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雍正至乾隆初期的中缅关系

清军入缅追剿永历朝廷后，清缅政治关系一度中断，到雍正年间始行恢复。雍正七年（1729）冬，缅甸所属清迈（又作整迈、景迈）土司派人到云南致送礼物，请求内附，结果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严批不准，以十可疑驳去”。九年（1731）十月，缅甸东吁王朝官员莽古叮至云南车里庆贺刀绍文承袭宣慰司，并探听清迈归附消息，适逢南掌贡使叭猛花等赴京朝贡回国，相遇于九龙江，清军守备燕鸣春送贡使过江，亦与莽古叮等相会。莽古叮获悉清迈土司请求内附被清朝拒绝，遂告知燕鸣春要回国“告知国王，明年进贡”。鄂尔泰将此事具折上奏，雍正帝下谕：“宜听其自然，不必有意设法诱致。”[22]而实际上次年缅甸并未遣使清朝。

这一时期，清朝在西南边疆形成了安边守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乾隆七年（1742）五月，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普洱所属猛遮界外之孟艮酋长召贺罕横行残虐，经掌管地方之叭三猛等逐之，逃入缅境，现饬土千总防范各隘。”乾隆帝下旨：“惟在清理我疆，严谨关隘也。”[23]十年八月，张允随又奏，滇属猛缅休致土司奉廷征与承袭之次子奉钦诏等，在其管辖境内肆意苛虐，并勾通缅人潜蓄异图，现在猛缅五十村寨土民呈请改土归流。乾隆帝命大学士等议奏。九月，大学士等议覆：“奉廷征父子虐民藐法，自不可仍令保有土宇”，但“恐改流之后，或有管辖不便之处，势必又议更张，转非慎重边防之意”，因此应令张允随“就彼地情形悉心体访，查明该土司族内有无为众信服之人，可以承袭土官；抑或必应改设，始足抚辑远民，务须逐一酌量具奏，俟到日再行定议”。乾隆帝从之[24]。至十一年四月，张允随又奏，奉廷征父子已获罪革审，其族内并无可以承袭之人，且猛缅五十村寨土民均请设立流官管理。大学士会同兵部议请将猛缅地方改土归流，乾隆帝下旨准行，并令张允随“将应设之流官，务拣平日贤声素著、可以安抚新疆者，题请补授”[25]。清政府在猛缅设立流官，实际上是雍正时期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政策的延续。十三年，已任云贵总督的张允随与云南巡抚图尔炳阿、提督潘绍周会奏，滇省云龙、腾越二州境外，“野夷”[26]种类繁多，明代特设三宣六慰土司进行管理，现在土司懦弱不振，以致有“傈僳野夷肆行不法”，又有“凶夷早可，系阿猖种类”，竟敢围攻渔洞、片马等寨，杀掳多人，因此，云南省调遣官兵574名，及附近土目土练共1339名，由署腾越协副将谢光宗率领，将两处“野夷”擒剿压降[27]。同年，普洱边外之猛勇土司侵扰整欠（又作整谦）土司地方，致使整欠土民逃居普洱府属之猛笼，猛勇土司声称要进攻猛笼。张允随闻报，令车里宣慰司刀绍文督率猛笼土弁严加防范，但不得出境多事。为解决这一问题，缅人致信刀绍文，请其赴猛勇进行调解。刀绍文向张允随请示，张允随以车里系内地土司，未便前往缅甸，令刀绍文派土弁代往。缅人亦派员前往猛勇调解，但猛勇土司恃强不依。张允随上奏提出，猛勇、整欠俱系景线所属，景线向服缅甸，因此该二处土司构衅，应由缅甸自行处理。乾隆帝闻奏下谕：“知道了。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地可也。”[28]

这一时期缅甸已届东吁王朝末年，国内政局动荡。1740年，南方孟族起义建立白古政权（史称后白古王朝，1740—1757年），很快占领下缅甸各地，又进攻东吁和卑谬。面对孟族军队的进攻，东吁王朝末代国王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又译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1733—1752年在位，清代档案文献称莽达喇、莽达拉或蟒达喇）于乾隆十三年（1748）向清朝请求援助，“镇康土司刀闷鼎报缅甸愿通职贡，不许”。[29]到十五年，清廷准许东吁王朝使节入贡。十六年，缅甸使团到达北京，是为东吁王朝唯一一次遣使清朝。由于这次遣使与滇缅边境的茂隆银厂关系密切，故在下节一并详述。

缅甸使团虽然成功访问清朝，但使团尚未回至阿瓦，阿瓦已被孟族军队攻破，国王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及宫廷王族被俘往白古，东吁王朝灭亡。孟族军队占领阿瓦后，缅族木梳（又作木疏）村落首领雍籍牙（又作瓮藉牙，缅名阿朗帕耶）不降，率部多次击败孟族军队进攻，从此威名大振，各地首领纷纷来归，雍籍牙被拥戴为王（1752—1760年在位），都城贡榜（今瑞波，又作瑞帽）[30]，是为雍籍牙王朝（又称贡榜王朝、阿朗帕耶王朝、瑞波王朝、瑞帽王朝，1752—1885年）。

对于缅甸国内政权更迭，清朝政府仍然延续雍正以来形成的安边守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云贵总督硕色入京觐见时即面奏“缅甸国王蟒达喇被伊属下人得冷子（按：又称得楞族，即孟族）逐去无踪之事”。十月，硕色再次将探访到的情况向乾隆帝奏报：“因缅国大和尚撒喇惰同大头目捧夺藐、捧夺纪、波林四人办事不公，以致所辖之得冷子怨恨，于上年三月内率众将缅国大城攻破，随将大和尚撒喇惰杀死，其大头目三人逃走，不知去向。惟有缅国所辖之鬼家不服，仇杀数次，互相胜负，尚未定局。该国王蟒达喇现在避迹海边，其蟒达喇二子同在该国所属之猛乃地方守护御赐物件，均未回国。”对于硕色奏报的东吁王朝被孟族军队攻灭以及桂家集团与雍籍牙军队争战情事，乾隆帝仅仅朱批：“览。”[31]二十年十月，一直被雍籍牙王朝军队追杀的东吁王朝王子色亢瑞冻携妻子、亲属、头目等80余人及缅僧2人，渡江进入猛卯。云贵总督爱必达、云南巡抚郭一裕檄令猛卯土司衎玥，将色亢瑞冻等遣出边境[32]。次年二月，木邦土司罕蟒底将色亢瑞冻等安置于蛮弄寨，邻近内地之耿马、镇康。镇康土知州刀闷鼎将此事报知爱必达，爱必达一面下令沿边土司加强防范，一面向乾隆帝奏报：“缅王长子因鬼家仇杀，穷蹙无归，随带头目人等，由二镫坡在木邦所属之蛮弄寨暂住……查缅属木邦地方与滇省镇康、孟定、耿马等土司接壤，现移行文武，并饬各土司，于沿边隘口严加防范。”[33]二十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刘藻奏：“滇省二十三府属，或邻外域，或接夷疆……年来外夷内讧，多有自相攻击之事。然距内地甚远，不足致问。惟在严饬文武员弁，于沿边要隘加谨防范。”对此乾隆帝下旨：“此见果认得真，行得力，何愁不治？”又批：“所见已得梗概，勉力为之以实可也。”[34]二十三年四月，云贵总督爱必达就缅甸国内形势向乾隆帝做了详细汇报：“查得缅甸国王蟒达喇治理不善，向与得冷、锡箔等处野夷仇杀相寻，嗣被得冷攻破缅城，将蟒达喇杀死，缅子四处奔逃。有所辖木疏铺头目瓮藉牙（按：即雍籍牙）率领兵练，声言为国报仇，缅地头目附从者多，声势渐盛，后杀退得冷，缅国无主，瓮藉牙遂僭窃称王，即在木疏铺建筑新城，挟制诸夷，胁以威力，人心未能安定。缅甸木邦地方，向有波竜银厂，历系鬼家开采，厂旺人众，从前原有馈送缅王银两、马匹、缎布之例，瓮藉牙篡位后，屡次差目往索不遂，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领兵围厂劫杀，将厂人尽行冲散。近闻结些国人发兵攻击瓮藉牙，直捣木疏铺巢穴，波竜厂鬼家复行聚集，前后截杀。”爱必达认为，缅甸政权更迭，雍籍牙军队与国内反对势力进行战争，虽然都发生在缅境，但内地土司与缅地相邻，耿马、孟定、镇康距缅甸木邦尤近，木邦地方不靖，沿边关隘防范不容疏懈，“除会饬该管文武督率沿边一带各土司，于各关隘渡口多拨兵练巡查堵御，毋许外夷一人窜入内地，并饬查探确情另报。”对此乾隆帝朱批：“知道了。”[35]八月，爱必达又奏：“查永昌府西南边界与缅甸相联，而缅属木邦土司与内地各土司犬牙交错，多有世联婚姻者。现缅甸国王莽达喇被得楞野夷所害，所辖木梳铺头目瓮藉牙僭窃，边界防范宜严，业饬沿边土司慎密巡防，毋得与木邦土司往来。”[36]

总的来看，雍正至乾隆初期，清朝在西南边疆采取了安边守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对于云南境内的不稳定因素，清政府采取改土归流、军事镇压等多种方式保持边疆稳定。但对于缅甸，虽然其国内发生政变和战争，先是东吁王朝被孟族军队攻灭，后是雍籍牙王朝军队与反抗势力争战，但清政府并未进行干预，而是多次强调严守边隘，防止缅人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