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与就业差异的原因分析

上文给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同就业部门中汉族和回族存在差异的同时，还表明其内部性别差异也很明显。有研究指出，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就存在男性和女性就业分割的现象（Gale Summerfield，1994；Hang-Yue Ngo，2002^[16]）。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民族内部性别就业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利用了Mulitnomial Logit模型。就业函数中的被解释变量分为四类：在国有企业就业者、在非国有企业就业者、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者、非就业者，以非就业者为参照组。解释变量包括：不同年龄段、教育年限、家中是否有小于14岁的儿童、回族或汉族、性别、所居住城市的就业率、城市变量。为更清楚地了解回族、女性和家庭照料活动的具体影响，在就业函数中还增加了回族或汉族与性别的交叉项，回族或汉族及女性与家中是否有小于14岁儿童的交叉项。之所以对年龄进行划段，主要考虑到在劳动力市场中年龄小就具有竞争力，尤其是技术能力要求不高的就业岗位更需要年龄优势。女性的婚育年龄通常在25～30岁，在此期间，女性结婚尤其是养育孩子使得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无报酬的照料性活动时间明显增加，有的进而影响到其就业。年龄段的参照组是30～50岁，该年龄段的划分主要还是数据样本量的限制，而且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劳动和照料性活动相对于其他年龄段是最多的，也是女性就业方式最多元的一个时期。50岁以上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逐渐增加。

表6 基于Mulitnomial Logit回归结果的就业函数的边际效用

根据表6的数据，主要证实：第一，年龄对就业有重要影响。25岁以下人群的非就业边际概率最大。25～30岁人群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边际概率最大。30～50岁人群在国有企业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边际概率最大。第二，教育年限对于在国有企业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人群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在非就业者和非国有企业部门中教育年限是负影响。第三，回族身份对是否就业和在不同部门就业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第四，女性对就业和在国有企业单位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就业在统计上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五，家中有14岁以下儿童对汉族女性和回族女性就业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第六，城市就业率对非就业者是反向影响。

上文的统计描述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的汉族和回族都存在性别收入差距。为明确影响汉族和回族性别收入差距的具体因素和劳动力市场中收入歧视指数，首先要构建收入函数。收入函数的被解释变量：2006年个人收入总额的对数。收入函数的解释变量包括：年龄分组、教育分组、汉族或回族、性别、是否已婚、是否党员、所在城市是否高于宁夏平均城市就业率、就业部门、职业种类、所在行业、城市变量。

表7 收入函数的OLS回归结果

收入函数的回归结果表明，第一，年龄对收入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第二，教育对收入也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第三，回族身份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第四，女性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第五，党员身份收入较高，但对女性统计上不显著。第六，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群收入更高。第七，所在行业为金融、房地产，其收入高于其他行业。上述结果，总体上和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基本一致。

在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利用Oaxaca分解方法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中全体样本、汉族样本和回族样本分别进行了分解，其结果在表8中显示。

表8 Oaxaca分解结果

表8的数据说明，女性就业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其自身竞争力就弱于男性就业者。这方面的差异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在宁夏汉族和回族整体中解释力度为83.56%；汉族为60.83%，回族为67.48%。女性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及收入歧视的解释力度为：宁夏汉族和回族整体是17.87%，宁夏汉族是47.95%，宁夏回族是38.43%。因我们使用的数据中，回族女性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人员比例高出汉族女性20个百分点，再考虑到我国现实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加之本文分析的样本量有限以及Oaxaca分解方法本身存在的缺点，使得结果显示的性别收入歧视指数存在偏差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