学术界的相关探讨与专门研究
美国社会及学术界对专家参政现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招募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专业学者充当“新政”“智囊”之举。就在罗斯福重用“智囊”之初，美国公众对出现在华盛顿的“学者班底”普遍感到不解。舆论界曾就此展开了广泛讨论。由于对专家参政的基本特征缺乏理解，人们在看到罗斯福总统的“智囊”和“学者班底”后往往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错误印象。一种印象是将罗斯福大量起用专家学者的做法视为政治上的一项创举。如《读者文摘》（Literary Digest）杂志上刊登的《智囊引发的喧嚣》（Hullabaloo Over the Brain Trust）一文写道：“这是政治上的创新，可没人知道它意味着什么。”[31]另一种印象则将其同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者从政混为一谈。如艾伯特·阿特伍德（Albert Atwood）、罗杰·肖（Roger Shaw）等人撰文宣称，建国初期的美国政坛一直是饱学之士的天下，诸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弗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门罗等。[32]因此，人们毫无必要对华盛顿出现的“学者班底”感到大惊小怪。这两种错误的印象均反映出当时的美国人对政府任用学者专家的做法尚缺乏清晰的认识。
193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克劳德·鲍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20世纪初的大学教授群体展开社会学调查，其中专门讨论了罗斯福政府任用大学学者为其服务的现象。鲍曼一方面反驳了部分舆论将建国初期美国政坛上的文人、学者视为罗斯福任用学者专家之先例的看法，另一方面则强调联邦政府在“一战”期间动员大学学者的经验。他认为，正是这一经验“极大地促成了在紧急时期向教授们求助、让他们有机会发挥专长的趋势”[33]。作为最早论及专家参政现象的学者之一，鲍曼的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我国学者胡适在观察30年代美国政治后也得出类似的看法，即只是在“大战的后期和最近经济恐慌时期，国家权力特别伸张时，专家的政治才有大规模试行的可能”[34]。
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像“一战”时那样再度动员大学学者的力量，连古典学家、考古学家都前所未有地参与到美军在地中海地区的行动中。“二战”结束后，专家参政的趋势非但没有随着特殊时期的结束而消退，反而得到加强。50年代，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虽然在竞选中曾极力贬低知识分子，但其入主白宫后所任用的大学教授比罗斯福时代还多。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大学思想史家默尔·柯蒂在20世纪中叶曾大力倡导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使一些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向知识社会学的根本命题——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在现实与学术的双重启发下，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一些探讨美国历史上“知识与社会”或“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著，如《权力之仆》《不稳固的合作：20世纪社会科学与联邦政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等，其中都讨论了“新政”之前的专家参政趋势。[35]这些著作认为，在政府事务中任用学者专家的需要并非源于此前社会学家克劳德·鲍曼所强调的“一战”动员，而是产生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工业化、城市化所导致的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以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为代表的一些进步主义政治家率先意识到向以大学教授为主的专业学者寻求治乱之道的必要性。此外，《不稳固的合作：20世纪社会科学与联邦政府》一书还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界为视角指出，除了进步主义政治家对专家的需要外，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内部也分化出一批行动派学者，积极主动地为政府提供所需的专家服务。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霍夫斯塔特的大作，于1964年荣获普利策奖。在其“专家的崛起”一章中，霍夫斯塔特明确提出，专家参政的实践始于被誉为进步主义改革典范的“威斯康星理念”（the Wisconsin Idea）。1900年后，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率先在州政府的一些部门、委员会及其他公共机构中大量起用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专家，这一做法不仅在当时引起其他州和城市改革派的仿效，也是30年代罗斯福重用“智囊”之举的原型。在解释为什么大学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作为专家参与政府事务这一问题时，霍夫斯塔特主要强调的是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等进步主义政治家的个人号召力和影响力。霍夫斯塔特认为，在引领20世纪初美国政治的众多进步派政治家中，除了威廉·布莱恩坚持在19世纪较为常见的反智主义论调外，其他人几乎都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抱有相当的好感。尤其值得称耀之人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将知识和行动合二为一的个人形象以及充满男子气概的独特魅力改变了19世纪末的改革派留给人们的优柔寡断、不重实效的印象，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热衷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新派政治家。正是随着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新一代改革派——进步主义者取代19世纪末的“绅士改革派”成为美国政坛的主角，大学学者才开始作为专家走上了进步主义改革的台前幕后。[36]
霍夫斯塔特关于专家参政孕育于进步主义改革的看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日益重视。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学者接受了霍夫斯塔特所认为的专家参政始于进步时代的看法，对这一时期处于雏形阶段的专家参政现象展开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如肯塔基大学的保罗·库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政府中的学术人士：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时期》（1971）中对20世纪头30多年的专家参政趋势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他认为，这一趋势早在内战结束后的高等教育变革中便埋下了种子。高等教育的变革包括诸多方面，如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和扩张，高等教育服务理念的传播，学术的专业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兴起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象牙塔内的专业学者走出“学术的藩篱”，向提供专家服务的方向靠拢。库克特别驳斥了30年代关于专家参政仅是“一战”或大萧条等危机时期的产物的旧印象，认为专家参政自20世纪初以来便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持续走向，其间虽有起伏（如“一战”和“新政”时期可视为专家参政的高峰），却延绵不断。[37]
相比之下，华盛顿大学的戴维·格罗斯曼对专家参政的研究更为具体。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教授与公职》（1973）中，格罗斯曼聚焦于1925年以前在政府中任职的社会科学学者，将他们的公职活动同美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联系在一起。格罗斯曼认为，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为政府服务，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学术专业化的需要，即提高社会科学作为新兴学科的专业地位以及社会科学学者的“专家权威”。具体而言，通过提供专家服务，社会科学学者既可满足政府对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需求，又可为自身和学科带来益处，如提高个人、学科以及大学的学术声誉，收集在校园里无法获取的研究素材，为社会科学从业者在相应的政府机构中找到工作等。所以，在格罗斯曼的笔下，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是一群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有识之士。他们通过学术活动来塑造自己作为客观的科学研究者的姿态，并运用学术研究所获得的专业知识来为进步时代的各项改革提供帮助。同时，他们也通过参与社会改革，反过来为社会科学提供研究素材和对象。正是由于学术研究对专业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要性，他们“大多不会通过（党派及选举等）政治途径来推行他们（就改革）所提出的科学主张，而是（作为专家）为在选举中胜出的政治强人服务”[38]。
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斯·盖瑞蒂以“威斯康星理念”作为博士学位论文（1979）的研究课题，对进步时代威斯康星州的专家参政现象进行了个案考察。正如其论文标题——“最早的智囊：专业学者、改革与威斯康星理念”所示，盖瑞蒂将那些在进步主义改革时期参与威斯康星州事务的威斯康星大学学者称为“最早的智囊”，实际上肯定了霍夫斯塔特关于专家参政始于“威斯康星理念”的论断。同时，盖瑞蒂不同意格罗斯曼认为社会科学学者出于个人学术或学科发展的“利己”目的才为政府提供专家服务的看法。他在研究了理查德·伊利、约翰·康芒斯和查尔斯·麦卡锡等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后得出结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确实心怀一种“利他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社会科学知识能解决工业化时代的种种弊政，为社会造福。[39]盖瑞蒂进一步指出，这种“利他的理想主义”源自19世纪下半叶的自由派神学和基督教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在19世纪末的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 Movement）中得到充分体现。[40]
作为政府中“学者专家”的主体，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向来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多萝西·罗斯在《美国社会科学与进步的观念》（1984）一文中坦言：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自我塑造的“客观”“不涉私利”的专家形象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在宣扬“进步”观念的同时，又劝说人们相信进步必须由他们这样的专家来实现。[41]爱德华·席尔瓦和希拉·斯劳特合著的《为权力服务：美国社会科学专家的形成》（1984）以内战后至“一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为背景，主要考察了社会科学学者如何刻意塑造其在美国政治中的专家角色。与格罗斯曼对社会科学专业化的温和态度不同，席尔瓦和斯劳特拒绝为专业社会科学家的得势即所谓的学术“专业化”高奏凯歌，他们批评这些社会科学“专家”不过是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和保守的改革者：一方面画地为牢，以专业化之名构建自己的知识堡垒，形成对知识的垄断；另一方面则通过为政府服务将所垄断的专业知识换成学术、学科发展的资源。总之，社会科学学者与政府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前者无非政治、经济权势的知识同盟而已。[42]
席尔瓦和斯劳特的批判性态度得到托马斯·本德的间接响应。在《大学时代的学术理论与政治民主》（1993）一文中，本德以19世纪末哥伦比亚大学的专业经济学家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同业余人士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关于单一税问题的辩论为例，描述了专业学者以“专家”之名对业余人士的打压。在本德看来，进步时代的专业学者刻意避免与业余人士为伍，以便在政治、经济精英面前塑造“专家”的权威。这样一来，专业学者方能“通过与统治阶层结盟来影响社会”（约翰·康芒斯语）。[43]以上观点在弗兰克·斯特赖克（1988）对进步时代大学教授群体的跨学科考察中也得到印证。斯特赖克在分析了进步时代大学教授们的收入、职业意识和学术理念后，得出这一结论：以教授为代表的专业学者之所以为政府或企业提供专家服务，并不是因为金钱或物质回报，而是因为要寻求自己作为知识精英的身份认同，并实施对社会的控制。[44]
从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身上，一些研究者还看到了专家权威对传统的大众民主观念的冲击。如利昂·芬克（1997）以威尔逊第一任期内联邦产业关系委员会的劳工改革为例，描述了专家参政在具体实践中同民主理念之间所产生的碰撞。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沃尔什（Frank Walsh）最初承诺要极大地仰仗约翰·康芒斯等专业学者，将自己的工作限于组织听证会，接受民众的反馈和监督。然而，在劳工改革问题上，沃尔什同首席专家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博士发生了激烈冲突，前者主张调动并吸收公众的意见，认为后者作为专家只是“技术性”地调研和起草改革方案，而麦卡锡却坚持改革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应完全听专家的。在谈及麦卡锡的落败时，芬克认为，专家们设计的劳工改革方案并非由劳工自身所提出，麦卡锡也未能为这一方案赢得足够的民众基础。因此，一旦失去德意志的俾斯麦或威斯康星州的拉福莱特这类政治领袖的支持，学者专家便很难将专业知识与技术转换为政治现实。[45]乔治敦大学文化史家詹姆斯·史密斯（1991）认为，专家权威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张力是由专家的性质所注定的。那些服务于政府的专家毕竟不是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工程师”。他们关注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价值关怀。即便是那些以社会为工作对象的社会科学学者，也自我塑造为纯粹的“科学家”，向硬科学即自然科学或医学等看齐。如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借用医学中“治疗”的概念，自视为“为社会把脉的医生”，结果多从技术角度寻求治愈社会顽疾之道，而不太关心下层群众和个体的主观感受。[46]
对此，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专业经济学界与进步改革之间关系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伦纳德（2016）精辟地指出：一方面倡导由专家来治理的现代行政国家，另一方面又以扩展和促进民主为己任，这是进步主义改革的内在悖论之一。伦纳德发现，那些力促专家参政的社会科学领袖尽管声称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实际上对民主有着毫不避讳的反感，他们寻求的是参与政府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如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坦承自己更倾向于“天然贵族”——知识才干上的优秀者的统治，而非民主政治。爱德华·罗斯（Edward Ross）则主张“将控制权从一般公民和纳税人那里夺走，这样就等于交给那些头脑聪明、高瞻远瞩且心怀社会之人一种更有力的工具”。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表述最为直白：“世界上存在两个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和愚昧无知的阶级——对进步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允许前者主宰后者……只要我们承认有教养阶级教导无教养阶级是可取的，我们便会看到人类未来进步的一番无边无际的美妙蓝图。”塞利格曼似乎看到了专家参政的局限性，但依然持有一种半精英论的观点。他认为，专家之于政府，犹如牧师之于教堂。“学者必须拥有牧师般的虔诚品质，履行牧师式的职责，包括政治活动。”[47]总之，在伦纳德看来，专家参政本质上是精英政治的展现，只不过在专业化学术的包装下被赋予了新的形态。正是在这种以专业化学术为包装的精英主义思维的基础上，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致力于实施“社会控制”[48]，并由他们对改革对象做出“值得之人”（the worthy）和“不值得之人”（the unworthy）的划分。那些“不值得之人”如黑人、新移民以及缺乏教育和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底层人群，很容易被社会科学学者们冠以某种科学术语的称谓（如“弱智”[49]），继而被排斥在“社会进步”的范畴之外。[50]这也难怪社会科学学者在进步主义改革中所扮演的专家角色常常引起后来的研究者们的诟病了。
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者就进步时代的专家参政进行了个案分析。约翰·雷基乌蒂在《公共参与：社会科学与进步时代纽约市的改革》一书中将目光投向了被称为“社会科学的天然试验场”的纽约市，考察了纽约市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科学学者参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情况。雷基乌蒂对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评价颇高，认为“正是站在进步主义社会科学家的肩膀上，才有了罗斯福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51]。当然，他也承认这些学术精英在参与改革时所面临的困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真的能将国家交由专家来治理吗？与伦纳德不同的是，雷基乌蒂笔下的学者专家们并非站在民主的对立面，而是一群试图将专家的指导融入民主社会的调和者。此外，史蒂夫·迪纳的《一座城市与它的大学》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芝加哥市为背景，考察了来自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学术界人士在芝加哥市的进步主义改革中所做出的贡献。[52]
一般而言，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进步主义改革浪潮走向衰退的开始。从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来看，情况确实如此，以解决国内弊政为主要内容的进步主义改革在1917年后让位于战时动员和对外作战的需要。不过，1917年后的美国政治依然由威尔逊总统所代表的进步主义力量所主导，只是进步主义者的关注点从国内转向国外而已。所以，本书将威尔逊的第二任期（1916—1920）依然归于进步时代。[53]在这一阶段，战争的到来为更多的大学学者进入政府提供了极佳的机会，数以千计的学者离开校园，作为专家参与到政府事务甚至军事行动中，以至于在战争期间出现了一股较之于和平时期更甚的专家参政热潮。专家参政带来的益处以及潜在的问题均随着这股专家参政热潮的到来而得以充分展现。劳伦斯·盖尔芬德的《调查团：迎接和平》对威尔逊总统在战时下令成立的专家咨询机构——“调查团”进行了专门考察。在其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上百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调查团，在联邦政府的要求和组织下对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家、民族问题展开全面调查。[54]学者们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向政府提供专家建议，并为威尔逊总统所采纳，成为他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卡罗尔·格鲁伯的《战神与智慧女神：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高等学问之用》则详细论述了1917年至1920年来自各大高校的数以千计的学者在战前备战、战时作战以及战后媾和中的活跃表现。格鲁伯认为，大学学者的积极参与固然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推力，但他们也因此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55]
（二）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
美国学术界对进步时代专家参政的研究虽称不上汗牛充栋，但对该现象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了相应解释。相比之下，我国学术界对进步时代专家参政现象的关注较为欠缺，相关研究极少，仅少数研究者在讨论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以寥寥数笔提及这一现象。如在国内首部研究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专著《大转折的年代》（1992）中，李剑鸣指出，主张专家参与政府事务的“专家治国”理念是进步主义者的政府改革三大方案之一。这是“应政府工作日益专门化和管理科学化的需要而兴起的”。因此，在进步时代，“专家开始登上政府管理的舞台”，威斯康星州则是当时“专家治国的典范”。从改革理念上而言，专家治国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便是专家参政现象。[56]北京大学的牛可在《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中简要追溯了20世纪初以来大学学者作为专家参政的历史脉络。他认为，这一趋势始于进步主义改革，历经“一战”“新政”“二战”，最终引出“二战”后所谓“冷战知识分子”登上美国政治舞台。[57]因为该文讨论的主要是“冷战知识分子”参与美国政府事务的问题，所以对进步时代的专家参政现象着墨不多。中山大学的岳经纶则阐述了社会科学学者们在进步时代的各项社会改革中的积极参与和活跃表现。此文并未专门论及当时的社会科学学者参与政府事务的情况，但肯定了社会科学学者对进步主义改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认为“在他们（社会科学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成功化解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革命，实现了社会和谐”[58]。此外，李颜伟在其《知识分子与改革》中用少量篇幅论述了莱斯特·沃德、约翰·杜威等大学学者在进步主义改革中的表现。不过，她讨论的主要是这些大学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议政”思想的一面，并未关注这一时期大学学者进入各级政府，作为专家担任公职的实践活动。[59]
综上所述，鉴于国外学者对进步时代专家参政现象的研究大多较为零碎，观点亦莫衷一是，有的还比较片面，本书试图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各方观点，尽量运用原始资料，将进步时代的专家参政作为20世纪美国社会和国家政治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加以全面和深入的历史考察。这一考察可以使我们辩证地看待专家参政现象在美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仅能弥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关注极少的缺憾，而且可以克服国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比较深入但亦较为碎片化的不足之弊端，使我们对进步时代专家参政现象的把握能高屋建瓴，以小见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进步时代的专家参政现象做出客观的评价，并且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来许多像朱棣文、萨默斯和李侃如这样的一流学者和名校教授会离开象牙塔和实验室，出入于当代美国政治舞台这一现象。
[1] 20世纪30年代，在联邦政府中任职的大学学者还有：哈考特·摩根（Harcourt Morgan），田纳西大学校长、昆虫学及动物学教授，1933年作为农业科学专家任职于田纳西河流管理局；莫迪凯·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经济学博士、农业经济学家，为农业部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法学教授，1934年出任财政部顾问；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华德·巴布科克（Howard Babcock），康奈尔大学农学及生命科学院教授；奥利弗·米切尔·斯普拉格（Oliver Mitchell Sprague），哈佛商学院教授，1933年任助理财政部长；G.F.沃伦，康奈尔大学农业管理学教授，为农业部顾问；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先后执教于霍巴特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1931年起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33年作为劳工问题专家任职于国家复兴管理局；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两人均为耶鲁法学院教授，前者为农业部顾问，后者任职于内政部。（更多案例参见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2] Claude Bowman，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An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General Magazine，1890-1938，[reprinted]，Arno Press Inc.，1977，p.612.
[3] 杜布里奇，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物理学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任总统科学顾问；舒尔茨，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曾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劳工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萨缪尔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家，先后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托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丁，内布拉斯加大学农学院院长、校长；基辛格，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盖福德·斯蒂弗，物理学家，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副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先后担任尼克松和福特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布热津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家；马歇尔，得克萨斯大学经济学、政府管理学家，卡特时期任劳工部长；拉维奇，纽约大学教育史与教育政策学者，曾任老布什总统的助理教育部长；奥尔布赖特，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外交学教授，1997年出任国务卿；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卡特时期任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时期任助理国防部长；赖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小布什总统的国务卿；曼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小布什时期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4] 朱棣文，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萨默斯，哈佛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罗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欧尔萨格，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古尔斯比，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侃如，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何汉理，弗吉尼亚大学巴滕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政治学家。
[5] E.K.Lindley，“War on the Brain Trust，” Scribner's，XCIV，257，1933.转引自Claude Bowman，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An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General Magazine，1890-1938，[reprinted]，Arno Press Inc.，1977.p.159.
[6] Bowman，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 pp.158-159.
[7]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8]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Knopf，1963，p.196.
[9] “Urges University Course to Train City's Employees Philadelphia Should Adopt Plan Says Professor Adams，”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May 25，1913.[Early American Newspaper Database].
[10] John Recchiuti，Civic Engagement：Social Science and Progressive-Era Reform in New York C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7，p.14.
[11] 肖高华：《近世书生持国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的“非民治”现代国家建构方案》，《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4期。
[12]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杨艳蕾：《超越大学的围墙：“威斯康星理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David M.Grossman，Professors and Public Service，1885-1925：A Chapter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Dissertation]，Washington University，1973，p.133.
[13] 萨义德将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归因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兴起。（见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页。）
[14] 李银河：《福柯：我没见过知识分子》，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35.
[16] 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124页。
[17] 利普赛特：《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梁从诫主编：《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 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 福柯：《对真理的关怀》，《权力的眼睛》，第147页。转引自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20] 福柯：《权力与性》，《权力的眼睛》，第48页。转引自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第56页。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21] 赵佳苓：《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分化》，梁从诫主编：《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 黄波：《将心托明月，明月照沟渠——民国学者从政脉络》，《书屋》2004年第11期。
[23] 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便尝试过吸收学者作为专家参政的实践。（见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4] 王德禄、刘志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专家治国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2期。
[25]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26] 凡勃伦、斯科特等早期专家治国论者强调科学、技术应压倒政治，因此，理想的“专家治国”社会具有彻底的非政治性。丹尼尔·贝尔则明确反对这一点，故有人认为贝尔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反专家治国论者”。（见杨辰起《20世纪美国科技治国思想论述》，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7] 杨辰起：《20世纪美国科技治国思想论述》，《现代化研究》（第3辑），第159—161页。
[28] Merle Curti，The American Paradox：The Conflict of Thought and Action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6，pp.15-16.
[29] Steven Brint，In an Age of Experts：The Chang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31.
[30] Paul Cook，Academicians in the Government from Roosevelt to Roosevelt，[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Kentucky，1971，[reprinted]，1982，p.155.
[31] Bowman，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pp.161-162.
[32] Bowman，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pp.158-159.
[33] Bowman，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p.163.
[34] 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智效民：《民主还是独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5] Loren，Baritz，The Servants of Power； A History of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Industr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0.Gene Martin Lyons，The Uneasy Partnership：Social Science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65，pp.17-30.
[36]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pp.185-196，199.
[37] Cook，Academicians in the Government from Roosevelt to Roosevelt，pp.2-4.
[38] Grossman，Professors and Public Service，pp.71，337-338.
[39] James L.Gearity，The First Brain Trust：Academics，Reform and the Wisconsin Idea，[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79.
[40] 社会福音运动呼吁基督徒不仅要传播思想，还要立足实践，积极参与到改造社会的行动中，以此打造一个团结互助的和谐社会。（参见郭尚鑫《论美国社会福音运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李颜伟：《美国“社会福音运动”探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1] Dorothy Ross，“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dea of Progress，” Thomas Haskwell，ed.，The Authority of Experts：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
[42] Edward Silva & Sheila Slaughter，Serving Power：The Making of the Academic Social Science Expert，Greenwood Press，1984，pp.3-4.
[43] Thomas Bender，“Academic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Thomas Bender，Intellect and Public Life：Essay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cademic Intellec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3-135.
[44] Frank Stricker，“Professors in the Progressives Era：Incomes，Aspirations，and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9，No.2，Autumn，1988，pp.231-257.
[45] Leon Fink，“Expert Advice：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and the Unraveling of Labor Reform，1912-1915，” Leon Fink，et al.，Intellectuals and Public Life：Between Radicalism and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2-213.
[46] James Allen Smith，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1991，p.17.
[47] Thomas C.Leonard，Illiberal Reformers：Race，Eugenics and American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p.49-54.
[48] 《社会控制》是进步时代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的大作。根据罗斯的看法，所谓“社会控制”，即通过法律、道德、舆论、风俗、习惯、宗教等工具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罗斯：《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
[49] “弱智”（feeble-minded）一词是进步时代的一些优生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从事慈善及矫治事业的改革家广泛使用的“术语”，用以描述经过智力测验或其他“科学方法”而显示“心智存在缺陷”（mental deficiency）的人群。
[50] 参见托马斯·伦纳德《反自由主义的改革者：种族、优生学与进步时代经济学》一书第七、八章和第九章。（Thomas C.Leonard，Illiberal Reformers：Race，Eugenics and American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sive Er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p.109-168.）
[51] Recchiuti，Civic Engagement，p.223.
[52] Steve Diner，A City and Its Universities：Public Policy in Chicago，1892-1919，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
[53] 关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国内的进步主义改革之间的关系，参见赵辉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进步运动的盛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笔者同意文中的观点，即1917年美国介入“一战”是进步主义运动盛极而衰的开始，但并非进步主义改革的终结。
[54] Lawrence Gelfand，The Inquiry：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1917-1919，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55] Carol Gruber，Mars and Minerva：World War I and the Use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
[56]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第244页。
[57] 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评论》2003年第10期。
[58] 岳经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与和谐社会：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马骏、刘亚平编：《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
[59] 李颜伟：《知识分子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