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辨析

如前章所述，在现有的关于唐代佛教官寺的研究成果中，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渊源何在，一直是一个重要但又讨论有限的问题。前辈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源于隋代，尤其是隋文帝时期。

既有研究表明，隋文帝受禅建隋之后的首个年号“开皇”与道教“劫运”思想密切相关^[1]，且隋文帝也曾在新都大兴城中为几个著名道士立观并不时召见^[2]，以显示其对道教的重视。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在营建新都大兴城之初，宇文恺在朱雀大街东西两侧对称地修建了大兴善寺和玄都观。^[3]这似乎也象征着对佛教和道教的一视同仁。

但在实际的宗教政策中，隋文帝崇佛的力度无疑更大。表现之一，即在新都大兴城建成之初，隋文帝就立寺额120枚于朝堂，并下令“有能修造，便任取之”。^[4]对于道教，似乎并无类似的优崇。因此，至隋炀帝大业初年，大兴城内佛寺和道观之比为12∶1，即使经过大业中后期的寺院融并和唐代前期高涨的崇道运动，直至开元初年，长安城内佛寺和道观的数量对比依然悬殊（约6∶1）。^[5]

缘此之故，前辈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源于隋文帝时期，并形成了隋文帝“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说、“龙潜四十五州大兴国寺”说和“仁寿舍利塔寺”说三种主要观点。

塚本善隆先生曾将隋代的“诸州官立寺”、地方州县奉敕所立僧尼二寺、大兴国寺均称为官寺，但他提出隋文帝为纪念帝国兴起在其龙潜四十五州所设之大兴国寺，才是拥有同一寺额之官寺的创设。^[6]由于当时学界普遍认为唐代四次佛教官寺均系统一赐额，故塚本先生此说可称为隋文帝“龙潜四十五州大兴国寺”说。郭绍林先生亦持此观点，其依据也是隋文帝大兴国寺是统一赐额官寺之始。^[7]

道端良秀先生则据开皇十一年（591）《诏立僧尼二寺记》和《南宫令宋景构尼寺铭并阴侧》，指出隋文帝时期在全国州县已经建立了州寺和县寺。^[8]这一观点被肥田路美先生发展为“一州一寺制”，并认为此制实为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渊源所在。^[9]由于此说的依据系隋文帝“州县各立僧尼二寺”敕，故可称为“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说。

隋文帝仁寿年间先后三次向全国110余州分送舍利并造塔供养之事，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盛况空前且影响深远。加之舍利分送之州遍布全国，相关制度和仪式整齐划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诸州普设的佛教官寺。由此形成关于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的第三种观点，即隋文帝“仁寿舍利塔寺”说。^[10]

本章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三种主要观点进行辨析，尤其是重新审视三种观点的史实依据及其逻辑基础，希望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