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中的人的本质问题

第一节 管理中人本质问题的理论关照与现实拷问

管理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阶段和各个层面。管理活动是人从事社会活动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最直接和最具体的表现形式。管理的具体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通观整个管理史，人类的管理活动已经依次经历了三种基本的发展形态：古代（伴随着人们的集体活动和合作劳动而来）的经验管理形态。它以突出管理者个人的才能、韬略和经验为主要特征，亦称管理的“人治”时代。近代（从泰勒倡导的科学管理开始）的科学管理形态。它以追求刚性的制度、严密的程序等所谓的规则之治为主要特征，亦称管理的“法治”时代。当代（20世纪后半叶以来正在逐步形成）的文化管理形态。它以从组织文化深层陶铸所谓的企业精神和员工共有的价值观念、倡导“组织人”出于内心认同的柔性管理等为主要特征，亦称管理的“文治”时代。[1]

管理中的人的本质问题，历来就是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注和探讨的焦点问题与核心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关注和探讨都主要集中在管理中的人的特殊性方面，即管理中的人不同于其他管理要素的特殊性及其在全部管理活动或整个管理系统中的特殊地位的讨论上。没有进一步分析和探索管理中的人本身的特殊规定性，即揭示和说明管理中的人在其特定的实践活动中自我生成的成因和具体表现等。由此，当然也就不会有直面管理实践的发展，提出和阐明管理中的人本质的实现问题的具体讨论。

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只讨论了一般意义上的或者说抽象意义上的人性或人的本质问题。他们着重把人看作是管理的一种既成的对象，并且是众多对象性要素之一，只关注作为客体的人的要素与其他同样是客体的要素的区别及其对管理的意义，未曾将人作为管理活动中通过集体创造性劳动实现自己本质的自我创生的主体来看待。他们要么借用来自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和哲学中的人的观念；要么依据观察实验发现的人区别于物的特殊性，提出管理这种有别于物的对象性的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抑或最多只依据这种人与物的一般意义上的差异性提出种种所谓的管理模式或策略等。这种传统的研究路径，至少存在三大理论缺陷，即理论旨趣上更多关注的是管理本身，而不是人的发展问题；对管理中的人的理解的抽象性和片面性；见物不见人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等。这些缺陷无疑是造成现实管理活动中的一系列弊端和对人性的一再扭曲的基本的理论根源。

我国的现代管理活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对推动我国管理活动不断走向现代化，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发挥了变革性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管理领域还普遍地存在着各种先进与落后的管理理念兼容并蓄、不同管理形态同时并存、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和体系交织一起、形形色色的管理机制与方法混杂一炉等现象。这表明我国管理实践向现代化的跃升和变革过程还正在进行中，反映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管理活动在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具体管理实践中发展的不成熟和极其不平衡的基本现状。从认识或理论角度来说，这种状态正是由于我们不曾区分和分析国外各种管理思想和不同管理形态历史演变的实质与意义，生吞活剥、拿来就用的结果。这种现状与我们所处时代发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管理实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使命很不匹配。这使得管理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些社会主义制度难以容忍的对人性的严重扭曲的现象和一系列本不该在当今时代出现的悲惨后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管理哲学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抛开见物不见人，过于功利主义的管理理念和行为所带来的种种破坏环境与生态、生产销售伪劣和有毒产品等有失人文关怀，甚至蔑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现象不说。仅就管理系统内部而言，令人震惊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就极具典型意义。富士康作为一个位列世界500强的现代特大型企业集团，其管理模式直到接连发生十多起员工跳楼事件，才引起了全社会的多角度的思考。有人斥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有人埋怨政府监管不力不到位，也有人把它归因于产业链中国际分工形成的企业利润挤压的后果，甚至更多的人本末倒置地从所谓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个性特点和适应能力的不足中寻求解释。事实上，问题的本质正好相反，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劳动创造了人，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人也就是怎样的。新一代农民成为现代企业中的工人，他们作为“工人”的这个人，是企业的生产劳动方式及其管理实践模式造成的。换句话说，富士康的工人是怎样的，这只能从富士康本身，从富士康的现实的生产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中寻找答案。更一般地说来，这事实上就是把管理中的人的本质及其实现问题的思考，再一次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直接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