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态移民有效促进了扶贫和生态保护

人口迁移是打破环境恶化和贫困循环的有效手段。在前现代化时期，为了获得耕作土地或屯边，人口的迁徙往往是从人口密集地区向边缘地区迁移，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大量人口就是从清朝以来陆续自愿或被强制迁移而来的。现代化推动了人口的集中，因为经济发展要求人口的集中。有关增长极的理论认为，工业发展不可能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常态，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形成增长极，人口必然会向增长极集中（李国平、范红忠，200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东部地区发展快，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地区不断向东部地区流动。2000年以后，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开始显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步伐，逐渐形成一些经济发展集聚的地区。以银川为核心的宁夏北部引黄灌区正在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辐射内蒙古、山西和甘肃等毗邻地区。随着银川区域中心作用的增强，这个地区将吸引更多的人口。在这个背景下，宁夏北部地区将成为中南部地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通常来说，人口迁移包括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两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工可以被看作典型的自愿移民。大量农民工的流动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贡献巨大。与此不同的是非自愿移民，比如大型工程设施建设所导致的移民是典型的非自愿移民，他们因为土地被征用，只能迁移到其他地区。而生态移民是一种混合型移民，或者说是有规划的自愿移民。他们是从生态条件恶化的地区迁移到生态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这是他们多年的愿望；然而不同于自愿移民，他们的迁移是在政府组织下实施的工程。

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农民有着强烈的迁移愿望，原居住地的资源状况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状况，甚至维持生存都很困难。他们希望迁移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但如果缺少政府的规划和支持，他们自身没有能力实现迁移。缺少能力实现移民的主要是那些贫困农民，生态移民将政府规划与移民意愿结合在一起，给贫困农民的迁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耕种的土地、必要的住房和新的移民社区。

过去30年的移民历史表明，人口迁移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也促进了移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移出地区的生态恢复。

第一，移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过去他们主要依靠雨养农业，土地面积较大，粗放经营，农业生产缺少保障；进入引黄灌区以后，耕地面积减少，但是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农业生产有了保障。迁移人群在其移民前的家庭人均土地面积为5.12亩，其中主要是以旱地为主，同时拥有少量的山林；移民之后，其家庭人均土地面积为1.68亩，其中人均水浇地为1.56亩（见表6-10）。

稳定的灌溉农业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原来对农业威胁最大的旱灾得到了有效的克服。调查结果显示，移民解决了大部分人口的用水问题。在迁移人群中，超过70%的被访者认为现在水源充足，能够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在尚未搬迁的人群中，有63.3%的被访者认为水资源不足（见表6-37）。

第二，生态移民的收入显著提高。新的移民区靠近城市，交通便利，信息通畅，这为移民从事非农就业提供了条件。比较迁移人群和待迁人群的家庭收入，可以发现，生产条件的改善使迁移人群的收入明显高于待迁人群，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均高于待迁人群，农业收入高出将近70%，打工收入高出90%多（见表2-2）。

第三，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移民获得了更好的公共服务。农村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都得到了明显改善。移民到学校、医院和集镇的距离都大大缩短，这使他们可以更便捷地享受公共服务。比如在搬迁之前，从居住地到最近的集镇平均距离为10公里左右，现在只有5公里左右。搬迁前，从居住地到最近的学校，步行超过1小时的人占50%，搬迁后步行超过1小时的人仅占5.1%（见表0-3）。

表0-3 搬迁前后从居住地到最近的诊所和学校的距离比较

政府在进行移民的同时为移民统一新建了住房，从而使移民的住房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从我们的抽样调查来看，在移民以后，人均住房面积增加近10平方米，而且大部分从土坯房变成了砖瓦平房（见表2-5）。

第四，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评估，其成果最终还是要看移民满意不满意。调查结果显示，宁夏生态移民与全国各地移民相比，具有较高的总体满意度，这个结果令人高兴，说明宁夏生态移民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从迁入地移民总体满意度来看，有91.8%的人对移民搬迁表示满意，不满意的移民仅占2.7%（见表1-7）。迁入地移民对住房条件满意的比例达到91.8%，对生产条件满意的比例为91.1%，对生活条件满意的比例为94.6%。

更重要的是，通过移民改变了贫困农民的观念，移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社会交往关系都较移民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移民之前，大多数村民居住分散，村民很少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在移民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需要村民参与发表意见，调查表明，在移民以后，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比如在迁移以后，大约有40%的人经常或偶尔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而在迁移之前，这个数量仅有27%。在迁移之前，村民遇到困难时最重要的求助对象是亲戚，在迁移以后，尽管首选的求助对象仍然是亲戚，但是向邻居和村干部求助的比例明显上升。求助于邻居的比例从17.5%上升到25.4%，求助于村干部的从3.7%上升到5.8%。

第二个受益方是移出地区。移民不仅减轻了南部山区的人口压力，使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而且在移民区，通过人为的干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在部分人口从南部山区搬迁以后，南部山区的人口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通过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等项目的实施，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重要的水源地得到保护。而迁入地区则通过扬黄工程将原来的荒漠化土地改造为耕地，从而防止了土地的进一步退化。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大多数被访者都认为人口压力是宁夏南部山区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认为移民对于摆脱贫困和改善环境具有重大作用。来自环境领域的专业研究也表明，南部山区自从2006年以后，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杨显明等，2013）。按照自治区的计划，“十二五”期间转移的35万人口所留出的土地和宅基地将全部转作生态建设，这将提高宁夏的森林覆盖率、涵养水源，从而改善生态环境。

随着人口压力减少和生态环境恢复，从2006年以后，南部山区的农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2010年，山区农民纯收入增长16%，比川区高1.8个百分点，从而使南部山区与北部川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

然而，生态移民对移入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近30多年中，近百万的人口迁入黄河灌区，加大了移入区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但是人口的增加也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促进银川地区经济中心的形成。尽管迁移对提高移民收入、改变移民的社会结构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要使移民真正融入川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与移入地区同步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看到，银川周边黄河灌区正在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从而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南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断迁移到这个地区，但是这两个过程目前仍然没有融合起来，经济增长对移民的劳动力就业贡献有限，而移民的身份仍然主要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