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报纸描绘的新世界

（一）报纸：现代文化形式的现身

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市民的日常生活正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捕捉到了这样的生活场景：

难道不是活灵活现的柏林人？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闻么？就到你们的咖啡馆和糕点铺去随便看看吧，新雅典人是怎样忙于看报纸，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听听他们见面时的互相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什么新闻吗？”[1]

大约在同时期的美国，随笔作家爱默生（Ralph Emerson）亦曾描绘过如下相似的瞬间：

如今，大量散布于社会中的有价值的知识使报纸变得丰富起来，因为在没有看到报纸有关伦敦或巴黎某项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文章之前，一个人不会抓过一张旧报纸来包裹鞋子，因为他舍不得永远错过这些消息。当我为避免妻子烧掉《圣经》而把废旧报纸给她时，她变得神情紧张，她希望在它被放到馅饼下面之前读一读。[2]

时空转回到帝制晚期的中国。1909年秋，已经读了六年“孔夫子”、年满16岁的毛泽东（1893～1976）拒绝了父亲为他安排的米店学徒生涯后，辗转到50里外的县新式学堂，成为一名大龄小学生。后来，他回忆学堂生活时说：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学学科……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3]

以上三个孤立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历史瞬间，因报纸而连接在一起。为什么报纸的出现，让新雅典人不再眷顾《圣经》，转而牵挂起世俗而琐碎的新闻？为什么一位美国家庭女性，面对《圣经》和报纸之间的选择，会产生某种紧张感？同样，为什么在“孔夫子”和新式学堂的自然、西学知识之外，一份过期的《新民丛报》会让毛泽东念念不忘？

我想，这些报纸一定描绘着《圣经》、“孔夫子”和新式学堂都未曾描绘过的事物，从而将它的读者引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对19世纪以前的人们来说是陌生而新鲜的，它不仅和西方的《圣经》、东方的“孔夫子”等古典学问展开注意力的竞争，其魅力也未曾逊色于清末新式学堂里的西方现代知识。新雅典人对新闻牵肠挂肚，却将《圣经》束之高阁；美国的家庭妇女因抛弃报纸而神色慌张，是否由于“（报纸的）新闻形成并反映了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一种废弃史诗、英雄与传统，偏爱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鲜——即‘新闻’的愿望”[4]

“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化形式——主要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5]浪漫诗人艾略特（T.S.Eliot）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重要性上，很少有东西能够抵得上发明一种诗歌的新形式。”科学家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说：“对于一个世界来说，很少有东西能够比一种散文新形式的发明更加重要。”而媒介社会学家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则说：“很少有东西比新闻的发明及其每天的更新对现代文化更有典型和启发意义。”[6]

本书作者亦持类似的认识：报纸是现代文化的一种新形式——根源于它的内容（主要是新闻）所描绘的世界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判然有别。在此认识的指引下，本书切入中国语境，试图观察报刊进入中国历史的独特方式，以及其在读书人心灵世界所引起的震荡。

具体而言，本书探讨帝制晚期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普通”[7]读书人，与报刊相遇的方式、阅读报刊的心路历程、进而被报刊塑造的历史。本书落笔于现代报刊大规模走进中国读书人阅读世界的前夜，以甲午至辛亥间三类人（上层绅士、地方读书人、青年学生）日记为史料，“拼凑缝合”阅读的碎片，试图具体而微地呈现报刊如何以其特别的知识形态（既不同于儒家典籍、人的耳闻目见，也不同于新式学堂知识），描绘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新世界，从而使它的读者改变了自我呈现的方式：如上层绅士从对儒家典籍的审美偏好中转向“政治的现实主义”；[8]地方读书人超越区域性的“耳闻目见”，从倾心于“乡里空间”的日常俗事转向思虑起“民族国家”；青年学生“思出其位”，在个人前景和国家危机的双重失意中，发展出新的自我意识。本书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于日常生活、难以定于一尊的变化放置到“生活世界的现代性”[9]视野中考察——既凝视读书人与各种“现代”（包括报刊）相遇时的切身体验，又不放过他们自身作为“现代”之一部分而发生的精神气质转型。

（二）作为知识类型（Type of Knowledge）的新闻

诗歌常借助于口头表达，小说则主要依赖书籍，以现代报纸为载体的新闻为什么能够呈现出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无力呈现的世界？这或许根源于它独特的知识形式，正如舒德森所说：“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10]可这样一来，“人们难免疑虑”，看上去零散琐碎、每日更新、过期作废的新闻，可以被看作知识么？

这个疑问透露了知识在人类思想中所处之阳春白雪的地位。一般而言，我们定义的知识是一种理论化、系统性和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智力产品，正如柏拉图（Plato）的说法：“灵魂的不变状态才叫智慧。”[11]因而，随时间而变动、支离破碎、只关注人间俗事的新闻，向来难以进入知识的殿堂。此种观念，自然导致早期知识社会学只研究“那些或多或少被系统的论据所证明了的知识”，即“科学与哲学、经济或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家的精神产品”。[12]

然而，伴随着人们对大众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兴趣，另一种知识观逐渐崭露头角：在“上等”知识外，还应存在着一种常识（common knowledge）的、隶属大众的、每日运用却不太值得言说的知识，因为“不论科学的、哲学的甚或是神话的系统，都无法穷尽社会中的成员视为真实的事物”；何况，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才关心理论的诠释，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13]

根据上述观念，世上就存在着两类知识，简言之，“一是系统化的专门知识，另一是大众观念和常识或日常知识”。[14]这一区分规范了后来者认知新闻的框架。一些人会认为，新闻并非知识，而只是知识的来源，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波特（William Porter）就认为，大众媒介的潜在效果是获得知识——“你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大众媒介”；[15]另一些人则对建构主义思潮深信不疑，譬如，塔奇曼（Gay Tuchman）就通过对新闻生产的现象学分析，指出“新闻就像知识一样，为定义和建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框架”，“新闻生产者拥有生产知识的特权，其结果是使社会现状合理化”。[16]

如果新闻确实在常识性知识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它的独特性又是什么呢？帕克（Robert Park）曾涉及这个无人问津的主题，发表于1940年的“News as an Type of Knowledge：a Chapter of Sociology”，或是目前唯一可见的一篇从“知识论”角度，试图澄清新闻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的文章。帕克根据詹姆斯（Williams James）对知识的两种区分——“理解（knowledge about）/知晓（acquaintance with）”，[17]而将新闻视作“知晓”型的知识。他说，相较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等“理解”型知识，新闻是一种非系统化的、只需凭直觉就可获得的知识类型；它的独特性在于“短暂易逝”，因而就和那些追逐经久不衰的知识划清了界限；此种知识的存在意义，是要“引导人们在一个现实世界（an actual world）中定位自我”。[18]

（三）新闻与现代性的发生

“短暂易逝”的新闻，其描绘的世界，竟如此别有洞天？帕克所说的“现实世界”，颇有“道破天机”的感觉。顺着此条线索往下走，这里的“现实世界”在人的本体存在中指涉何物？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不是生活在绵绵现实之中吗？

事实上，人要先验地面对“多重实在”（multiply reality）。现象社会学家舒茨（Alfred Schutz）为了说明人类理解他人的不同方式，曾将人的“社会世界”划分为“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和“共同世界”。[19]此处，我将借助他的理论，说明新闻所描绘之世界的时空坐标及其对人的现代转型的意义；不仅如此，本书还依此延展出了行文的框架。

舒茨说，在周遭世界里，与我们相遇的是“邻人”（fellow-men），他与我“在时间、空间上共存”——空间上“有着‘身体性’的存在”、时间上“可以在真正同步的状态朝他的意识流看去”。[20]简言之，周遭世界就是“在场”或“对日常生活的特殊对象（家具、房屋、市区、其他的人们，等等）的亲知”。[21]而在前人世界里，与我们相遇的是前辈（predecessors）——“前人世界，又称为历史，对这个世界，我只能观察而不能行动”，因为它“在原则上和本质上乃是不变的、完成的和成为过去的”。[22]

对人类集体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世界。在这个时空里，与我们相遇的是“同时代人”（contemporaries），虽然“他我的身体固然不呈现出来，也就是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直接性，但是我知道他和我共同存在，他的意识体验和我的意识体验一同前进着”。[23]同时代人中，除了一些个体以外，[24]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人士：一类是“具有特定功能或社会角色的他人，他不会以具体的个人现身，而是以特定的类型出现（如警察、邮差）”；另一类是“社会集合体”，即如“国家”、“报业”、“经济”、“民族”、“人民”或“阶级”等组织机构，“我们可用人的理念型来理解它们”，因而，“‘国家’只是一些共同世界人的理念型的高度复杂网络的一个缩影”。[25]

舒茨清晰地界定出人之社会世界的三个“理想型”（Ideal Type）。显然，新闻很少报道周遭世界，新闻中出现的大部分人与我们素昧平生；新闻也很少关注前人世界，除非那里发生了对当代具有意义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关怀的重心落在共同世界——一个由同时代人、人的思想与行动构成的各种社会集合体。同时代人分散各地、互不相识，却可以相互理解，形成群体精神，所凭恃的不过是人类的“共同知识”——语言、法律、风俗、制度、文化以及诸多对时代的“理论化诠释”，不过这些知识一经确立，就很少发生变化，成为日常生活中默不作声的“匿名者”。[26]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说：“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但可以向你报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27]换言之，新闻一般不会告诉你共同世界的内在结构，但它却可以及时向你报告它的外在变化——譬如，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和规章条款不大可能成为新闻关心的对象，但是一旦有人触犯了法律并引起严重的后果，就会迅即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

因此，四散各地的报纸读者便可以与活生生的同代人相遇，他们组成的社会集合体不再是匿名的、静止的和想象的。换言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不再仅仅是同一身份的确认，还是一个处于不断更新中、具有实际内容的领域。正因为新闻对共同世界持续而及时的呈现，原本匿名的同时代人才可能互相观察，相互诉诸思虑并协调行动，彼此的关系和生存情境才可能转化为周遭世界之邻人般的“充满内容的我们关系”。[28]

知识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现代报纸同行的新闻，在18世纪才将一个处于变化中的共同世界引入人类的思虑，从而引起“周遭”、“前人”、“共同”三者关系的重构。付诸历史，人类曾全然生活在以周遭世界为导向的情境中，很少遇到陌生人，“行动的空间”[29]是唯一的社会世界；而中世纪的漫长岁月，则是如理斯曼（David Riesman）所言的“以传统导向为主的时代”——与前人世界的相似说法，人们在各种神圣、典籍和规范下生活，“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对自己的明确的生活目标进行选择，从而决定自己的命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现代性的“去魅”，使人类“不再像传统导向社会那样紧随某一社会参照系”，[30]而更多以当下为原则、根据自身安排生活。换言之，现代人的社会世界，“不（再）是先于全部共同生活和互相体验过程而形成的形而上实体，毋宁说，它们只不过永远是在与其他人共处的经验中不断重新形成自身的精神主体和心理内容”。[31]

如是，作为18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的发明，新闻所描绘的世界以及人们对这个领地的思虑，就是一个历史并不漫长的现象。无疑，新闻扩张了共同世界，它使人从先验给定的前人世界和受个人经历限制的周遭世界中解放出来，从而参与了人的现代转型。自从社会世界可以逐日更新，人们便得以与同时代的匿名者“互相思考、互相盼望、互相爱慕、互相痛恨”，而“这种‘互相’也是群体灵魂和群体精神这两个范畴的基础”。[32]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报纸使“某个边远乡村的居民对当时所发生事件的知晓程度，超过了一百年前的首相。阅读某份报纸的村民自己就同时关心着发生在智利的革命、东非的丛林战争、中国北方的屠杀和发生在俄国的饥荒”；而“如果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33]

因此，新闻带来的社会世界之更新，可以说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前提条件之一。不过，吉登斯所描绘的“现代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是基于西方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状况所做出的判断。本书情境与之差异甚远，要带领读者进入的是现代意识尚未萌发的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