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报刊进入中国历史的方式

（一）作为学问的报刊

现代新闻不是沿着人际网络四处游走的流言蜚语，它借助报纸固化自己。在世界范围内，报纸的面貌并非四海皆同，毛泽东所读的《新民丛报》和欧洲、美国市民阅读的报纸，恐怕只是貌合神离。在19世纪30年代西方市民的理解中，已经过期多年的《新民丛报》，其新闻价值或早已荡然无存，可它为什么还可以吸引一大批中国青年人“趋之若鹜”？这提醒我们应当注意现代报刊进入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日本学者竹内郁郎说：“识字的都市工人们，随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准提高而逐渐成为巨大的信息需求层，成为19世纪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登台的大众报纸的几万乃至几十万读者。”[34]诚如其言，以刊登新闻为主、面向大众的现代报纸，一般就是大都市兴起、工业社会发展、民主政治和商业繁荣、技术革新及识字率提升等因素的综合结果。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便士报就从“市场民主社会”[35]破土而出，它最终挤垮党派报刊，走进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

可是，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报刊面对的识字阶层，却与西方都市人拥有不同的精神气质——他们主要不是工商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中产阶级，而是儒家文化熏染出来的文人学士。在理想形态上，文人谨守儒家典籍的规范，视经史子集为学问的唯一信仰。起初，发源于通商口岸、已略具西方现代色彩的报刊，因与学问无涉，便不曾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以早期《申报》为例，尽管它报道的“杨月楼案”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社会新闻，曾取得过不俗的社会反响，催生了早期报纸里的读者来信，[36]亦曾在洋务运动中吸引过一批通商口岸的官员，[37]但直到1890年前后，人们对于报刊的认识，恐怕仍如当时住在上海的姚公鹤所忆，“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为子弟勖者。……彼时社会以帖括为唯一学问，而报纸所载亦多琐碎支离之记事，故双方愈无接近之机会”。[38]1894年以后，即使《申报》和《新闻报》实际上已被读书人广泛接受，但一提起“沪上新闻纸”，类似“记载猥琐、语多无稽、不学无术、无关宏旨”，[39]“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南春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晾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40]的帽子便会毫不留情地扣过来。

直到1896年末，《时务报》才确立了中国报刊的榜样。官方意识形态的杰出代表张之洞，公开宣称由“中国绅宦主持”的《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经世者不可少之编”。[41]这一见识，驱走了一般读书人对报刊的“表达”偏见，随后，“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报》、《集成报》、《求是报》、《经世报》、《萃报》、《苏报》、《湘报》等”。[42]彼时，有人将报刊比附为传统学问中的史部：“为学当以史部各类为主，古今中外一切事迹掌故及近时各报皆史类也。外国各书，朝廷已命人选译久之，当有明文。今当以看报为主。”[43]此种认识恰切地将现代报刊嵌入中国的传统学问之中，为读书人读报扫清了“心理障碍”。即使到了1906年，学问深厚的孙宝瑄还强调：“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44]

当然，亦有相反的论调。在清末筹议变革科举时，一份来源不明的奏折曾强调，四书、五经“不准阑入周秦诸子谬论、释老二氏妄辩；异域方言、报馆琐语、一切离经叛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45]王国维在1905年亦指出，晚清报章杂志的文字最突出一点便是“不知学问为何物”：“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过剽窃灭裂而已。”[46]

无论是肯定或否定，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大多怀着对待学问的严肃心态来审视报刊。“作为学问的报刊”，是产生于中国语境的认识论。在传统中国，“学问”向来扮演文以载道的角色，何况，晚清报刊出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帝国原有知识体系遭受危机的情况下，读书人急切地期待报刊这一新文化形式，能承担起国家走向富强的责任。这是读书人的一种根源于“传统的、认为思想为根本的整体观思想模式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47]的心态，因此，中国的报章就被赋予了西方报刊所没有的、力挽狂澜的沉重感。这一角色决定了晚清报刊的整体面貌，其结果之一便是其内容远远超出新闻的范畴，还要承担提供时务、论述、西学知识体系的任务。换言之，它不仅要描绘出共同世界的现实，而且还要对解释和改造这个现实所急需的深层思想资源负责。

此外，报刊进入中国历史时，它所面对的知识也不是西方《圣经》或近代学科形成后的各种现代科学，而是一个具有数千年统治地位的儒家古典学问世界，正如“读书人”这一名词所暗示的，是由“书”所规范的学问体系——一个由各类典籍构成的前人世界。

（二）通今致用：报刊在中国的合法化

那么，报刊是如何在“书”（儒家典籍）的统治地位中打开缺口、进入中国文人学士的阅读世界的？

近代中国的书籍出版以各类儒学典籍、家用百科全书和通俗读物作为重点，其中儒家典籍具有无可取代的中心地位。[48]直到19世纪初，儒学知识才逐渐显现了一丝危机，除大乘佛学在世俗知识分子中复苏、诸子学逐渐兴起外，[49]儒学或因只适合“美学上的空发议论，而不是实践上的贯彻执行”[50]不能致用，或因只“把历史视为其信仰的核心依据”[51]而缺乏现时性，其内部的经世思想也被重新唤起。19世纪20年代，《皇朝经世文编》表达了儒家经世思想的基本态度：“心必有验于事”、“古必有验于今”，即“强调现在和强调致用的重要性”。[52]正是在这一思想底色下，报刊“通今致用”的特点被发掘出来，逐步为读书人所认知与接受。

其实，通商口岸率先出现的报刊，很早就从通今的“时间性”角度言说了自己的主体性。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时即声明：“盖古书之事，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53]创作于1884年的“春江胜景图”，涉及《申报》馆时，画中的题诗则写道：“文人但知古、通人也知今。一事不知儒者耻，会须一一罗胸襟。心胸上下五千年，笔墨纵横九万里，见闻历历备于此，读之可惊复可喜。费去十文买一纸，博古通今从此时。”[54]同为1884年创办的《述报》，则向读者宣称：“生今之世，将欲为国家有用之才，必兼明友邦情势，乃能折冲御辱。吾儒于吟余读罢，取日报及公法和约西学等书，一为寓目，日积月累，自能中外贯通。”[55]

除了报刊的自我宣传外，一些“通商口岸知识分子”亦较早认识到通今知识的重要性。如王韬曾说：“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为先。”[56]稍晚一些的何启、胡礼垣说：“见闻多由日报而出，夫古典虽多，不合当今之务；旧闻莫罄，难为用世之资。”[57]郑观应强调：“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而周知天下之事。”[58]1896年底，贺葆真记录道：“时吾父术属湘帆诸君购时务书于都市。鞠如实代列目，然吾父每谓阅书不及阅报章，以事愈新愈切要也。”[59]同年，这种回荡于民间、不断发酵的认识终于流入了官方意识，李端棻的奏折明确写道：“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妇孺。欲博古者莫如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两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60]

由此可知，1890年以后的读书人已将报刊与儒家典籍的差异，定位在知识的“通今”和“博古”上，其背后则是对学问“致用”价值的追求。他们认为，儒家典籍的“博古”已造就太多“徒事空文”的庸才，无法切用于帝国的实际事务；相反，报刊上充满的“通今”知识，才是解决帝国现实问题的钥匙。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现代报刊作为一种知识的新形式，在儒家典籍统治的学问世界中登堂入室。

（三）报刊知识的现代性

甲午战争时期，《申报》、《新闻报》等在向来轻盈的文字之外，增加了“沉重的国事”，在实际面貌上摆脱了文人口中的“琐闻屑谈”。1894年秋、冬到1895年春、夏，读书人日记里频繁出现“沪上新闻纸”的身影，虽然它们在“表达”上一直没有获得正当性，但普遍的阅读“实践”已成事实。[61]追随新闻纸编织的“时事之网”，谈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是许多读书人日常生活中的新体验。事实上，只要与19世纪晚期的另几场战争略作比较，察看一下那些受流言困扰而人心惶惶，或居于桃源而一无所知的人的心态，上海新闻纸所描绘的共同世界的现代意义，便凸显无遗。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读书人普遍的怨恨转化为变法图强的急迫，报刊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显学”，屡在培养“识时务”的人才的逻辑上被提及。并没有等到《时务报》出版，1895年创办于陕西的“时务斋”，就已经网罗了当时为数不多的报刊，其章程规定：“欲知时务，须多阅报章，《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各报，时务斋均拟购一份，俾诸生分阅。”[62]这些“鱼龙混杂”、不同类型的报刊，均被视作“时务”知识的来源。1896年8月，更符合读书人心理期待的《时务报》甫一出版，便“一夜走红”，“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因《时务报》而拥有了新的内涵。

从甲午到戊戌，从“时事”到“时务”，晚清报刊以“通今”的知识形态，闯入了儒家典籍偏向“博古”的学问体系，其根源在于报刊描绘了与儒家典籍判然有别的现实世界。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把现时与过去及其参与或幸存物区别开来的意识”，那么报刊对“今”的追求，就与近代中国思想中对“新的崇拜”[63]、文学中“偏重当代的观念”[64]、小说中“求新、求变，贵今博古的创造策略”[65]等现象，具有了相似的意义。它的内容——无论是时事、议论或学术，常常与儒家典籍所规范的秩序产生紧张关系，因而，总是成为变革的导火索或思想资源。相比“种种新型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具有直接的政治效能”，报刊更为有效地促进了晚清的“社会行动”，“成为实在的政治力”。[66]

不过，本书并不是要以一种“知识、形式或媒介决定论”的立场去展开研究，相反，在读书人具体的阅读实践中，报刊激起的回响可谓千差万别，根本不能以定论或想象来判定。不过，本书作者仍相信理论的解释力，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晚清报刊确在儒家典籍规范的前人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之外，创造出一个具体而可见的共同世界，这个世界关注现实，充满政治色彩，从而改变了传统中国“民众与政治的隔绝状态”，改善了“民众对政治抱有的消极态度”，[67]赋予了转型时代的人们一种新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