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学视角管理中的人本质的一般规定性

第一节 人学视角的管理与管理中的人

一 人学视角的管理界定

管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诸如行政管理、企业管理、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管理，以及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组织管理或战略管理、事务管理、行为管理等多种多样的种类、层次和形式。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管理种类、层次或形式，人都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人是管理的普遍的永恒的主题与核心，管理的历史和一切现实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与核心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全部管理史就是大写的人的历史展开过程，管理学也是一种人学。

人学意义上的管理研究的兴趣，不在于对不同的管理种类、层次和形式作出区分并加以特殊地考察，而在于将管理作为人从事社会活动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最直接的和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来探讨和找寻在这种极其普遍性但又具体独特性的实践方式和存在形式中的人本质的实践生成过程及其实现规律。总之，管理的人学研究侧重的不是管理系统本身的优化及其经济效率的提升，而是对管理实践形式中人本身的发展的特别关照。

因此，人学意义上的管理的研究是对包括所有现实的管理种类、层次和形式等在内的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揭示。我们可以将这个意义上的管理定义为：有组织的人的集体活动过程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劳动体系和社会协作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人是劳动的产物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这种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过程，事实上就是管理中的人自我创生的特殊实践过程；这种合作劳动体系，事实上就是管理中的人展现自我本性的现实平台；这种社会协作模式，事实上就是管理中的人的具体的社会存在方式。如果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那么，全部管理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管理中的人的现实展开过程，亦即管理中人本质实现的历史演进过程。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说，首先，管理是“人的存在方式”，“管理的本质不是自然的、物质的、神赐的，而是人性的产物。管理是人的生命创造。有意识的生命存在是管理产生的起点，区别于动物的生命存在是管理生成的基础。人的生命存在是管理产生的前提”，“人必须凭借管理，才能使自己特有的生命得到生成和发展，人只能存在于管理构建的社会历史中。管理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又是人形成发展社会历史的方式。管理是人的生成方式，管理是人的成长方式，管理是人的活动方式，管理是社会关系构成的方式，管理是历史形成发展的方式”。[2]

既然管理是人的生命创造，那么，人创造管理和管理创造人以及管理中的人的存在和管理实践，就是同一个过程。因此，我们才又可以说，人性的发展和管理的发展应当遵循“动态平衡规律”，“管理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不能脱离人性，是人性的现实表现。同时，管理又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人是管理的主体，人性是管理发展的最深层动因，人性发展应该是管理追求的目标，好的管理作为手段也能够促进人性的发展。两者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人性是管理的逻辑起点，管理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顺应人性的发展，促进人性的发展”。[3]

总之，人学视角的管理，把整个管理史和管理活动的一切内容都看作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产物，而这种人的创造物所映现的恰恰就是作为创造性主体的人本身。也就是说，人所创造的管理的历史和他们所从事的管理实践活动，才是管理中的人真正现实的具体存在形式。人学视角的管理研究，正是立足于人与物的这种辩证关系的角度，探求管理中的人在管理实践活动过程中自我创生的过程和人的本质的具体实现规律的一种努力。

二 管理中的人的所指及其基本内涵

管理就其构成的直观形态来看，无疑是一个包括“人、财、物、信息等”在内的复杂的动态开放系统或“有机组织体系”。[4]所谓管理中的人，就其形式而言，指的正是那些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处于这样的管理体系或系统范围内，实际参与了这种体系或系统的具体运行过程的现实的人们，即管理学通常所说的管理中的“人的方面”。其中主要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主体是被管理者。传统的管理学通常仅仅从分类学的意义上，把它们看作是与管理中的物的方面相区别的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要素。

然而，我们却要说，“对于一个社会组织的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而言，”仅仅把人理解为管理中的一种同质性的要素是远远不够的。“管理实践活动却总要去面对像张三或者李四这些个性鲜明并且其所处环境与心境等都极为具体的特殊的人”[5]。换句话说，参与管理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一方面都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他们在诸如性别、年龄、个性以及能力、特长和个人需求等方面都有差异。这使得他们只能各自处在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或劳动岗位上，才能形成特定的管理中的人们的社会分工协作体系；另一方面这些存在有内在区别和外在差异，处在不同岗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中的每一个人，又都是作为完整的人参与到这种社会协作体系中的。他们并非是一些仅仅单纯地拥有属人的某些个别特质或特性的片面性的存在物。任何力量也不可能将他们作为整体的人撕裂成这样的碎片，作为异己的对象加以利用和管制。再者，从他们与自己所在的社会组织的关系来看，“被管理者并非是社会组织的异己的力量，他们在社会组织中工作，也决非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资料那么简单。他们选择某个社会组织中的某种职业，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生存方式的选择，他们由此就将自己的命运和所选择的组织的命运捆在了一起”。[6]他们唯有在这种具体的整体性的意义上，在与社会组织的这种融通中，才能够真正获得管理中的创造主体的地位。

作为创造主体的管理中的人，它对于管理的意义，就不仅仅只是由于其与其他物的要素相比具有特殊性，会引起对它的管理策略和模式的改变那么肤浅和简单。（因为，原则上说任何一种要素都与其他要素是不同的，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当人们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对象性的要素的时候，无疑都应该采取相应的特殊管理策略和模式。）事实上人们之所以特别关注管理中的人，还有其更为深刻的理由。其真正的缘由就在于，在现实的管理实践活动过程中，人是决定和造就管理活动全部现象和本质的真正内在的主体性创造力量。这种力量是管理源起之根、存在之本，是管理活动的内在尺度和终极目的。管理系统的建构与形成、存在和运行恰恰是这种创造性主体特殊本质的具体展现。这就是说，管理中的人非但具有客体方面的与他物比较意义上的特殊性，更具有其统摄管理全局并由此造就自己独特的现实存在方式的主体方面的人本身的，即人所以为人的特殊性。

因此，管理中的人的基本内涵，就必然包括管理中的人的方面的特殊性和管理中的人本身的特殊性等两个基本的逻辑层面。第一个层面侧重从人作为管理的对象不同于其他管理要素的客体的意义上来看待管理中的人及其与管理的关系；第二个层面则力求从人作为管理的创造性力量在这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形式中所展现出来的特殊本质的主体的意义上来理解管理中的人及其与管理的关系。将这两个逻辑层面统一起来，我们就可以说，管理中的人既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又是从事这种对象性活动的创造性主体。其全部的深刻的内涵就在于，管理中的人乃是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将二者统一在一起的有机整体。

以往的管理哲学和管理学理论，通常笼统地将管理中的人理解为管理活动或管理系统中的人的方面，仅仅强调了管理中的人的方面的特殊性，即人与物的比较的特殊性。这种传统侧重把人理解为管理中的一种特殊的对象要素，一种与物的要素不同的客体。其目的并不是对管理中的人本身的发展的关注，只是想通过关注作为客体的人的要素与其他同样是客体的物的要素的区别，来发掘它对实现管理目标的手段性意义，提出管理这种对象性的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或者最多只依据这种人与物的一般意义上的差异性提出种种所谓的管理模式或策略等。

这是一种在对待管理中的人的问题上的工具主义思想。这种仅仅从工具主义意义和人与物的一般区别的层次上来看待管理中的人的传统观念，很自然地就造成了管理史上一直以来要么借用来自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和哲学中的人的一般观念，要么依据实际观察发现的人区别于物的特殊性，即抽象的人之共性或所谓的一般意义的人性，来看待管理中的人的理论路径。这种只讨论抽象意义上的人性或人本质问题的理论路径，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管理学一直跳不出由“人性假设”理论上的抽象性造成现实中对管理中的人本质的扭曲的困境。管理史上各种“人性假设”之间的纷争不断和一再演变，至今无法真正解决管理中的人的本质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克服其现实困境的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究其症结就在于，这种对管理中的人的理解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而这种抽象性又来自于对管理中的人的基本涵义的片面性关注。当传统的管理哲学和管理理论把人仅仅看作是管理的对象，并且是仅仅具有人与物的直接区别意义上的特殊性的对象性要素之一，而未曾将人作为管理活动中通过集体创造性劳动实现自己本质的一种特殊主体来看待的时候，这种片面性和抽象性就是不可避免的，上述困境的现实存在就是无论怎样变换所谓的“人性假设”都是无法克服的。

管理中的人的真正深刻的内涵必须从管理中的人本身的特殊性中去挖掘。唯有深入揭示和阐明管理中的人本身的这种特殊性，我们才能够完全理解和把握人所从事的管理实践活动连同由此形成的管理中的人的真正具体的现实的本质。

管理中的人从来都不是什么既成的、直接的或抽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管理中的人始终都是，并且只能是处在一定的管理系统中经由自身特定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即有组织的集体创造性活动，不断创生和实现着自己本质的具体的和现实的社会性主体。这就是管理中人本身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人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产物。人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人也就是怎样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我们必须和只有进一步去追索和探究管理社会实践形式所要求和必然造成的管理中的人本身的特殊规定性，透过这种特殊规定性的实践创生机制及其历史演进过程，来理解和把握作为社会性创造主体的管理中的人的真正现实的具体的内涵。

从这个角度或层面来看，伴随着管理实践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管理学“人性假设”的历史演进，因此也就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积极意义。因为，人类管理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管理中的人本质的现实展开过程。“人性假设”理论记载了这种实践过程的一些主要的发展阶段和这种人本质的现实展开过程的重要的逻辑环节。如果我们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管理学“人性假设”历史演进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分析，就能够透视管理实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本身的历史演化过程及其本质的自我实现规律。对此本书将在后面适当的地方再做详细论述。

总之，管理中的人从来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即它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管理实践的具体情况的决定与制约。这种决定与制约最终造成了历史上和现实中管理中的人的具体规定性的差异和其自我实现程度的不同。伴随着管理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管理中的人表现为一个不断演化生成和历史地自我创生、自我实现的过程。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人（生物意义上的人——引者注）是一个未完成的创造物”[7]，现实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当然包括管理中的现实的人——是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自我创生和不断地实现着自身本质的一种具有无限发展性的社会性创造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