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要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委托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在2007年所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汉族和回族劳动人口，证实了汉族男性和汉族女性、回族男性和回族女性间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存在的差异，并就汉族和回族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同时，利用一些计量分析方法解释了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就业方面，汉族男性和回族男性的就业比例都高于汉族女性和回族女性，回族男性与回族女性的就业比例差异大于汉族男性和汉族女性的就业比例差异。回族男性和回族女性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比例显著高于汉族男性和汉族女性。汉族和回族在不同就业部门的内部性别差异要小于民族差异，而在行业分布上，回族从事交通运输、商业或餐饮业的比例略高于汉族。
第二，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中的汉族和回族就业人员间的工资收入差异并不大，且明显小于汉族和回族内部的性别工资收入差异。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就业男性工资收入与回族就业女性工资收入的比值为1.58∶1；而汉族就业男性工资收入与汉族就业女性工资收入的比值为1.30∶1。回族男女工资收入差异大于汉族男女工资收入差异。此外，女性尤其是回族女性的就业比例低是造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第三，Oaxaca分解方法的分解结果表明，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存在性别歧视。因有相当部分的女性就业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其自身竞争力就弱于男性就业者。将此类因素剔除后，女性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不平等待遇及收入歧视的解释力度为：宁夏汉族是47.95%，宁夏回族是38.43%。汉族女性的收入歧视指数大于回族女性的收入歧视指数。
第四，就业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城市就业率都对汉族女性和回族女性的就业产生了影响。年轻女性在非国有企业就业概率较高，30～50岁女性人群在国有企业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边际概率最大。而民族身份和家庭中是否有14岁以下儿童代表的家庭照料活动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第五，收入函数的计算结果表明，行业、所在部门、职业种类对汉族和回族以及汉族和回族的不同性别的收入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大收入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拥有党员身份的汉族男性和回族男性收入更高；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群收入更高；所在行业为金融、房地产的，其收入高于其他行业。
根据上述的主要结论，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鼓励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外出就业并为之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使其获得收入，有利于缩小家庭间的收入差距。
第二，重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提高其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三，回族女性因其习俗和宗教的影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应提倡灵活就业，从而促进其融入社会，以提高其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附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年收入统计
[1]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对本课题的支持以及孟宪范研究员等提出的宝贵意见。
[2] 丁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经济发展研究室副研究员。
[3] 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第560页。
[4]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106页。
[5] Li Shi and Jin Song.“Change in Gender Wage Gap in Urban China During 1995-2007”，Working Paper，May 2010.
[6] 〔美〕冈扎利·别瑞克、〔加〕董晓媛、〔美〕格尔·萨玛费尔德主编《中国经济转型与女性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2页。
[7] Ding Sai，Xiao-yuan Dong and Shi Li.2009.“Employment and Earnings of Married Women and Family 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Feminist Economics 15（3）：163-190.
[8] Benria，Lourdes.2003“Gender，Development，and Globalization：Economics as if All People Mattered”.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Bakker，Isabella.1994“The Strategic Silence：Gender and Economic Policy”.London：Zed Books；Lazreg，Marnia.2000“Making the Transition Work for Women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Discussion Paper 411，World Bank.
[9] Yee，Janet.2001“Women’s Changing Rol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2）：55-67.
[10] Liu Jieyu.2007“Gender Dynamics and Redundancy in Urba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3（3/4）：125-158.
[11] 〔加〕董晓媛、〔英〕沙林主编《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第13页。
[12] Li Shi and Jin Song.“Change in Gender Wage Gap in Urban China During 1995-2007”. Working Paper，May 2010.
[13] Gustafsson，Bjorn and Shi Li 2003.“The Ethnic Minority-Majority Income Gap in Rural China During Trans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4）：805-822.
[14] Margaret Maurer-Fazio、何杰、张丹丹：《海纳百川：民族、性别、婚姻、地区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参与的影响》，收录于〔美〕冈扎利·别瑞克、〔加〕董晓媛、〔美〕格尔·萨玛费尔德主编《中国经济转型与女性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127～153页。
[15]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中国民族人口资料——2000年人口普查》，民族出版社，2003。
[16] 〔美〕冈扎利·别瑞克、〔加〕董晓媛、〔美〕格尔·萨玛费尔德主编《中国经济转型与女性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