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管理中人本质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工业文明之前的人类管理活动，总体上处在经验管理阶段，或曰管理的“人治”时代。经验管理在对待管理中的人的问题上，虽然总体上把人当作如牛马一样的会说话的工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还是自发地注重人的特殊性的。通常经验管理把人看作是做工者、劳动者、生产者甚至是创造者。这意味着在经验管理看来，工作任务的完成、产品的制造等，或一般地说生产劳动的主体是人，人是创造的主体。机器大工业一下子颠覆了这种传统的素朴的意识。似乎进行创造的是机器，人只不过是机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由此便不再被看作是主体，而被看作是并且仅仅是一种并不比机器更具特殊性的客体对象，是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工具人”理念在管理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种理念在管理实践中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仅由此带来的人的悲惨境遇遭致普遍的不满与反抗，而且正如管理学创始人泰勒所发现的那样：人的创造潜能被遏制了，远远没有发挥出来。[2]并且，机器的能量也在人们的不满与反抗中常常被削减或破坏。

泰勒注意到了管理中的人的方面的特殊性，他依据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创立了特别关注人的经济属性的科学管理理论。从此，人类的管理活动走上了管理的第二个历史形态，即科学管理阶段，或曰管理的“法治”时代。科学管理时代，人们围绕管理中的人的方面的特殊性进行了多方面的长久的探索，形成了从“经济人”到“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等众多的关于人的特殊性的所谓的人性假设。虽然这些假设有时候似乎也关注到了人的主体性，例如“自我实现的人”和“决策人”等，但总体上它们关注的重点是管理系统本身的优化和效率问题，而不是人本质的实现或人本身的发展问题。通过对人的方面的特殊性（一般的或抽象意义的人性）的关照，促使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管理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和高效率运转，是这些假设的初衷和终极目的。因此，它们并没有跳出将人主要看作是管理中的一种即成的和拥有恒定不变性质的对象或客体的认识。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和抽象的。相应的它所能导致的必然的现实结果，就是对完整的人的片面的抽象的扭曲。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对日本经济奇迹的探寻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管理理论，将人类管理活动推进到了第三个新的发展形态，即文化管理阶段，或曰管理的“文治”时代。文化管理注意到了人的文化属性，把人和整个管理系统看作是一种人的文化性存在。与科学管理偏重通过规则之治规范作为对象的客体的管理中的人的行为相比，文化管理则注意对主体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培育和陶铸，力求通过培养所谓的“组织人”来达到管理的目标。“组织人”和文化管理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生态和谐等理念，明显地开启了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处在多重关系中的，在管理实践中生成自我或实现自身本质的社会性主体的理论探索的新路向。[3]尽管这种理论还在发展当中，这种新路向的探索还未获得重要的进展，但它已经为我们探讨管理中的人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奠定了思考的前提，提供了研究人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如何实现自我的崭新的视角。

二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抛开古代“人性善”“人性恶”的一般讨论和各个朝代的治国治民方略中的相关思想不说，就现代管理学尤其是管理哲学的研究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之后。在如何深入理解和把握一下子涌进来的众多的国外管理理论，更好地解决我们面对的复杂的现实管理问题等需求的催生下，伴随着管理理论研究的热潮，我国的管理哲学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的成果。

国内管理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就是管理中的人的本质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的主要观点有：

1.人是管理的核心和主题

国内管理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人是管理的永恒的主题，全部管理的历史和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因此，人同时又是管理的核心。所以，不仅我国现行的管理学教科书几乎都会讲到人是管理的（最终、最高）目的、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等观点，而且近年来管理哲学研究的许多成果也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确认和阐述。例如，苏健在其博士论文《管理与人性》中就论述说：“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管理系统中矛盾的中心。由于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和目的，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和根据，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所以，人性假设才成为管理学的第一公设。”[4]又如乔东的《管理思想哲学基础反思》博士论文也认为：“既然在一定意义上讲管理学是‘人性之学’，而人性是人的本性，那么，管理学也是一种‘人学’。人是一切管理的核心，不管是管理的主体还是管理的客体都离不了人。管理的任何问题都或多或少与人有关。”[5]

这样的认识和观点，在公开出版的许多管理哲学著作中也一再得到了反映。例如，齐振海主编的《管理哲学》一书认为：“管理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围绕着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关系而展开的，都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关系的不同侧面的表现。”[6]官鸣也在其《管理哲学》一书中指出，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矛盾为中心，通过对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环境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考察，揭示出人类管理活动的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7]由此可见，人是管理的核心和主题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已经得到我国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共同确认和关注。

2.“人性假设”是管理思想演进和管理实践发展的逻辑前提

围绕人是管理的核心和主题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我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学说，揭示“人性假设”与管理实践的发展、管理思想理论的演变等关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最为集中的讨论。这些讨论的基本结论就是，管理实践催生的各种“人性假设”的变化，引起了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反过来这种历史演进又指导和引领了管理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例如，张兵的硕士论文《哲学视野下管理中的人性假设》，在叙述了管理学种种人性假设之后总结说：“管理学中人性假设的形成模式一般是，考察组织中人的典型特性，分析人的这种典型特性的内在结构，找出人的工作动机和目的，根据人的工作动机和目的对人性做出假设，再把这种关于典型情况的假设加以外推，形成普遍的一般的人性。管理学者或管理者们再将这种预设的人性观点当作公理来使用，形成相应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最后把这些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应用到具体的管理实践当中，观察该假设的应用效果，再根据假设的应用效果对该假设进行修改或提出新的人性假设。”[8]尹卫东在其博士论文《哲学视野中的西方管理思想流变》中说：“管理学的发展表明，人们对管理中人的本性的认识，是构成管理理论的前提。”任何一门管理理论都有自己的人性假设。一旦管理人性假设发生嬗变，管理理论随后就相应地发生变化。无论是管理思想的嬗变，还是管理方式的变革，实际上都是由人性观的变化所引发。“经济人”假设催生了古典管理理论，“社会人”假设引发了人际关系—行为科学革命，“复杂人”假设则导致以系统观为特征的现代管理科学的崛起。西方管理学演变的历程表明：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基石，是构成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9]

另外，还譬如，宋培林的《基于不同人性假设的管理理论演进》一文，从不同人性假设的角度对西方管理理论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后认为：无论怎样理解“管理”，人性假设是“管理”的逻辑前提这个判断却不为人们所反对。也正是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才产生了不同的管理理论，而不同的管理理论在管理实践中便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管理原则、方法、制度和准则。[10]康杨的《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综述》一文说：“就人性假设问题的实际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论者大多在讨论人性假设问题之后，立即转向激励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的研究，反映出人性假设作为人的问题研究的人性论基础以及整个管理理论展开的逻辑前提这一事实。”[11]张明兴的论文《西方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哲学思考》认为：对人性的理解是……管理学思想形成和研究的重要哲学前提，管理可以看作是由人性驱使的一种社会活动。在西方传统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人性”始终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范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哲学理论包括管理思想都是根据对“人性”的某种认识而提出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根本区别，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12]朱华桂在《论中西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一文中也说：“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管理理念的背后都反映了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最基本的行为预期，而这一预期又以一定的人性本质为假定前提。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研究的逻辑前提。不同的人性假定有不同的管理学理论，不同的管理学理论在管理实践中更是衍生为不同的各具特色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管理准则。因此，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13]黎红雷博士则提出，人类不同时代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标志着那一时代管理活动的侧重点，实际上这种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是划分一定管理时代的依据。[14]

3.西方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片面的

在对“人性假设”的深入探讨中，我国学者从多重角度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指出了这种学说的抽象性和片面性等。例如，刘友红在《对西方管理学中人性假设误区的文化哲学辨析》一文中指出：“从文化哲学将人性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我创造的文化本性，来评价西方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可看到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上具有片面性、孤立性、静态性、实体性、超验性和抽象性。即它们存在以下三大误区：第一，对人性存在的片面性、孤立性理解；第二，对人性样态的静态性、实体性理解；第三，对人性功能的超验性、抽象性理解。”[15]何伟强在《中西方管理人性论的辩证思考与应然构建》一文中说：“比较中西方管理人性论，两者在出发点与着眼点、人性结构与总体倾向、论证角度与论证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和分歧。其中，中国管理人性论侧重于对‘人’作为群体、复数、抽象概念的‘群体社会性’存在（社会存在物）、‘价值性’存在的认识；西方管理人性论则侧重于对‘人’作为个体、单数、具体概念的‘个体自然性’存在（自然存在物）、‘事实性’存在的认识。中西方管理人性论虽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存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管理人性论注意到了人作为‘群体社会性’存在的一面，而忽视了人作为‘个体自然性’存在（或‘自然存在物’）的一面，注重了对‘人’的价值性认识，却忽视了对‘人’的事实性认识。中国古代管理人性论具有‘社会本位（或群体本位）’‘价值本位’的特点或片面性；西方的管理人性论注重了对‘人’的事实性认识，却忽视了对‘人’的价值性认识。西方管理人性论具有‘自然本位（或个体本位）’‘事实本位’的特点或片面性。”[16]乔东的《西方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实体人性论》的文章说：“西方传统管理思想以实体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用片面的、既定的、抽象的思维方式看待人。其各种人性假设从不同的角度抽象出人性的各种形态，阐述人的各种基本特性。由此他们提出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管理理论，最终使得西方传统管理思想及其理论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17]

4.应当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理解管理的本质

在批判西方管理思想和“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基础上，我国学者提出了应当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理解管理中的人和管理的本质的新观点。例如，傅长吉、丛大川的文章《“管理”与人的生命存在——对“管理”产生前提的哲学反思》就认为：“管理的本质不是自然的、物质的、神赐的，而是人性的产物。管理是人的生命创造。有意识的生命存在是管理产生的起点，区别于动物的生命存在是管理生成的基础。人的生命存在是管理产生的前提。”[18]傅长吉还在《管理与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理论界在‘管理’和‘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把管理与人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忽略了管理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必须凭借管理，才能使自己特有的生命得到生成和发展，人只能存在于管理构建的社会历史中。管理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又是人形成发展社会历史的方式。管理是人的生成方式，管理是人的成长方式，管理是人的活动方式，管理是社会关系构成的方式，管理是历史形成发展的方式。”[19]

5.人性的发展和管理的发展应当遵循“动态平衡规律”

苏健的博士论文《管理与人性》提出：“管理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不能脱离人性，是人性的现实表现。同时，管理又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论文通过对人性与管理关系的研究，认为人性与管理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关系中，人是管理的主体，人性是管理发展的最深层动因，人性发展应该是管理追求的目标，好的管理作为手段也能够促进人性的发展。两者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人性是管理的逻辑起点，管理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顺应人性的发展，促进人性的发展。”[20]同时，他还以对人性管理的基本问题的理论探讨为基础，对当代中国人性管理实现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由此可见，从对人是管理的核心和主题这一基本事实的关注与自觉，和进而对“人性假设”是西方管理思想嬗变、管理实践发展的逻辑前提的论证与阐明，到反思和揭示“人性假设”的抽象性、片面性等不足和局限，再到要求从人的存在方式研究人与管理的关系，并提出人性的发展和管理的发展应当遵循“动态平衡规律”等，国内管理哲学研究在近一二十年来可谓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深入，取得了值得肯定的可喜的进展。这些研究将焦点集中于管理中的人及其本质问题，可谓主题明确、切中要害；这些研究反思、批判和揭露了西方“人性假设”思想的抽象性和片面性等，应当说是睿智的和深刻的；这些研究提出了管理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性的发展和管理的发展应当遵循“动态平衡规律”，显然具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意义。这些重要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供了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前提和正确的方向。

我的研究无疑应该充分地吸收和借鉴这些成果，但并不能就此止步，以此为满足。因为，在肯定这些成果的同时，我发现不但管理中的人的本质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作为解决这个问题之要害的管理中的人本身（本质）的特殊规定性甚至没有被真正地触及到，而且这些研究自身也存在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西方管理思想和“人性假设”历史演进所记载的人性或人本身在管理实践中的现实的历史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仍然立足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的本质或人性的抽象阐述，未能进一步揭示管理实践中的人本身及其本质的特殊规定性；还是把人仅仅当作管理中的一个特殊要素，侧重它与其他要素的区别的说明和对所有这些要素在既定管理目标实现中的地位的关注，没有真正把人看作是在管理实践中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自我的主体，并进而去探讨管理中的人本质实现的历史进程或规律及其现实路径或方式等；虽然对管理是人的存在方式和人性的发展与管理的发展应当遵循“动态平衡规律”作出了原则性的理论说明，但未见有对它们的具体内容和在我国现实管理实践中应当如何体现等的进一步论述。我的研究将力求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并作出系统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