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京都会议与中国知识界
一 中国知识界对京都会议的关注
到1929年，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建立已有四年，四年间，尽管该会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但直到9月以前，“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比较陌生。学会的前两届会议，也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只有《申报》、《大公报》等报刊有所报道，但即便在这些报道中，对该会的名字译法也是各式各样。[99]1929年，吴鼎昌曾说，学会在中国仍“宣传不广”。[100]
在学会第二届会议上，应日本分会的邀请，下届会议定于1929年10月在日本京都召开。此次会议引起了各会员国的普遍重视。这是学会制定章程之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双年会，学会的组织更加成熟，宗教色彩也更加淡化。会议第一次离开其诞生之地——处于东西方交通枢纽也是文化融合之处的夏威夷，而移至远东国家举行，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体现了关心远东问题的姿态。更重要的因素是它的议题，会上大致将讨论：人口与粮食、土地利用，中国问题，满洲形势，工业化、外国投资及国际贸易，太平洋外交关系，太平洋属地政府问题，太平洋文化联系，通信问题。[101]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满洲问题”，即中国东北问题。尚在第二次会议时，就有人建议将此问题列入1929年会议的议程，而后张作霖之死、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以及中日两国间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问题的冲突愈发使各国认为满洲问题亟须讨论[102]。很明显，中国问题，尤其是满洲问题，将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加之这些讨论将在日本进行，因而更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无论东道主日本，还是英、美各国，都为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所派代表也均可称得上一时之选，[103]国联、国际劳工局及墨西哥将派观察员与会，苏联也在决定是否派员参加。
在此背景下，此次会议也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关注。1929年夏，中国新闻界主要通过外国的新闻报道开始了解到会议的点滴情况。而学会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的直接起因是会议前夕一些英、美代表的来华。9月下旬，主要为了在讨论中国问题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陆续有20名左右美、英代表在赴会途中，顺道来中国访问。这些人中，有萧特维尔等学会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代表团团长格林，还有英国的麦克唐纳、美国的洛克菲勒三世这样的名流。他们分别考察了沈阳、大连、哈尔滨、北平、天津、山西、上海、南京等地，[104]受到了中国学界、社会团体，以及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等政府官员的接待。一些代表也应邀讲演学会的性质、使命及其他国际问题。
中国各界由此开始关注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并把目光投向即将召开的会议。在日本讨论中国问题，特别是东北问题这样的敏感话题，在中国人心里尤其引起了特殊的感觉。报章上有关学会、会议的介绍与报道也日渐增多。
正是在开幕前夕，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而中国知识界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从9月至年底，中国新闻界以空前的兴趣报道并评论了会议的全过程。与会的中国代表作为亲历者，更有不容置疑的发言权，他们在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对会议做出报告与评价。还有一些知识群体，也对会议做出了各种反应。下文将由中国代表、舆论界、一般知识群体三个群体考察广义的中国知识界对会议的关注。之所以把他们归入广义的“知识界”，一方面是由人员的身份的结构特点所决定的。太平洋学会注重科学的研究，其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学术性、专门性的特征，这势必制约着会员的构成，也影响到相关的报刊舆论。另一方面，这三个群体之间在现实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员交叉与互动关系。
1.代表选派
中国分会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共派出31名代表出席会议，而此次代表选派的一个标准似乎是兼顾了平津、江浙、东北三地人选的均衡。
河北：张伯苓、吴鼎昌、陈衡哲、徐淑希、鲍明钤、陶孟和、何廉、徐宝谦、陈立廷；
江浙：余日章、曾宗鉴、温世珍、刘大钧、夏晋麟、潘光旦、戴蔼庐、吴贻芳；
东北：周守一、阎宝航、苏上达、宁恩承、王正黼、廖奉献、王回波、董其政、南秉方；
湘鄂：曾宝荪、桂质良；
闽粤：王世静、李应林、曹炎申。
原本推举颜惠庆为中国代表团团长，颜氏未能成行，于是改由张伯苓出任团长。[105]
因为东北问题在会议上的重要位置，1929年夏，中国分会特组织一部分与会代表赴东北进行考察，并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议。[106]
2.中国舆论界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产生兴趣
太平洋学会一向宣称不寻求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作为一个非官方组织，它的作用主要是影响公众舆论。[107]尽管学会内部对于其是否以“教育世论”为目的，意见并不统一，[108]但从事实上看，学会还是重视舆论的作用的。而其中新闻界所起的媒介与支持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109]然而，学会对于新闻界的态度同样存在矛盾。不过，在第三届会议前夕，学会对新闻界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
第三次会议的召开引起了中国报界的兴趣。他们访问学会的负责人及代表，翻译英、美、日各国的新闻报道，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学会的宗旨、工作内容及本次会议的情况，尤其关心中国代表的人选、提案及准备进度，尤其是有关东北问题的准备。而可能是出于扩大宣传的考虑，学会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110]
一次，中国代表鲍明钤等在北平欧美同学会筵请学会国际研究委员会主席萧特维尔与通信部干事罗威尔（Newton W.Rowell）。因二人表示愿意与中国新闻界晤谈，于是当天几位报界人士亦被邀在座。萧特维尔向记者们详细介绍了学会的性质、研究内容与方法，尤其强调其非官方的身份及不做决议的技术规定。不过，中国记者所格外关心的是中国领事裁判权以及东北问题，使两代表不得不一再解释说会议看重的是事实，希望中国代表以事实为讨论依据，并表示作为个人，他们很同情中国。这次接触，西方代表表现出的诚恳给中国记者留下了“极好印象”。[111]至于这些西方代表，中国各界对于即将展开的关于东北问题等的讨论之关注程度，恐怕多少让他们始料不及，这是访华留给他们的最深切的印象之一。[112]
中国报界对会议的关注是普遍性的，不过这里有几家报刊值得一提，它们代表了对会议的不同兴趣出发点。
其一是英文的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主编刘大钧，是国民政府主计处负责人，也是中国分会的研究委员长。前主编张歆海是学会会员。副主编潘光旦，是刊物中活跃的评论者，也是会员。该刊基本是一个学术界人士所办的时评，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太平洋学会的关系。陈立廷一度担任其在北平的代表；而《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亦对该刊做过介绍，一些文章也被引用。刘、潘二人都被选为第三次会议的代表，他们负有学会托付的研究课题，要进行专业的讨论，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更多的是以代表而非记者的身份与会的，该刊更多体现的也是局内的审视而非局外的评判。不过，在会议开幕前，《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圆桌会议讨论不对外公开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秘密外交的形式不符合学会自己所宣称的原则。甚至责难说，要么就对公众公开所有的讨论，要么就根本不要向新闻界发出邀请。[113]面对批评，中国分会做了解释，然而在此问题上，该刊仍有所保留。[114]
与前述二人有所差异的是《大公报》的吴鼎昌，他以经济界人士身份首次被邀为代表，提交了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短小的论文。而作为不多的几位能够参与全部会议的中国报界人士之一，他从个人视角记录了沿途所见及会议的基本经过，以通信方式连载于《大公报》及《国闻周报》之上，并被《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大报刊所转载，成为中国人自己对会议最详尽的一手记录，文中自称记者的姿态以及冷眼旁观的态度体现出更多的是评论者的立场。
哈尔滨《国际协报》的申仲明平素对于中日关系问题即有所研究，作为东北知识分子，无疑对此次讨论更加敏感。由于预想必有一场舌战，从10月上旬，他与同事“尽力搜罗”有关材料，以《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为题作文，按日连载报上，“当时一般读者，均极重视”。[115]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亦引起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注意。如前所述，是年夏，中国代表曾赴东北考察，并在沈阳召开了预备会。东北当局还对中国代表团提供了赞助，其金额占到代表团所筹募到旅费的大半。[116]由东北选派的出席会议代表如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宁恩承、东北大学教授王卓然等都与张学良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亦为本次出席会议准备了提案。[117]除此之外，东北代表还有一个秘密计划。
会议前夕，部分由于对前两次会议的良好印象，中国各界普遍对会议抱有期望。正如后来余日章在大会开幕式上所报告的，“吾人之期待甚高，而所抱之欲望尤高”。[118]人们相信会议具有某种舆论的乃至道德的力量，普遍认为会议正是宣传中国问题真相、纠正外国人对华歪曲印象，进而影响国际舆论之良机。虽然太平洋国际学会不做决议，也不以影响现实政治为目的，但由于各国代表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在野的政治家、商界人物，所以人们指望会议能在与中国相关问题上发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国政策发生实质的影响。
重重希望都被寄于中国代表身上。《时事新报》告诫中国代表“为四万万人民争生存，其责任实为重大”，希望他们“不辱使命”，“以慰国人之望”。[119]一向较温和的《大公报》则就宣传方式提醒说：“吾人说明中国情形，只宜依事实本位，抱诚挚精神，使与会诸人，了然于中国国内之真相，与中国国民之真实愿望。举凡超乎事实之宣传，感情激越之论调，胥当力避，否则徒增反感，转足有损中国伟大国民之信誉。盖中国年来所谓国际宣传，泰半仅为国内宣传之作用，甚至足以激起反宣传之效果。”[120]
对于东北问题的讨论，人们屏息以待。北平新东北学会在招待中国代表的茶话会上，叮嘱说：“东省数千万生命财产，全寄托在诸代表身上。”鲍明钤代诸人答曰：“东三省问题，不但为东省本身之问题，实为全国之问题，亦即关系中国生死之问题，且亦为世界之一共同问题。”表示将当本民众意旨力争。[121]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报界有些不安地注意到，注定在此次讨论中将成为中国对手的日本方面也是有备而来。有报纸提醒说，日本已有准备，将在会议中做影响国际舆论之宣传。[122]事实上，日本国内各界的确对此次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会议的准备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的了解，这是后话。与中国的情形相对应，会议前夕，日本新闻界也对与会中国代表心存戒备。[123]
总之，在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前夕，有种种迹象表明，必然将有一番激烈的较量，这注定将是一次不平坦的会议。
二 京都会议讨论之经过[124]
10月20日北平、天津的代表分别乘火车出发。当他们抵达沈阳时，与东北代表一同出席了当地为中国代表举行的欢送大会，据说，有200多名“智识阶级人士”前往送行。[125]随后，他们经南满铁路，过朝鲜，赴日本。自登上南满铁路的火车起，各国代表的旅费均由日本政府签免，如此安排，可见日本政府重视此次会议，借机进行对外宣传。差不多同时，另一批代表从上海出发，由海路赴会。
中国代表尚在路上，大会的预备会议已于23日在奈良开始，先行抵达的余日章、陈立廷、刘大钧与会。会议确定了太平洋理事会、国际程序委员会、国际研究委员会及国际宣传委员的组成人员，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当选大会主席，余日章为中央理事会主席。调查委员会由各国调查委员组成。关键的部门是程序委员会，其职能为与调查委员会确定会议的议题，并决定日程及一些原则性问题。陈立廷为其成员，美国人卡特（E.C.Carter）任主席。[126]
会议的主体部分是根据主题划分的圆桌会议。按照学会惯例，为确保各会员能够坦诚地交换意见，圆桌会议发言不对外界公开。会议也安排有一些公开讲演与讨论，不过只占很小的比例。或许因为此次有许多记者要求列席会议，程序委员会特地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圆桌会议仍不允许记者旁听，由宣传委员日本人头本元贞、加拿大人罗威尔（Newton W.Rowell）负责安排“官方”采访。二人每日根据会议记录做出摘要，向新闻界发布前一日会议的消息，为了保密，各发言者的姓名被隐去。
经过研究，大会议题最终确定为八项：1.机械文明，2.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3.东三省问题，4.人口及粮食问题，5.交通问题，6.太平洋外交关系问题，7.外国投资问题，8.工业化问题。按上述问题分成四大四小共八个圆桌会议，其中四个大圆桌将分别讨论机械文明、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东三省问题、太平洋外交关系问题。而八方面的具体议题则由程序委员会组织的数个分组委员会决定。
28日，第二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幕。大会盛况空前，共有800多人与会。其中正式代表214人，按职业身份划分，有教育与科学界79人、商界44人、新闻出版界19人、宗教与社会事业17人、律师10人、医学界2人、劳工界2人、公务员（包括在职与在野）6人。[127]余者包括观察员、记者、代表家属、各国来宾。大会主席新渡户致开会辞，日本首相、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等发来祝词。
1.余日章宣言的风波
28日晚的全体大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美国各代表团团长依次致词。紧张气氛首次见于会场。先是日本的涩泽荣在演讲中对美国1924年移民法案多有指摘，然而掀起更大风浪的是中国代表的发言。余日章预先在会场散发了演讲稿，文中他回顾了两年来中国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并提及济南惨案及皇姑屯事件。演说完毕，日本代表头本元贞即站起来表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大会精神，并要求发言，“议场空气，一时颇为紧张”。[128]英国代表及新渡户以在演讲中实际并未提到上述事件（因为发言时间规定为5分钟），以及此大会仅以报告为限为由，进行调解，制止了一场风波。
余日章宣言的事件迅速传到中国国内，引起了反响。各大报纸以显著标题予以了报道，有的后来还刊载了宣言全文。对于宣言的内容，国人的反应有所不同。《大公报》在会前就曾提醒中国代表应避免“感情激越之论调”，此时又含混暧昧地主张“勿徒刺激情感，亦决勿顾忌而不言”。[129]也有中国代表在事后抱怨说，公开宣言应代表集体意见，但预先有半数代表并不知晓，似对宣言的内容不尽赞同。[130]不过，来自国内的舆论更多的是支持的声音。上海商人团体发贺电给余日章以示鼓励。[131]有报纸也向余提出“赞贺”，认为“若为避免彼此交换不愉快的意见起见，置此争端而不谈，则此次大会，在华方之观察点上，将失其重要”，“中国代表对于各种外界问题，尽可畅所欲言，只须婉转之可耳。以中国智识阶级之意见，忠实的陈诸大会，能为中国博得不少同情”。[132]《中国评论周报》也回应日本代表的批评说，坦诚地交换意见，不忌讳敏感话题正是会议的精神。[133]
会议随后进入了正式讨论阶段，会场外也一片繁忙。中国代表也并不轻松。每日早晨与下午，在圆桌会议召开前，中国代表团都要紧张地召集小组会议。另一个频繁举行小组会议的是日本代表团。
2.有关“机械时代与传统文化”的讨论
29日至31日，圆桌会议讨论“机械时代与传统文化”（the machine a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问题，主要探讨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建筑、艺术、礼仪、婚姻、家庭、宗教之影响。中、日代表发言相对较多。对于机械文明的得失，及对机械文明与传统文明相互调和的评价，代表间的意见多有分歧。例如萧特维尔在公开演讲中认为机械文明虽在诞生之初对传统艺术造成破坏，但到了现代，已与艺术达到协调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东方学者，包括曾宝荪等的质疑。
文化问题的讨论没有出现很大的分歧，安排其作第一项讨论内容的用意也正在此，即为后面敏感话题的讨论做一缓冲。事实上，大多数代表的注意力也并不在文化问题上。出于同样原因，无论中国报刊的报道，还是代表事后的报告对此问题都一带而过。不过，曾宝荪、陈衡哲等中国女代表的表现颇引人注目，她们积极发言，语出惊人，赢得中、外舆论界的很高评价。[134]
3.工业化问题圆桌讨论
30日、31日两天，文化问题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业化问题圆桌会议也同时展开。此次的工业化问题的讨论，事实上集中于劳动状况问题。陶孟和后来报告说，有关新兴产业对于传统国家的影响，并未展开讨论。[135]30日的圆桌会议及公开大会集中于讨论国家间工业发展的冲突及一国劳动状态对他国之影响。来自国际劳工局的观察员提出，劳动问题非由一国所能解决，须靠各国相互合作。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代表各自阐述了本国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对于各国间在此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的建议。31日的会议以改良劳工待遇为主题，中国、印度、菲律宾代表报告了本国劳工状况，中国代表苏上达报告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情况。
4.有关人口与粮食问题的讨论
此届会议中，人口与粮食问题是分量最轻的话题之一，仅在31日围绕“人口与土地利用问题”有半日讨论。解决太平洋区域人口问题必然涉及移民问题，而这是自第一届会议以来盛行不衰的话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代表阐述了各自国家的移民政策，在排日问题上，日、美代表间有所论战。
5.“中国的国际关系”圆桌会议
“中国的国际关系”圆桌会议涉及对两个问题的讨论，分别是治外法权撤废问题和取消租界及租借地问题。
（1）中国治外法权撤废问题
11月1日、2日，讨论中国治外法权问题。虽然这一议题在前两届会议中也曾讨论过，但在1929年秋，由于国民政府正在为取消领事裁判权与列强交涉，并已决定于1930年1月1日单方面废止领事裁判权，于是这次讨论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讨论开始前后，中国代表收到来全国律师协会、首都废约会等国内团体发来的函电，敦促为撤废领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努力。[136]
中国代表鲍明钤等发言阐述了撤废治外法权的理由。他们列举了中国司法的进步，包括新法律之颁布，新式法院、监狱之发展，法院与法官之独立，据此提出，治外法权之存在依据已丧失；认为治外法权的存在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司法；此外，突出介绍了中国朝野上下一致主张撤废的意愿与决心。
面对中国民意之高涨，大多数外国代表都承认维持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且其撤废的时间可能会比他们不久前的预计要早得多。但外国代表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倾向同情中国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传教士及商人，后者尤其对各国政府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消极观望政策不满。部分西方代表依然举出撤废后外国侨民生命、财产之保障问题为反对撤废领判权的借口，但是，中国代表，以及一些西方代表都认为，这种担忧被夸大了。不过，中国的中央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实现和平与恢复秩序，司法尚未确实独立，仍然是大多数西方代表反对即时撤废领判权的理由。
有几名代表从技术层面提出了有关撤废后过渡期的建议。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人萧特维尔的方案。其大体内容是：（1）承认治外法权撤废之正当、必要；（2）在广东、上海、汉口、天津、沈阳等处暂设特别法院五六所，特别法院设一上诉院，特别法院法官，除华人外，以一名为限，由海牙国际法庭介绍外国人担当；（3）此制度是过渡的，实行期为五至十年。此方案获得西方代表的广泛赞同。大多数中国代表原主张无条件即时撤废，[137]此时看到萧氏的提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于是退而敦促各国先做一撤废治外法权的切实表示，以示诚意。因时间有限，此提议决定由会外协商。[138]
在中国国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中，萧氏的方案自然会引发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此方案在实际中并不可行，中国亦无必要照搬外国的法律。[139]也有人认可这种过渡方案，评价说，其“不失为收回法权之一新方案”。[140]鲍明钤亦赞同采取过渡方案，“一方面看这个不足以使我们满意。然照实际说来，领权的取消已成僵局，政府虽已宣布明年一月一日取消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恐怕未必能如此，我们只好在一个折衷的路上找途径”。[141]
讨论中令中国代表大感意外的是日本人的态度。大多数日本代表对于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表示同情，并声称愿意无条件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萧特维尔的提案，他们表示反对，认为以中国现在的民族情绪，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提议。这令中国代表感到费解，有人相信日本代表是出于诚意，但也有人出于对日本人一贯的不信任，怀疑他们别有用心。[142]
（2）取消租界与租借地
“五卅”惨案后，上海租界问题引起各国人士的关注，本次会议有关租界、租借地的讨论，与前两届会议的情况一样，亦以上海公共租界问题为中心。夏晋鳞受中国分会的委托对上海租界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并向大会提交了资料论文《上海的地位》。[143]上海公共租界前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恰在日本，也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讨论。[144]
夏晋麟等中国代表认为，从条约根据上，公共租界的根基薄弱，认为租界的存在，危害了中国的主权、治安、税收，提出必须即时无条件收回租界。而外国代表认为，若将上海公共租界立即交给缺乏市政管理经验的华人，将出现行政牵涉司法，苛捐杂税，以及市政服务退化等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治外法权的撤废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影响。中国代表提出，虽然二者产生于不同的条约依据，但在事实上治外法权成为公共租界的首要基础。中外代表都认为，随着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包括上海在内的租界与租借地的管理都将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难题。
面对中国取消租界的民意之高涨，外国代表也意识到，上海公共租界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需要及早进行研究与磋商，以应对租界未来的种种变化。有数项建议被提出，但都没有做深入的探讨。另外，多数代表同意，公共租界应改良行政，增加华人在谘议局中的分量。
在圆桌会议讨论即将告一段落时，突然有日本代表提出抵制日货问题，认为中国之抵制日货以作为外交的工具，违反条约的规定，应由各国共同讨论。中国代表反驳说，中国的排斥日货为对日本侵略政策的反应，此当与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问题分开讨论。因时间有限，此话题未获进一步讨论。
（3）夏晋麟、柯蒂斯与《费唐报告》
夏晋麟的《上海的地位》引起了英国代表莱奥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的注意。[145]他对夏晋麟表示，将设法对上海租界问题谋一个适当的解决。会后，柯蒂斯到上海访问，说服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公共租界的组织及行政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并推荐由费唐法官（Richard Feetham）承担此项研究工作。[146]1930年至1931年，费唐应上海工部局之邀赴上海考察，1931年，《费唐法官研究上海租界情形报告书》（简称《费唐报告》）出炉，这份报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京都会议的一个副产品。[147]
6.京都会议上的“满洲问题”
所谓“满洲问题”，也即中国东北问题圆桌会议共进行了四日，是会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议题。然而此问题讨论一直波折不断。
（1）“满洲问题”之列入议程
会议开幕前，对于将满洲问题列入会议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也有人提出，日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满洲问题最终按原计划列入议题。[148]有中国代表对此评论说，“日人眼中并无所谓东三省问题，问题固早已解决矣。即使有问题，日本人单独之力足以解决之……然以太平洋邦交为目的之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将东三省问题列为议题，其理由实堂堂正正，日本实无法反对。因此竟使日本人明了东三省尚为问题，为国际间悬案，实予日本全国人民精神上一大刺激”。[149]
正式讨论开始前，当满洲问题分组委员会制定具体议题时，又遇到不少困难。中国代表发现，双方的立足点相差太远，中方主张从历史上、根本上进行研究；日方则着眼于现状，即所谓“维持和平、秩序”，以及“发展铁路与移民”之类。经英、美代表的调解，确定了一个调和各方意见的议题。
（2）日本代表的准备
在日本，太平洋学会被译作“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就其源起而言，日本分会与中国分会有相似之处，都带有某种非官方外交的诉求。[150]不过，日本分会的组织比中国分会更完善，它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更近，也有更稳定的财政来源。[151]日本分会的成员也以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不少人具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但他们在东北问题上，仍对本国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支持态度。有研究者提出，这些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面试图教育本国民众接受国际主义观念，一面又力图让西方和中国接受日本的民族主义愿望。[152]
日本分会为“满洲问题”的讨论做了充分准备。同徐淑希一样，腊山政道也在会前一年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赞助而对此问题做了研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此次会议格外关注。满铁预计中国代表将在“满洲问题”的讨论上试图战胜日本，因而组织人员进行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派代表出席京都会议，亦时时留意中国分会的各种动向。满铁所派出的代表中，最重要的是前副总裁松冈洋右，松冈对满蒙问题十分熟稔，他充当此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在满洲问题上的主要发言人。一位美国代表观察到，在与会代表人选上，再没有比日本代表团更精心挑选的了。[153]
中国代表中，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淑希是主要发言人，几位东北代表也是有备而来，还有几位学者也提交了相关论文。西方代表中，美国人杨华德（C.Walter Young）对此问题深有研究，并有多年实地考察的经验。[154]
（3）《田中奏折》之首次披露
会议刚开幕，正式讨论尚未开始前，会场曾发生两个插曲：其一是余日章开幕宣言所引发的风波，详情已如前所述；另一个事件随后发生，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只不过是在京都会议的水面上投下了一个小石子，其波澜很快就平息了。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并未结束，其影响之深远，至今尚存。会议刚开幕之际，陈立廷等人将英译《田中奏折》小册子带到会场散发，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事实上，如前所述，1929年夏，中国代表曾在沈阳开预备会议，此前，张学良的外交秘书王家桢得到了《田中奏折》，该文件详细记述了日本逐步吞并满蒙、全中国，乃至亚洲及世界的野心和计划。出席京都会议的东北代表宁恩承、阎宝航等人把文件带到京都会议，以公诸世界。[155]住中国分会执行干事陈立廷亦参与了此事，或许是中国代表团在东北召集预备会期间，他已与东北方面计划好这一方案。但比较确定的一点是：陈立廷至少参与了英译《田中奏折》，并写了序言。[156]中国代表散发的《田中奏折》英译小册子，在京都会议会场引起了一片哗然。作为会议主席的新渡户发言，指出此文件中一些内容与田中本人的经历不符，并据此断言该文件系伪造。他的发言为文件的真伪问题暂时盖棺定论。随后，太平洋理事会为避免更大的争端，劝告陈立廷将小册子收回。大部分已散发的小册子被收回，但也有少数留在会员手中，据说还有一本落入日本政府之手。陈立廷虽然接受了劝告收回小册子，但他在中国分会上海办事处存有大量《田中奏折》的英译小册子，以向各国访客散发。“九一八”事变后，该文件被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刊印，随后又被外国新闻界转载，从而使《田中奏折》披露于全世界。[157]当然，自京都会议以后，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的争议一直未停止，直到今天，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但今人大体都认同，该奏折所描述的日本逐步侵略满蒙以至全中国的计划和步骤，与此后历史的发展进程基本吻合。
（4）有关“满洲问题”的讨论
在西方代表的眼中，京都会议上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是在中、日两国新闻界的密切注视下，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展开的。[158]
4日，圆桌会议开始，首先讨论满洲问题的历史起源。中国代表发言认为，满洲问题起源于日本吞并朝鲜，提出日本在东三省的作为，包括在铁道沿线的设置领事警察、采取妨害中国同意的政策，妨害中国在东北的铁路建设及经济活动，日本侨民侵害中国人的利益等，已超出了经济范围，是侵略。日本代表则强调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其源起在于日俄战争，强调日本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声称在中国有实力防止俄国入侵之前，日本断不能撤除军事设施。中国代表又列举种种实例证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日本代表则辩称这些例子需要调查证实。
4日晚开公开讨论会。松冈首先宣读了一篇长文，历数日本在促进东北经济发展、维持秩序方面的种种功绩，认为日本之经营促进了东北人口的增长、商业的繁荣。其发言令下一个登台的徐淑希感到意外。因为此前松冈曾让他看过发言大纲，徐氏见其论调尚称和平，所以预备只略述中国人对东三省的愿望。但听了松冈以上发言后，徐淑希便放弃了原稿，就其发言，逐条予以批驳。他提出，中国内地向东北的移民，在日本未得到南满的权益前，已经在进行；中国贸易的逐年发展，是全国普遍的现象，非独东北如此。又指出，中国发展东北的计划，往往受到日本的阻挠。并质问，二十一条之逼迫、西原借款之黑幕、旅大之强租，难道是日本援助中国的行为吗？中国代表评价说，徐的“立论至为痛快”。[159]他的发言掀起了另一个波澜，一方面是“各国代表及外国新闻界之大拍掌”；[160]另一方面，松冈要求发言辩驳，因时间等原因被拒，日本代表于是大怒，会议几乎于此破裂。
5日上午先开大会，由松冈进行回应。他就徐淑希的观点逐条反驳。在中国代表听来，是“强词夺理”，[16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松冈在论证中引用了大量数据。随后仍开圆桌会议，讨论“如何解决满洲问题”。日本代表提出，中、日政府举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但前提条件是：日本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声明决不侵犯；中日现存各条约协定，继续有效。中国代表表示中国绝对不承认二十一条，因此不能同意。双方情绪激昂，此问题交付会下讨论。
中国报界很快通过外电得知并报道了这一消息，很多报纸都突出了“日本承认中国主权，而中国则同意尊重现有条约与协定”一语。中国代表也受到了指责，《时事新报》批评说：“如果有此事，则吾国代表应严词拒绝，何得与其讨论？”[162]
6日的讨论集中于二十一条问题。实际上，中日双方分歧的焦点，就在二十一条的效力问题。日本代表的许多要求，大都依据于二十一条或西原借款。中国代表建议，为打破难关，先将二十一条姑且抛开，从实际上解决东北问题，希望日本将所谓亲善态度，形诸事实，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当日，还召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中、苏关于中东路的争端。会议明了了两方在谈判基础问题上存在僵局。中国代表提出，谈判应分为两步：先解决局长的权限问题，然后缔结履行1924年条约之协定。关于中东路事件，苏联取得了西方与日本代表的广泛同情。不过，会议组织者原希望听到苏联方面的意见，但苏联观察员不愿发表意见。
（5）中、日代表会外的接洽
为了缓和会上松冈、徐淑希之间的争辩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取得某种谅解，在部分“较明达”的日本代表的提议下，一些中、日代表还在正式会议外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会谈。会谈于每日晚餐后由八点到十点半举行，中方参加者有张伯苓、徐淑希、鲍明钤、何廉、陈立廷，日方有前田多门、高石真五郎、岩永裕吉、松冈洋右、金井清等。会谈由张伯苓担任主持人，松本重治任书记。[163]会谈之初，有日本代表建议两国签订“不侵略条约”，以缓和国民情感，但有中国代表以有《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在先，认为无重复订立必要。后来决定由两国太平洋学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下议题：治外法权取消问题、关于东三省一切问题、订立商约问题、关于改善国民情感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顺利，日方愿意无条件放弃治外法权，但是随后的讨论进展缓慢，日方的让步也仅是“注意改善”一类的空话。然而，大会闭幕在即，双方会外接洽也只得结束。[164]但在会外接洽中，中国代表随着对商谈结果及日本代表的诚意的估计也经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过程。
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十分在意日本人的态度。双方之间的敌意不言而喻。例如对于日本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的表示，在讨论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时即有部分中国代表不信任其诚意，而到讨论满洲问题，日方再度提出此问题时，就没有人再怀疑日本的用意是以之换取在中国内地杂居权，谋求在满洲的发展了。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代表虽然冠冕堂皇地表示亲善，但在实际问题上，搪塞敷衍。不过中国代表也注意到日代表内部的差异。徐淑希、吴鼎昌、张伯苓等后来都谈到了这一点，并把日人分为新派与旧派。他们所说的新派，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较年轻的学者，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诚意，是推动双方会下接洽的力量。旧派则是些老官僚。中国代表感觉他们缺乏诚意，观点也与中国代表差得太远。然而，这些人更有势力，常常压制新派，有时甚至在会场上“私语干涉之”，使新派顾忌而不敢言。[165]尽管中国代表明白，无论新派、旧派，在东北问题上都不会放松，但他们对所谓新派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正如《大公报》所说，此次中国代表的一个任务“为研究日本舆论之所在，是以对于进步派人，务当充分交换意见，设法发现解决之途径”。并呼吁有进步思想之日本人，“放大眼光，熟加考虑”，“唤起舆论，鞭策政府”。[166]
7.有关中国财政重建问题的讨论
6日，中国财政问题圆桌会议举行。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外国投资问题。该问题已被列入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内容，此次各国代表提交的论文也多围绕于此。不过，此项研究刚刚起步，上述论文也仍以统计资料为主。会议一般的意见是，军费浩大是中国财政问题之根源。然而，中国非有款不能实行裁军；非实行裁军，不能得款，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普遍认为，在现时情形下，中国没有大举外债之可能，但在特别需要下，可以得到小额借款。与会者公认，进一步的讨论有赖于更充分的研究材料的出现。
8.太平洋外交问题圆桌会议
7日、8日两日，太平洋外交问题圆桌会议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现有解决太平洋区域争端的条约与机构。有中国代表提议，由国际联盟调查中东路事件，但有别国代表提出，俄国未加入国联，此办法不适用。中国代表则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唤起舆论。又有中国代表提议由《非战公约》（亦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字国设调查委员会。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愿意出面居间调停。讨论中，现有相关条约与机制——尤其是国联——的作用及公平性受到质疑。中国与美国代表都介绍了本国舆论对国联的不满甚至敌视。中国代表认为，国联太醉心于欧洲事务，而对太平洋区域，尤其是中国问题过于冷淡，建议为太平洋问题另设国际机关。日、英等国代表表示反对。不过很多人同意，当专门讨论太平洋问题时，可以采取临时措施。
9日，京都会议宣告闭幕。综观会议的全过程，虽然出现了几次波折，但考虑到话题本身的敏感程度，应该说代表们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克制、冷静，会场气氛至少要好于会前人们的预想。这也是日、中、加各国代表在闭幕式演说上，共同表达的感受。余日章说，有忧虑此次会议，必起波澜者，于此可见其无稽矣。[167]有日本报纸说，会前新闻界曾担心中国代表心存顾忌会制造麻烦，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各方都冷静客观地听取了对方的观点。[168]
三 会议在中国国内引发的反响
当中国代表回国后，他们发现，国内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很愿意了解会议的情况。许多代表都被邀请报告会议经过。以北京大学为例，1929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先后邀请陶孟和、徐淑希、陈衡哲举行了关于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公开演讲。一系列的会议报告的出版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169]
然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会议的不满与批评也见诸报端，与会前报界普遍的乐观与欢迎的态度形成了反差。这种态度虽然不是普遍的，但至少是突出的。批评意见实际上是随着对会议情况的报道而出现的，其起因在于对中国问题，尤其是满洲问题的讨论结果的不满意。典型的意见是：“此次会议，满洲问题，既未有何结果，而治外法权及租界问题，亦未尝能引起世界之舆论，故我代表在会议上虽发言盈庭，而谓其成绩几等于零。”[170]舆论界由对满洲问题讨论的失望继而对中国代表的准备及人选问题提出批评，进而发展到对学会本身，乃至国际组织表示质疑。同时，报界也在追问会议“失败”的原因。这多少有一些讽刺意味：数月前，正是学会自身鼓励了中国报界对会议的关注。
会议代表的反应则冷静得多，他们对会议的正面评价也更多一些。而另一方面，面对舆论的批评，他们也对学会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会议之所以招致批评，根源于话题的敏感。这一点不言而喻，不过它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太平洋学会自身的演化，或称为政治化的趋向。学会最初以“文化与历史”的交流相标榜，[171]在第一届会议中，文化问题圆桌讨论的时间约占全部圆桌讨论的19.4%；第二届会议，由于议题临时改变为政治问题，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它仍位居第二大议题；而到第三届会议前夕，文化问题曾一度被列入“次要议题”，直到预备会议时，其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扭转。[172]而对于勉强成为主要议题的文化问题三日的讨论，一些中国代表并不满意，认为其（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讨论）缺乏科学依据，“肤浅而空泛”。[173]事实上，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应以当下的国际政治事务为研究中心，还是以更基础的文化、经济等理论问题为中心，学会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而学会通常采取的是折中路线，即“追求二种研究的和谐结合”。[174]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学会内部指导思想的变化，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日益凸显，成为学会关注的重心。[175]1929年会议则体现了这一趋向的骤然加深。
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会议讨论重心的转换。有人甚至推测说，下次会议亦将以东北问题为中心。[176]而文化问题的式微令那些关注此方面的中国代表多少感到无奈与无所作为，即如陈衡哲后来所言，有“不过尸位陪议”之感。[177]出于对本次会议文化问题讨论及中国代表团准备的不满意，可能还出于挽救不断被边缘化的文化问题研究的意识，陈衡哲不久受中国分会之托为出席第四届会议而组织编辑《中国文化论丛》一书。[178]
对第三届会议的批评集中于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会前，中国知识界曾期望会议能在东北问题上发现解决办法，至少能为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然而，中国人发现实际讨论远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中、日代表因彼此意见相差太远而无法找到多少共识；中国也未能赢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扭转外国政府的政策更无从提起。按照吴鼎昌的说法，是“一无结果”。在吴氏的报道中，一再使用此词，恐怕对舆论界也不无影响，——会议因“无结果”而给人留下失败的印象。[179]
如果“结果”指取得实际的解决办法或赢得舆论，这无疑不符合学会的目的。太平洋学会旨在研究，以及为不同观点提供一个论坛，并不提供实质的解决办法，即“本无结果可言”。[180]但是，学会对于会员运用会议中取得的认识以个人力量影响于实际政治的行为并不干涉，这也是学会影响实际政治的主要途径。[181]第二届会议时中、英代表的私下接触即属于此种“副产品”。正因为此，徐淑希为满洲问题的讨论申辩说，若“毫无成绩”的批评是针对会外的接洽而发则是对的，若针对的是会内的讨论，则误会了学会的性质。他认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并不是要将国际间重要问题用妥协的方法，求立时的解决，乃是要明了各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促成早日解决”。[182]他甚至乐观地估计，将来如再有一二次的讨论，成绩必将可观。同时，他又与其他中国代表一样，认为此次会议至少使日本人意识到满洲问题竟还是一个问题。
由此再次体现出公众，甚至包括一些代表，对太平洋学会的性质、机制、运作方式的不熟悉、不适应或不满意。其中圆桌会议的秘密方式是最受人指责的，如前所述，即便一些会员也对这种方式不赞成。而学会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素。再如本届会议前夕中国知识界对会议所寄予的巨大期望，或许是由于知识界解决中国问题的愿望原本十分强烈。此外，人们不禁怀疑学会自身也助长，至少是听任了这种心理的发展。
使中国分会广受批评的另一方面是代表的人选和研究准备上的临时凑合与临事仓皇。公平地说，就会前准备而言，此次中国分会远较上两次会议更为用心；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仍不无逊色。
中国代表的选派，固然是以研究专长与资望为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按地域分派代表名额的做法仍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顾全。尤其是东北代表的选派，很可能存在地方当局的干预。在评论者看来，以学问、资望与经验论，中国代表不敌别国。“中国出席代表，固属一时上选，但试以吾国所谓专家与名流。与他国之专家与名流相衡，则未免相形见绌。”[183]代表确定得过晚也使中国分会广受一般舆论与会员的批评。不过，分会也自有苦衷：一是“时局多变”，“大多数人，不愿在一、二年前预定其行止”；二是“本会经济，毫无根据”，人数需受旅费筹措之限制。[184]还有人对青年会包揽代表选派的做法提出了质疑。[185]
据学会的报告，本届会议收到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往届。中国分会虽就中国的国际关系、工业化及东北诸问题做了准备，但要在此背景下凸显其成绩，亦很困难。若以提交大会的论文与书籍的数量论，中国代表的工作可以说丝毫不逊色，而从质量上就不能这样讲，其中，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尚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工作的确引人注目。他们在满洲问题的准备已如前所述，在文化方面，他们编辑了一部由21篇论文组成，反映日本的科学、教育、政治、法律等方面发展现状的论文集。据说，日本人有意要在文化问题上胜过中国。此书也正是刺激中国代表为第四届会议准备《中国文化论集》的原因之一。
缺乏事实、实例与数据依据是中国代表在研究准备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然而这些恰恰是太平洋学会极为重视的。例如，在满洲问题讨论中，日本代表腊山等人引用了长期以来满铁等机构所调查获得的，以及其本人所搜集的资料，给西方人留下了较深印象；相较而言，中国代表的论证，往往因缺乏事实材料，以情绪化成分较多而显得主观，被国内报纸批评为“笼统抽象”。[186]从西方人的反应中，中国代表也觉察到对他们工作的批评。《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篇文章就表达了遭受此种顿挫后的检讨：“对所持理由之正当，我们过于自信，不肯费心于详细资料。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所明了的事情别人必定也清楚。我们确信自己是正义的，于是认为全世界必然都支持我们。……必须以事实武装自己。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准备。”[187]以充分的调查数据为支撑可能是中国代表从此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教训，许多人都认识到“尤应努力从事于材料之搜集，方能有济”。[188]
令中国知识界不满的另一件事与会议采取的宣传方式不无关系。会议的宣传工作由日、美代表担当，而日本代表是负责人，这一点足以使一些中国人警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本国的国际通讯社，中国新闻界对会议的报道完全依赖于外国（尤其是日本）通讯社的电稿。中国代表渐渐察觉，日本及中国国内的报道于他们多有不利，甚至还与事实有出入。[189]后来，一些中国报纸也开始无法容忍日电的报道。《时事新报》在引用日本电通社的电稿时，尽管做了删削处理，但仍不得不一处处注明是对方的论调，并加以驳斥。[190]因此，在追究本届会议中国代表失利的原因时，中国代表与报界亦将矛头指向了日本人。事实上，在会议进行中学会也曾接到对宣传报道的批评。有人抱怨说，以官方采访形式提供给新闻界的一些消息刊登出来时已被歪曲了，因此建议代之以官方公报。这也反映出，采取保密措施的会议，在讨论内容的对外宣传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知识界曾对唤起国际舆论抱有幻想，然而事实上他们发觉，并没有如上两届会议一般获得广泛同情。中国政局的变故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会前吴鼎昌曾与访华的英美代表会晤，“颇觉其态度甚好”，在会中他再次与他们接谈时，发觉其“态度为之一变”。此时，由于中国国内蒋冯战争激化，于是这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之事，无从谈起，冷淡异常”。[191]在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政局不稳成为持反对意见的西方人的主要借口。这令吴鼎昌等人感到无奈。
对会议讨论的批评与反思中还夹杂着质疑太平洋学会本身之性质与价值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并不占主流。最严厉的批评是将学会看作帝国主义奴役弱小民族的工具。虽然会前仅有“东北留日学生欢迎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代表联合会”等极少团体提出这样的指责；[192]但随着会议的进行，出于对讨论结果的不满，以及对朝鲜代表地位的同情，[193]持此看法的人有所增加。[194]有人还对学会之于太平洋国际关系的意义表示质疑。[195]这类看法往往表现出对国际组织的不信任态度。
不过，大多数人并未对学会完全失望。许多人，尤其是与会代表仍相信学会有其价值，认为通过这种自由与坦诚的意见交换，可以使人们更了解问题真相，使问题的解决迈出了第一步。[196]另一方面，知识界如此热中于反思第三届会议的失利，部分原因也在于，下届会议已决定在中国举行，人们已开始将目光投向两年后。他们提醒中国分会，及早着手代表、研究、议案诸方面准备。
四 小结
简言之，太平洋学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有时被讽为“国际学究会议”[197]的国际组织，在1929年第三届会议举行前后，由于会议议题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在学会推动下，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格外的关注。就这一点而言，太平洋学会在中国的影响此时也达到了颠峰。尽管，这样一场会议很难在当时便轻易地断言成败，不过，会议的结果确实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幻想，知识界对学会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同以往的许多次类似经历一样，中国人再度在国际生活中尝到了失意的滋味。
然而，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为何在中国知识界心中有如此起落，以及它为何不能满足一般人士的期望，四年后陈衡哲对此作了解释。她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说，“国际会议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一般人对于它的期望太大了，二是由于参加的分子所求于它的太奢了”。她又为学会辩护说“这个学会的性质不过是限于交换意见，而意见的交换又是一件微渺的事体，谁都是不容易断定它的失败或成功的”，“但是折扣打够之后，我们却也不能说这个学会是很可以不必有的。我们应该知道，在许多驱除国际障碍的努力中，这个学会也自有它的一席之地。至于能否成功，却又是另一个问题。”她认为，国际组织尚处于试验阶段，其成功的最大障碍在于，“在现代国际情形之下，国家主义的势力尚不肯对于国际的势力作些微让步的时候，所有国际会议与机关所能做的事，亦不过是一些拔除蓁莽的工作而已”。[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