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篇章安排

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交代研究缘起和学术意义，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对既有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交代本书的篇章安排。

第二章“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辨析”。通过对学界关于唐代佛教官寺制度渊源的三种主要观点（隋文帝“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说、大兴国寺说和仁寿舍利塔寺说）的系统梳理和辨析，认为这三种观点或缺少史实依据，或逻辑前提不存，均无法成立。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思路，实际上忽略了唐代官寺制度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非生而整齐划一、特征鲜明的史实。进而认为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真正渊源可能并非某道诏敕或由此而生的某批寺院，而是一个典型特征不断积累的过程。

第三章“唐高宗乾封元年的佛教官寺制度”，专门讨论唐高宗乾封元年的官寺制度问题。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既有的研究对于高宗乾封元年的官寺设立情况所知甚少。本章主要利用《全唐文》卷238卢藏用《景星寺碑铭》、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和释道世《法苑珠林》中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其他资料，对高宗官寺的寺额、相关制度及其后世影响等问题进行考察。

第四章“武周大云官寺及其制度研究”，是对武周大云官寺及相关制度的总体性研究。本章的基础工作，是对散见于各种资料中的武周大云寺进行搜辑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可考大云寺进行系年和空间定位。通过大云寺空间分布的广度来讨论武瞾大云寺制令的执行力度；通过大云寺的时间分布来讨论大云寺的沿革和演变大势，并探讨地方诸州大云寺的设立时间和设立方式，设立时是否有区位要求，大云寺与高宗官寺的关系等问题。

第五章“唐中宗龙兴官寺及其制度研究”，系对唐中宗龙兴官寺及相关制度的综合研究。本章的基础工作，是对各种资料中所见唐代龙兴官寺进行搜辑和考证，在此基础上对可考龙兴官寺进行系年和空间定位。通过龙兴官寺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分布实态和特征，讨论唐中宗龙兴官寺制令的执行力度和龙兴官寺的沿革和演变大势，重点对所谓唐代龙兴官寺设立于“开元中”（含开元二十六年）的说法进行辨析，并论及唐代龙兴官寺的设立方式、制令依据、龙兴官寺与武周大云寺和高宗官寺的关系等。

第六章“唐玄宗开元官寺及其制度研究”，是对唐代开元官寺及相关制度的系统研究。本章的基础工作，同样是对各种资料中所见唐代开元官寺进行搜辑和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对可考开元官寺进行系年和空间定位。通过开元官寺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的分布实态和特征，来讨论开元官寺敕令的执行力度及开元官寺的沿革和演变大势，重点辨析《唐会要》卷48和卷50两种关于开元官寺设立缘由的不同记载之间的关系，以及唐代全国诸州设立开元官寺的敕令依据及其执行情况，并论及诸州府先后设立的佛教官寺是同时并存抑或相互取代，诸州府先后设立的官寺在唐武宗灭佛之后留存情况的异同，并尝试以官寺地位的转移对此加以解释。

第七章“唐代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主要是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唐代官寺的特殊功能进行系统讨论。在此前的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已注意到了唐代官寺负责某些特殊事务的现象，但并未提升到官寺特殊功能的层面来进行讨论。本章即主要通过归纳各种文献中唐代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系统讨论唐代佛教官寺政治宣传与政治象征、接待国外来华僧众和国内官客、承担国忌行香的国家礼仪、掌管地方僧政四项特殊功能，并梳理这些特殊功能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

第八章“佛教官寺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本章注意到田承嗣与张议潮分别在节度魏博和归义军时期重修辖区内官寺的现象，通过相关碑文考证，并结合两人重修官寺的政治背景的分析，讨论中晚唐半独立藩镇何以将佛教官寺作为构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并分析其如何利用的实例。

第九章“唐代官寺官观制度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尝试梳理唐代官寺官观制度对北宋中国的影响，认为唐代官寺官观制度不仅是北宋时期所谓“年号寺观”的制度渊源，也是宋真宗天庆观系统的蓝本。同时，主要利用日韩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日本奈良朝的国分寺（含国分尼寺）制度，以及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裨补寺系统和资福寺系统，均是模仿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的产物。

正文之后是四篇附录。

第一篇《隋至唐初长安光明寺非摩尼教寺院辨》。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此前学者据以判断长安光明寺为摩尼寺的依据及其史源进行系统梳理，建立了隋至唐初长安光明寺为佛寺的连续完整的证据链，进一步确证隋至唐初长安光明寺为一所佛教寺院无疑，且该寺还呈现出涅槃学派（很可能是昙延系）、三阶教与净土宗等多个佛教宗派（学派）同时共存、互融互摄的状态。

第二篇《唐玄宗御容铜像广布天下寺观考辨》，系对传世文献中所谓“玄宗御容铜像”的考辨。天宝三载（744）三月，唐玄宗敕令两京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分别以金铜铸造自己的等身天尊像和等身佛像。传世文献中却存在不少将这批玄宗等身像讹传为“玄宗御容铜像”的记载。通过对这些所谓“玄宗御容铜像”的资料来源、分布地点、铸造时间、造像形制等进行考证和还原，可知这些铜像应即天宝三载唐玄宗敕令天下开元观、寺以金铜所铸自己的等身天尊像和等身佛像，而非所谓“玄宗御容铜像”。

第三篇《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主要考察依傍开元二十六年（738）开元官寺的设立而生的一则传说，通过考证该传说在晚唐五代、南宋和元代三个时期文本内容的演变，探究文本演变背后所反映的制度和史实。

第四篇《敦煌写经题记中的唐长安佛教影像》，讨论了三种敦煌经题记所反映的唐长安佛教界的某些动态、传统和细节。S.2551《慧观题记》反映了永淳元年（682）关中大饥荒期间旅京求法的各地学问僧纷纷仗锡返回故里的动态，永淳饥馁留给佛教界的历史记忆，直到近百年后仍在蜀地禅僧中广为流传。S.4000《常会题记》则反映了唐长安佛寺改额后民间往往继续称其旧额的传统或惯例。台北“中央”图书馆藏《净明经关中集解疏》明真题记，则反映出唐中宗末年至宪宗初年长安城内还存在一所此前不为人知的福寿寺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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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4页。全诗作“留司老宾客，春尽兴如何？官寺行香少，僧房寄宿多。闲倾一盏酒，醉听两声歌。忆得陶潜语，羲皇无以过”。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4—1945页，将此诗系于大和四年（830），时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于洛阳。其说可从。

[2] 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3] “寺”字在佛教传入之前的西汉，均为官府衙署之意，随着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寺”字开始具有佛寺之意，但官府之意一直保留，两晋南北朝之后，“寺”字作为佛寺之意开始频繁出现。参见陈宝勤《从“寺”自“官寺”义向“佛寺”义的演化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新国学》第5辑，巴蜀书社2005年版；陈宝勤《试论“寺”自“官寺”义到“佛寺”义的演化》，《南开语言学刊》2005年第1期，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4] 由于李唐皇室以老子后人自居，故自高宗乾封元年首次设立佛教官寺，即表现为观、寺并置。此后的三次官寺设立过程中，除武瞾只设大云寺而未设道观外，中宗龙兴寺和玄宗开元寺均为官寺、官观并置。据吴羽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李氏尊老子为始祖并非始于唐代，至晚在南北朝初年，包括陇西李氏、赵郡李氏等在内的多个李氏家族已认老子为先祖，并认为“这是李唐皇室认老子是始祖的历史前提和沿袭的旧传统”。详参吴羽《李唐皇室尊老子为始祖探源》，《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1期。

[5] 参见本书第七章“唐代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

[6] 具体区别见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桑山正進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附论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213—258页。

[7] “Daiji大寺（Chine）”（Great Monastories in China），《法宝义林》（中日文佛教文献百科全书），第6卷，1983年，第682—704页。

[8] 详参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桑山正進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附论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213—258页。

[9] 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4页。

[10] 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1] 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全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17页。

[12] 据《长安志》记载，胜业寺原系武德初年唐高祖为其龙潜时期言事多中、夙启先觉的沙门景晖所立，后因该坊自宜仁坊改名为胜业坊，遂将该寺亦改额为胜业寺。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13] 塚本善隆：《国分寺と隋唐の仏教政策並びに官寺》，《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日中仏教交涉史研究》，大东出版社1974年版，第3—50页。

[14] 道端良秀：《唐代仏教史の研究》，《中国仏教史全集》第2卷，书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该书初版由京都法藏馆出版于1957年）；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徐明、何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3—57页（该书日文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于1987年）。

[15] 辻善之助：《国分寺考》，《日本仏教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8—9页。该书最早以《日本仏教史之研究》为书名，由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于1919年。

[16] 矢吹庆辉：《大云经寺と国分寺》，《宗教研究》新第4卷第2期，宗教研究会，1919年。

[17]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228页。该书日文版由东京金刺芳流堂出版于1926年。

[18] 塚本善隆：《国分寺と隋唐の仏教政策並びに官寺》，《塚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第3—50页。

[19] 道端良秀：《唐代仏教史の研究》，《中国仏教史全集》第2卷，第25页。

[20]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徐明、何燕生译，第53—57页。

[21] 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东初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48页。

[22] 野上俊敬等：《中国佛教通史》，郑钦仁译，牧童出版社1978年版，第58—60页；中村元等：《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天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214页；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关世谦译，佛光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162页。

[23] Antonino Forte，Chinese State Monasteries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桑山正進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附论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第213—258页。

[24] 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韩国研究》第3辑，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4页。后收入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5] 荣新江：《慧超所记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载《冉云华先生八秩华诞寿庆论文集》，法光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407页。后以“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为题，收入氏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6] 荣新江：《盛唐长安与敦煌——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浙江大学学报》，第37卷第3期，2007年5月，第15—25页。后收入氏著《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9—106页。

[27] 李泳镐：《新罗中期王室寺院的官寺功能》，《韩国史研究》第3号，1983年12月，第81—114页。

[28] 尹善泰：《新羅 中代成典寺院國家儀禮- 大·中·小祀祭場 》，《》（《新羅文化財學術發表會論文集》）第 23号，2002年，第83—120页。

[29] 韩基汶：《高麗時代 裨補寺社 成立運用》，《》， 2006年，第255—292页；韩基汶：《高丽时期资福寺的成立与存在状况》，《民族文化论丛》，岭南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第49卷，2011年。

[30] 安田纯也：《高麗時代の在地寺院と仏事——資福寺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2号，2007年3月，第235—253页。

[31] 参见拙文《影子官寺：长安兴唐寺与唐玄宗开元官寺制度中的都城运作》，《史林》2011年第4期。

[32] 景亚鹂：《西安碑林藏石与长安开元寺》，《碑林集刊》第8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13页。

[33] 景亚鹂、姚斯可：《唐代长安大云寺历史文化稽考——读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碑林集刊》第18辑，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201页。

[34] 田卫卫：《唐长安开元寺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5]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寺观祠庙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合辑。后收入氏著《敦煌史地新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

[36] 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7] 陈大为：《敦煌龙兴寺与其他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

[38] 陈菡旖：《唐五代宋初敦煌开元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高雪：《唐五代宋初敦煌灵图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卢雅凝：《唐五代宋初敦煌大云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7年。

[39] 陈大为、陈菡旖：《敦煌开元寺史事辑考》，《史林》2016年第4期。

[40] 郑怡楠、郑炳林：《敦煌写本〈曹议金重修开元寺功德记〉考释》，《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2期。

[41] 详参本书第八章“佛教官寺与中晚唐半独立藩镇的政治合法性构建”。

[42] 宿白：《青州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原刊《文物》1999年第9期，第37—42页。后收入作者文集《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32页。

[43] 李森：《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4] 李森：《唐代青州的“龙兴”、“开元”四寺观》，《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4期。

[45] 孙宗文：《千年石刻传法音——山西猗氏县〈大云寺涅槃变碑像〉考释》，《法音》1983年第2期。

[46] 崔亚男：《〈大云寺弥勒重阁碑〉考释》，《美术学报》2018年第1期。

[47]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年第3期。

[48] 杜斗城：《〈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跋》，《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49] 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考古》2016年第6期。

[50] 杨忠敏：《唐开元寺残碑辨析》，《文博》1990年第3期。

[51] 李之勤：《唐邠州开元寺的始建年代及其名称演变》，《文博》1990年第6期。

[52] 孙继民：《介绍几件有关定州开元寺的敦煌文书》，《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

[53] 贾敏峰、贾宝峰：《定州开元寺历史沿革考》，《文物春秋》2006年第3期；贾敏峰、王丽华：《定州开元寺塔历代维修情况介绍》，《文物春秋》2009年第2期。

[54] 樊瑞平、刘友恒：《正定开元寺唐三门楼石柱初步整理与探析（上）》，《文物春秋》2014年第6期；樊瑞平、刘友恒：《正定开元寺唐三门楼石柱初步整理与探析（下）》，《文物春秋》2015年第1期。

[55] 梁勇：《再考正定龙兴寺始建年代》，《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

[56] 高继习：《济南市县西巷地宫及相关问题研究》，《东方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395页。

[57] 郑荐平、周琦：《揭开台州龙兴寺的“千古之迷”》，《东南文化》1990年第6期。

[58] 详参拙文《会昌毁佛前后唐代地方州府佛教官寺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辑。

[59] 上田雄：《登州曾是隋唐的一个门户——开元寺所连接的历史的一环》，耿昇、刘凤鸣等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0] 黄夏年：《〈唐淄州开元寺碑〉之研究》，觉醒主编《觉群佛学（2014）》，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233页。

[61] 张宝玺：《凉州洪元谷大云寺考》，《敦煌研究》2015年第1期。

[62] 汪圣铎、马元元：《北宋的年号寺观》，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8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3]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81页；巴雷特：《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曾维加译，齐鲁书社2012年版。

[64] 雷闻：《唐两京龙兴观略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65] 参见本书第七章“唐代佛教官寺的特殊功能”。

[66] 陈大为：《敦煌龙兴寺与其他寺院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

[67] 王尧：《蕃占期间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T.999、1001号藏文写卷译释》，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此据《王尧藏学文集》卷4《敦煌吐蕃文书译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68] 参见拙文《〈佛祖统纪〉所载唐代龙兴官寺设立年代考辨——兼论唐代龙兴官寺与同额非官寺的异同》，《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6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邛崃市文物管理局编：《四川邛崃龙兴寺2005—2006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70] 李宝军等：《山东东阿大秦村发现北朝至五代寺庙和行宫遗址》，《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22日第8版。

[71] 陈伟等：《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