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缘起
一 从“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到“太平洋国交讨论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中国一度（1925年9月至1931年年初）被叫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其缘起与基督教青年会有直接关系，而它的第一次会议的酝酿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19年，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提议在檀香山举行太平洋沿岸数国基督教青年会会议，以讨论青年会内部工作事务。1921年，在日内瓦召集的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会议上，提议得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穆德（John R.Mott）的支持。随后，檀香山青年会的负责人威廉·霍尔（William Hall）邀请檀香山实业家及慈善家阿瑟顿（Frank C.Atherton）等组成委员会，对开会计划做初步的探讨。经讨论，他们将会议计划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目的是在基督教中找到普遍适用的、可以构成太平洋区域各国国民间相互理解之基础的元素。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the World's Christian Student Federation）大会上，檀香山青年会的代表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基督教青年会领袖就召集会议的计划进行了讨论，获得了后者的赞同与支持。1923年5月，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另一次会议上，此计划获得了通过，并决定会议于1925年在檀香山举行。然而不久后，会议的视野有所扩大，开始脱离青年会事务的范围。1923年12月，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致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美国等地青年会，征询对于会议的意见，信中提出，“会议的目的在于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思考太平洋区域人民的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性的方案以利于问题之解决”。[3]
随着一系列筹备会议的举行，筹备者渐感到会议的议题范围仍有扩大的必要：一方面，对太平洋人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考察势必将越出宗教的范围；[4]另一方面，一些来自美国本土的会议筹划者主张扩大会议的视野，淡化基督教色彩。[5]在后者的推动下，1924年，檀香山的筹备组织确定，会议名称为“太平洋国民会议”（A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eoples），目标定为“研究交往与冲突，培育理解与合作”（to consider contacts and conflicts and to foste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开会时间定在1925年7月1日至15日。[6]他们所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会议召开的现实背景是：“很少有人为各民族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而无私地努力，也没有人去将人们内心深处的理解引导为以相互同情与合作为目标的国家行为。一国的对外行为愈来愈为少数当权者所左右，而非由全体人民的意见决定。当此之际，我们应明辨事实、认真思考、正确行动。”[7]声明提出，会议的精神应是开诚布公，会议的氛围应是质询、谦卑、好学，为未来寻求更为明智、合理的解决办法。会议的研究领域是“阐明及探讨国际关系、人种关系，以增进相互理解，并由此导向明智、正当的行为”。[8]声明建议，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一个会议的召集机构——中央委员会。声明还规定，与会者资格是“不分宗教派别，应对本会精神及目标有深切之同情者”。[9]会议议题大致包括：移民问题；国际关系、商业关系、工业关系；宗教问题、种族问题、文化接触问题。声明还对会议程序和组织方式等作了规定。当年9月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声明，随即将之散发。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历经5年的酝酿与初步筹划，会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题渐次拓展，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一个基于太平洋视野的会议的设想之所以产生，并在数年中发展为以太平洋民族关系为关注内容，这与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社会心理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把会议最终确立的永久组织看作美国人眼中的太平洋区域国际秩序——“威尔逊国际主义”（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和“太平洋社区”（the Pacific Community）的产物。[1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太平洋区域，美国与日本的角力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美国1924年颁布移民法，确立移民限额制度。该移民法对日本、中国移民设置了苛刻的限制，尤其是对前者，因而成为1920年代中期影响美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1]在依然靠乘蒸汽轮船跨越太平洋的年代，夏威夷是连接东西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当地各种族、族裔杂居的状况，使得它对移民法案更为敏感。夏威夷人一向以太平洋区域各族裔和平共处的典范自居，因此，当地基督教青年会，以及一些实业家、学者之所以发起此次会议，一个现实的原因也是为了处理1924年移民法颁布后土著居民与中、日侨民，特别是与日侨之间的关系。
会议的主倡者身上展现出和平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们相信人类理性和道义的力量，乐观地认为同情与理解有助于民族间关系的改善，并最终消除战争的隐患。发起人之一——檀香山实业家及慈善家阿瑟顿（Frank C.Atherton）就认为，“如能把各国男女代表召集起来，围坐桌旁，在两个星期期间以开放的心态，提出事实、陈述现状，设法为将来寻求并拟订建设性的方案，即会取得相当的收获”。[12]
二 余日章等对太平洋国民会议之筹备
大约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次获悉会议的计划。[13]此后，美国的筹备者曾与该会偶有联络。1924年，正在美国的余日章参加了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筹备会议，其时，决定将计划中的会议更名为“太平洋国民会议”。[14]1925年1月，余日章回到上海，即着手会议的筹备。[15]
1.“太平洋问题”与“国民外交”——太平洋国民会议之社会心理背景
当余日章等将“太平洋国民会议”引介到中国时，它身上有两个特质正与中国的社会心理相呼应：其一，会议以“太平洋问题”为关注对象；其二，会议具有国民外交性质。
（1）“太平洋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华盛顿会议以来，“太平洋问题”日益为国人所关注。早在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即预言，世界将进入“太平洋时代”（Pacific Era），“世界竞争之舞台，由地中海趋于大西洋，更由大西洋趋于太平洋。太平洋时代，乃世界文化最高时代”。[1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名“太平洋会议”的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太平洋问题”的严重性，而“太平洋问题”这一概念中所昭示出的欧战后列强在太平洋区域角逐竞争、瓜分资源与市场的内涵，更在中国人心中投射下一种危机感：“太平洋问题之核心，即太平洋问题之症结，第一为中国问题，第二为移民问题，第三为原料与市场问题。”[17]中国问题不但是太平洋问题的一个焦点，也是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出现了一批以“太平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其目的在于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列强对亚洲太平洋区域的争夺，挽救民族危亡。以太平洋问题为关注点的太平洋国民会议，正在这种形势下，被引介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讨论。
（2）“国民外交”
另一个因素源于中国的筹备者对会议性质的认识。1925年2月10日，《申报》上刊载了中国筹备会即将开会的消息。
本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檀香山首都火奴鲁鲁，将有一纯粹之国民外交会议出现，名曰“联太平洋会议”……所讨论之问题，赅括一切沿太平洋各民族邦交上之种种，期待谅解与协作而免除国际之纠纷……此会议之宗旨，即以纯粹之国民外交，开诚研究，厘定普通原则以资遵守，并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之症结，以祈和平。其重要殊不在华府会议之下。[18]
从一开始，太平洋国民会议的中国筹备者即把会议贴上了“纯粹的国民外交”的标签。这种看法源于中国筹备者对会议的认识，也与中国当时社会心理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外交颓势，加之民主观念的勃兴，国民外交观念及国民外交运动都在中国风行一时。中国的国民外交运动，是对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直接反应，又受一战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对于公开外交之鼓吹的影响。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举行期间，中国国民外交团体和刊物纷纷涌现，国民外交运动十分活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巴黎和会前后，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创建的国民外交协会，该会主张撤废各国势力范围及不平等条约，敦促国际联盟之建立。再如华盛顿会议前后，《国民外交杂志》在北京创刊，亦以排斥旧式的官僚外交、提倡新式的国民外交为号召。自1919年后，“国民外交”逐渐发展成为国人普遍使用的观念。就其内涵而言，所谓“国民外交”，与我们今天常使用的“民间外交”有相近之处，而又有诸多不同。时人虽然常使用这一概念，但对于“国民外交”的含义，因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故其解释有所差异。
1921年8月，《东方杂志》发表的《国民外交》一文，指出国民外交运动的缘由：“比岁以来，吾国有差堪自慰之一事，即国民对于外交事情，已渐知注意是也。吾人处此不良政府之下，对于政治改革，几已绝望，不欲有所论列；至于外交则其关系实足以宰制吾民族前途之运命，故不得不起而抗争。”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中国国民外交运动风起云涌，“全国舆论大都能持一定之方针，作政府之后盾，甚有因不信任政府之外交政策，而主张国民自选代表列席大会者。吾民对于重大之外交事项，注意若是，苟能加以训练，导以方针，则国民自决之外交，固不难实现也”。作者进而提倡“有实力之国民外交”：“第一，对于政府之外交政策，须积极监督，对于条约之缔结，国际谈判之进行，外交代表之派出，须使国民有容喙权。全国舆论，对于外交，须由一致之主张，留外学生，对于驻使行动，更须为严重之监视，由是则政府遇外交事项，始不敢颛顼将事矣。第二，吾民对外，须施有实力之宣传运动，不仅发数通空洞之电报而已。尤必集合国内公团，组织国民对外宣传机关，广刊西文杂志报章及小册子等，以宣达吾国之民意，解释友邦之误会。宣传运动，为弱小民族所用之利器，吾民苟能秉国际的正义，为恳切之呼吁，则必能见谅于明达之友邦也。”“最后有实力之国民外交，必须使大多数国民皆明外交真相而后可。此则有赖于国民外交教育之扩展矣。”[19]
1925年《东方杂志》所刊载的另一篇文章提出，帝国主义外交造成一战的恶果，“于是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觉悟到利己主义的外交，和阴险诡计的外交，决不可靠，另谋国际协调的方法，倡导光明正大的外交，欲把外交中心移至民众之手，换句话说，这是外交的民众化，或称民众外交”。“民众外交与旧时代外交最不同的地方：一是秘密的，一是公开的，一是侵略和独占为基础，一是以共存共荣和均匀分配为主旨，而其所用的方法亦自不同：一是以武力为后盾，一是以正义为前提。”[20]
陈耀东提出，国民外交运动出现的原因在于，“晚近国人觉到我国在国际上受了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时时努力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对于外交问题发生很浓厚的兴趣。原来民主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体，内政与外交，应当同样重视，况且在这强权即公理的世界，强国有武力为外交的后盾，我国处在国际的压迫之下，自己既没有武力做外交的后盾，只好以组织有纪律的国民来做外交的后盾。所以国民外交在今日的中国，实在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他所主张的国民外交，又非民间的交换意见与联络感情，而是所谓“刚性的国民外交”，“是说全部的国民，应当严密的组织起来，施以训练，积极的辅佐政府外抗强权，以求中华民国之独立于自由，遇事机急迫时，亦得单独的对外表示”。[21]
1937年出版、由外交学会所编之《外交大辞典》，对于国民外交的解释为：
国民外交（National Diplomacy，Peoples' Diplomacy），以国民舆论或权能，监督并督促外交当局，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一致，是谓之国民外交。国民外交可谓历史上之一名词，其前身为宫廷外交，官僚外交，乃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下之一产物，一般官僚尝以外交为政府之所有物，不许民众容喙；今则随民主思潮之进化，复鉴过去秘密外交之毒害，民众乃运用种种方法，以实现国民外交之企图。论者或以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其实不然，兹举现在国际间实行之国民外交手段如下：（一）舆论——依国民之良知良能，批评外交之当否；鼓吹国际之谅解与友好。（二）限制外交权——如关于国家之重大外交事件（宣战、媾和、缔约、领土主权之变更等），常依宪法或行政之限制，使之经过种种慎重手续，然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三）设置常设外交委员会——以备政府之咨询，或审政府之案件。（四）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宪法第六十条；瑞士国一九二一年之新宪法第八九条均大致规定，举凡国家重大外交事件，均须人民以总投票之方法决定之。（五）国际上之限制——如《联盟规约》第十八条，凡一切条约必须向国联登记，然后经公布方能有效，是以积极防止秘密条约，而消极的促进国民外交之方法也。[22]
综合而言，所谓“国民外交”，大致有如下涵义：近代以来，身为弱国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欺凌，在外交上处于劣势地位。随着一战后民主观念的勃兴，并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之影响，民众要求参与外交，以舆论等手段监督、敦促政府的外交政策，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努力挽回外交颓势。倡导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权益，反对秘密缔约，并鼓吹民族和解，注重与他国国民交流意见，联络感情。而就中国的国民外交活动的实践而言，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争取国家权利，与他国国民交换意见是其最侧重的内容。
在此次会议中国筹备会成员中，以及后来（特别是早期）中国分会的会员中，有不少人曾受到国民外交观念的影响，或者亲自参与一战后的国民外交活动。例如，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余日章曾被“国民外交后援会”推举为国民代表前往美国，监督本国政府代表，访问美国朝野要人，联络新闻界，以影响国际舆论。[23]另一位“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执行委员、后来曾担任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司库的方椒伯亦是国民外交的鼓吹者，他认为，“不过国民外交，非国民全体筑室道谋之谓，其根原全在国民识者阶级，深觉自由及自身国民之于世界地位，不得不企谋生存或向上，以为民族之争存，及国家之荣光者”。[24]在夏威夷参与会议筹备总会工作的李绍昌在巴黎和会召开时，曾在美国组织“侨美中国国民外交会”，1925年7月又在檀香山组织“檀山华侨国民外交协进会”。[25]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筹备者关于所谓“太平洋国民会议”的设想之中，并不存在与中国的“国民外交”相对应的观念。不过在此时期，确切地讲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创立时期，其指导思想中的确含有与“国民外交”相接近的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同样受到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因而对旧式的秘密外交提出质疑。如前所引，檀香山筹备机构1924年的声明就表达了对少数当权者控制外交政策的不满。太平洋国际学会后来将自身视作一战后出现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一部分，与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相对的正是传统的建立在尚武基础上的秘密外交。[26]另一方面，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希望，由这种民间国际交往所取得的共识能够形成舆论，并最终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阿瑟顿曾说到他对于此次会议的理解：“通常，普通公民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坦诚地与他人讨论国是，政府官员则不能。”“另一方面，一切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都能坦诚、无畏地发表意见，这些建议、请求成为舆论而散布开来，于是就有可能被提交政府官员讨论并获得实施。当涉及国家大事时，非政府团体通常以此特权来为他们的行动做铺垫。”[27]在太平洋国民会议中，普通国民以个人身份，公开、坦诚地与他国国民探讨太平洋国际关系，联络情感，同时希望将所取得的知识与共识反馈于本国政府，寻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些特征都与国民外交的观念相契合。
0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外务省非常注重利用文化的、非官方的场合来改进外交形象，发展外交关系。其对太平洋国民会议以及后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也采取了此种政策。[28]在中国，有人观察到日本方面刻意进行民间联络，并做出于中国不利之宣传，于是主张中国同样运用民间手段以为应对。[29]这也是促使中国筹备者将太平洋国民会议作为国民外交的机会在中国推介的一个现实因素。
2.中国筹备会的工作
最初的筹备工作主要在基督教青年会内部进行。据1925年2曰10日《申报》的一则消息，“青年会全国协会刘湛恩博士，并已通函全国各青年会，注意此事，从速组织研究团体，研究‘公民与国际问题’，汇录研究之结果，以当我国国民对于国际之意见。”[30]但不久筹备方式即发生转变，2月24日，余日章等人召集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妇女会、上海妇女节制会、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等上海各重要团体，假上海总商会召开联太平洋会议筹备会，会议余日章为主席。他介绍“联太平洋会议”的动机是“邀请沿太平洋各国国民代表，讨论关于各国国民自身应解决之各项重要问题。该会与各国政府既无关，亦非法定会议，其性质可谓为沿太平洋各国国民外交会议。俟各国国民代表各就本国民意所需要，提案议决后，即由各国与会代表竭力宣传，造成一致舆论，以促各国政府之采用”。他认为，“吾国沿太平洋之一国，自应物色相当人才、代表与会”。[31]会议推定首批筹备委员三十余人，并举余日章、赵晋卿、黄炎培、方椒伯、许建屏、俞庆棠、朱经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执行一切筹备事宜。其中：余日章为主任，赵晋卿、黄炎培为副主任，方椒伯为司库，许建屏为书记。[32]
会议的名称亦发生了变化。在2月底或3月初举行的筹备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仍带有从前基督教青年会会议遗留的“联太平洋会议”被改为“太平洋国民会议”，这个新名称更能体现会议的国民外交特征。[33]
从3月至6月，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奔走接洽，函电鼓吹，进行组织、宣传、议案、代表、资金诸方面的准备。以下分述之：
（1）筹备组织之建立
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曾公推筹备委员30人，3月初，又增选蒋梦麟、徐季龙、任鸿隽、颜福庆、王正黼等12人为筹备委员。[34]然而真正执行筹备事宜的是7名执行委员。
筹备会先后聘请提案研究委员（也作专门委员）七十余人组成提案研究委员会，研究提案、征集材料、撰写论文。
总体而言，作为一个会议筹备机构，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借用上海总商会作为筹备会议召集地，很长一段没有办公地点，办事人员没有薪金。[35]执行委员的筹备活动也主要是经由私人网络，或者通过其他社会团体的襄助。
（2）扩大宣传
自成立后，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会所采取的宣传、联络手段主要是利用《申报》“本埠新闻”栏发布消息，以及为征聘委员、代表，筹募资金事而与个人或团体进行的接洽。4月初，刘湛恩“以自筹备以来，各方影响者尚属不多”，赴山东、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处“游行演说，与各处有力绅商接洽，从事提倡”。[36]
为了扩大宣传，筹备会委托欧阳心农编写宣传小册，5月底印竣，“决照前议，分寄全国各埠商会，及中等以上学校，以资宣传，俾得明了大会意旨”。[37]两天后，据报告，已散发出5千余本。[38]
这本名为《国民外交》的小册子以一幅太平洋地图作为封面图案。图中，由太平洋周边8个国家及地区引出8条射线，它们汇集于图案中心代表夏威夷的一点，夏威夷之侧则是“国民外交”的题名。[39]此封面明确传达了中国筹备者对于会议特征的理解：“太平洋问题”与“国民外交”。[40]位于第一页的副题则体现了它的内容：“太平洋国民会议中国筹备处通告书”。
书中首先登载了由余日章、黄炎培、朱经农、俞庆棠等起草，并于3月18日发表在《申报》的《太平洋国民外交会议筹备委员会宣言》。[41]宣言介绍了太平洋国民会议的发端：“欧战终了，世界各国人民，知武力政策之足以危害民生，颠覆邦国也，于是憬然觉悟，思以人民自团结力，联合寰球各国国民中之领袖，组织一大团体，共同讨论，交换意见，以表示互相维护之诚意”，“其宗旨以纯粹之国民外交，研究一切国际种族之种种问题，而求达真正世界和平之目的。诚今日民气兴奋，空前绝后之一大盛举也”。继而讲述了他们决定加入会议之考虑：“我国以积弱之余，对于列强之交涉，无不受人劫迫、事事退让、示弱于人，今日幸得与斯会，自当集合全国领袖，共同讨论将来列席时所应注意之各种提案，积极筹备，以冀将领事裁判权、移民、关税、私运违禁品等重大问题，得于斯会议中收圆满之结果，影响所及，其重要殆不在华府会议之下，实我国存亡之莫大关键。”[42]其次，小册子又介绍了会议的缘起、性质、组织、代表以及中国方面的筹备情况。小册子强调会议的性质“为国民的而非政府的”；“为研究的而非立法的”；“为公开讨论的而非秘密专断的”。[43]会议的结果“虽无施行之表面威权，但由各国代表各自携回本国，以舆论鼓吹之，督促其各国政府之采择与改革，则民意苟有力，实收效果，亦未尝无把握”。[44]
（3）提案之征集
中国筹备会确定提交会议的议题有8项：关税税则、移民问题、私运违禁品、治外法权、教育方针、人种平等、劳工问题、宗教问题。相关提案和论文的收集采取征求团体、个人征求、广告征求三种方式。[45]
根据这8个议题，筹备委员会前后共推选出提案委员70余人，并组织了提案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构成是：“关税税则”股，包括施伯安、欧阳心农、徐庆云、沈九成等，以黄炎培为召集人；“治外法权”股，包括谢永森、陈霆锐、唐绍仪、张履鳌等，许建屏任召集人；“移民问题”股，包括朱成章、朱少屏、陶孟和、陈达等，俞庆棠任召集人；“违禁品私运”股，包括锺可讬、冯少山、徐季龙等，王立明任召集人；“教育方针”股，包括范源濂、朱经农、晏阳初、张伯苓、陶行知等，黄炎培任召集人；“人种平等”股，包括张君劢、陈衡哲、方椒伯、张东荪等，陈立廷任召集人；“劳工问题”股，程婉珍、宋美林、邵力子、丁汝霖等，朱懋澄任召集人；“宗教问题”股，包括诚静宜、聂云台、贾季英等，余日章任召集人。[46]
3月，筹备会决定“请各日报、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特辟论坛，征求论文，以资集思广益”[47]。4月，檀香山中央筹备会致函中国筹备会，提出他们暂时拟订的教育、经济、劳工、移民等方面的讨论问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筹备会将这些问题译出，在《申报》上连日发布通告，“征求全国国民意见”。[48]
筹备会还向其他个人和团体征集意见。中华国民拒毒会向筹备会提出禁烟议案，并派顾子仁担任代表并携议案赴会。就关税问题，筹备会向上海总商会，并通过其向上海其他行业组织及各地总商会征询意见。筹备会还派人晋京，向蒋梦麟、胡适、胡文甫等征求关于治外法权等问题意见；并向王正廷寻求襄助，后来王正廷所提供的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被筹备会认为“颇可采择”。[49]
直至5月底，各项问题议案和材料尚未汇集，筹备会频频致函催促提案各股负责人，尽快汇集材料，以便编制。
（4）代表征聘
根据会议中央筹备会在亚特兰大所做的决定，出席会议者“应是对舆论有影响的一小批人”。[50]中国筹备会对代表资格的认定是：“须在本国社会极有声誉者”以及“对于一种事业有专门研究者”。[51]此外，由于会议语言规定为英语，这也为代表资格设置了限制。中国筹备会确定，中国出席太平洋国民会议代表名额为12人，其中女代表2人。
代表征聘的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许多一度确定的人选最后都以事务繁忙而辞就。截至4月，日本、朝鲜、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已经推定代表。而中国代表直至5月26日前后，即出发前一个星期，才全部确定，这11名代表是：
张履鳌 汉口 律师，汉口特别区公署顾问
黄宪昭 广州 新闻记者，路透社通信员
温世珍 天津 前江苏特派交涉员暨上海海关监督
陈 达 北京 清华学校教授
罗有节 广州 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
王季玉 苏州 振华女学校教务主任
顾子仁 上海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
欧阳心农 上海 经济讨论处秘书
陈立廷 上海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
晏阳初 北京 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
林国芳 檀香山 基督教青年会干事[52]
（5）资金筹募
筹募资金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根底的组织而言并非易事。在基本预算中，代表的路费一项需7200美元左右，连同其他费用，约需2万～3万元。3月初，筹备委员会讨论资金问题，决定“由本会筹募”。代表的旅费，则希望其尽可能自筹。[53]募捐对象主要是银行、商会等商业团体和个人，也包括财政部、外交部这样的政府机关。
筹募工作进展得并不太顺利，例如，向南洋各地的问捐没有回音；财政部允诺的1万元和外交部允诺的500元捐款迟迟不能兑现，筹备会不得不再三派人晋京接洽催交。
最后募集到的资助，数字比较确切的有：蔡廷干500元、周作民1000元、徐庆云200元、叶公超100元、花边大会1000元。另外，上海总商会、商务印书馆、交通银行、檀香山华人大学生会等也各有捐助。[54]
（6）其他
为了协助进行国际宣传，中国筹备会预备了瓷器、茶叶、纸扇等中国特产。在此方面，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提供了帮助。
总的说来，在短短3个月内，中国筹备会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为完成提案收集、代表征聘、经费筹募诸方面的工作，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工作着手较晚，筹备工作进展也并非很顺利，许多工作直到代表出发前夕才算落实，致使代表“仓促就道”。[55]檀香山中央筹备会曾因其工作进展缓慢提出委婉批评。[56]
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25年2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一项旨在把“太平洋国民会议”发展成一个以“发现与收集事实”为目的的永久组织的计划。[57]随后，夏威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可了这一计划，并将会议更名为“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在此时期，基督教青年会自动放弃了会议的领导权。[58]
三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召开[59]
6月初，中国代表分两批起程赴会。他们此行所携“最重要方针”一是“根据一切事实，公开讨论”，二是“注重个人之联络”。[60]
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国代表就确定下了“根据一切事实，公开讨论”和“注重个人之联络”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代表除了参与对重点问题的圆桌会议讨论外，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介绍中国的现实情况。
中国代表出发前夕，正值“五卅”惨案发生。抵达檀香山后，中国代表即着手进行宣传。他们致电国内，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61]通过演讲等方式，在会内会外揭露“五卅”事件的真相。7月13日，陈立廷在全体大会上演讲了“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62]中国代表且以此事件为例，重申即刻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6月底，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各国代表都已抵达檀香山，会聚于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普那厚中学（Punahou School）。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有109人，分别来自9个国家及地区，其中美国代表27人、澳大利亚6人、加拿大6人、中国12人、日本19人、朝鲜6人、新西兰11人、菲律宾3人、东道主夏威夷16人，另有3人来自其他国家。其他与会者还包括准代表32人，秘书处成员6人。[63]
在正式会议开始前，举行了一系列的筹备会议，“完全由代表共同选决”会议的组织机构和议程。[64]
会议选举威尔伯为大会主席，[65]阿瑟顿为副主席，并任命了一个包括中国的温世珍在内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下，又设立了程序、“永久组织”、财务等委员会。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各国代表团征求提案。随后将所得63项提案分作15类，由全体代表投票，以得票多少决定讨论顺序。列入议程最前列的是移民问题和人种平等问题。正式会议的讨论形式分为三种：大会讨论（forums）、圆桌会议（round table discussions）及公开演讲（addresses）。[66]前两种只允许代表参加，讨论内容亦不准对外发表，后一种则欢迎外界人士参加。
6月30日，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正式开幕。第二日，由九个代表团分别做公开陈述，演说本国或本地区对于太平洋问题的见解。中国代表顾子仁演讲的题目是《太平洋国交上之中国》。他首先表达了对会议这样一个试验的信心。既而，他提出，构成太平洋国际关系现状的，一面是数十年间西方国家在此地区掠取特权和侵占土地；一面是近来东方民族的民族觉醒。二者的冲突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必须尽快寻求解决办法。他认为，自建立共和以来，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人民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觉悟之发展。“民众团结力之进步”、新文化运动、国粹运动，以及实业的发展都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内要求教育独立、省自治、妇女解放等，对外则要求收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些国际上的不公平若不解决，则世界和平难以实现。[67]
7月2日至14日，会议进行了27场圆桌讨论，所涉及问题包括移民、教育、社会学、工业化、国际合作、宗教、道德、生活水平等。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治外法权问题”、“海关管理、修改税则和外国投资”，以及有关移民的几个圆桌会议。
1.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重点，相关讨论占据了5个圆桌会议。议题涉及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移民问题的文化与信仰方面、政治与法律方面、种族方面和经济方面。移民问题主要涉及日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过，日本受美国新移民律的影响更大，因而讨论也主要在日、美代表之中展开。
反映中国代表看法的是陈达的两篇论文：《中国之太平洋移民问题》和《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文中，他主要分析了华侨在太平洋区域的分布情况，重点介绍菲律宾和夏威夷两地华侨在当地经济、社会中所占的地位。他提出，自美国新移民律施行以来，华侨在法律和社会上受到了歧视和排斥。这违反了徙居自由的天赋人权，且其排斥理由仅仅依据于肤色、人种之差异，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于解决美国目前的移民问题，他提出的两项建议是：（1）施行同化政策；（2）奖励家庭生活，允许华侨配偶入境。[68]
对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更多集中于法理和学理上的探讨。圆桌会议讨论的一个着眼点是移民的同化。对于东方移民的大量涌入是否会在当地导致社会等级制度出现；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是基于生物学的，还是基于社会心理的；能否通过种族间的接触而得到改善，与会代表的意见不一致。会议确认，种族歧视是现实存在的，但对于其产生的原因，东方代表及某些西方代表强调文化、心理、道德的因素，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改变的问题；而一些美国代表则认为人种的生物学差异才是根本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对于移民能否被当地社会所同化，有日本代表提出，出生于美国的日裔移民后代已表现出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的特征。一位美国社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见解。[69]
会议确认，西方人应放弃西方文化优越观。
对于美国的新移民律，日本代表和中国代表提出反对。在美国代表内部，存在着反对和全力维护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与会者还讨论了个人迁居权和国家主权之间的轻重关系。有美国代表表示，一国应首先考虑其自身利益。
对于如何从经济层面解决移民问题，会议提出的建议是：相互协作，平衡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工业化；控制人口。
2.治外法权问题
关于治外法权问题，提交大会的论文有张履鳌的《中国之司法改良史》和陈达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张履鳌的文章回顾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1912年来在制定新律，设立新式法院、检查厅等方面的发展。他指出，俄、德、奥各国均已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而其侨民能在中国安居乐业。因此应当取消领事裁判权。[70]陈达回顾了领事裁判权产生的历史，认为在其确立时就没有充分的理由。他提出，领事裁判权的几个弊端是：损害中国主权并造成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交恶；使法律变得混淆；操持领事裁判权者由于缺少专业训练，常常显失公平。因此，中国人就有了撤消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司法改良已取得长足进步。并举中国模范监狱、新法庭、中国法庭审理外国人的案件等方面的数字加以证明。他还提出，撤消领事裁判权，实不容再缓。[71]
参加圆桌讨论者公认，维持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际上对中国有损害，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取消领事裁判权，代表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列强虽应度量时机，尽快取消领判权，但这必须依据中国司法改良之程度而循序渐进。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和法庭的改良情况，尚不能为领事裁判权之取消提供担保。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缺少训练有素的法律人才；中国政治形势不安定，领事裁判权仍有维持之必要。有人建议，有必要研究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迟迟没有废除的原因，并详细研究日本和泰国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经过。
会中有一些代表曾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提醒说，华盛顿会议已经承认领事裁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在实际上是不公的。有中国代表提出，华盛顿会议还曾决定会后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司法状况以根据调查结果来确定是否废除领事裁判权，然而这个委员会迟迟未能指定。[72]
陈达、张履鳌指出，俄、德、奥等十国在中国都已没有领事裁判权，而中国在东北处理俄侨司法事务的成绩已有公认。中国代表还指出，领事裁判权是造成中国不稳定状态的潜在因素之一，不久前发生的五卅惨案就是一个例证。即刻废除领判权，是中国的公意。也有中国代表表示，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派遣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方案，并不为中国人所赞同，因为列强对华外交政策，往往听命于在华外商，后者是领事裁判权的受益者，自不肯有所变动。
有中国代表提议，各代表在本国国内唤起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舆论，以协助中国领事裁判权之最终取消。[73]
3.修改关税税则问题
关税问题是当时中国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74]也是中国代表最注意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演讲有陈立廷讲《中国之外债问题》，美国人詹克斯讲《太平洋各国之借贷与投资》，[75]陈达讲《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希望列强承认之二三事》。陈达提出，中国应当立刻收回关税自主权，其理由是，凡独立国，均享有关税自主权。而现行税率有很多不合理之处：（1）对各类商品没有分别，不合乎科学原则，使中国对于进口货物毫无管理权利；（2）未能适应货价之升落；（3）关税收入在国家中所占比例过小；（4）妨碍中国工业及国际贸易。
与会者公认，税率有增加之必要。对于中国关税自主的要求，也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一些美国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同情，并认为关税自主不必非与裁厘问题相联系。对于此问题如何处理，会议明确了如下各点：[76]
（1）外国列强对于修改税则表示同意，但要求裁撤厘金。
（2）华盛顿会议赞成将关税税率提高到7.5%或12.5%。
（3）有关人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公债持有者赞成提高关税，以使他们的债券利息更有保障；商界人士担心对他们的生意造成损害，故赞成降低关税。
（4）列强是否必须将裁厘与增加税率挂钩，此问题值得考虑。
（5）建议中国逐渐增加税率而实现关税自主。
4.外国投资问题
涉及中国外债问题的论文有陈立廷的《中国之外债问题》，美国人詹克斯的《太平洋各国之借贷与投资》。
在文中，陈立廷回顾了中国外债产生的历史，介绍了中国反对外债的社会心理。提出，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借款往往由外国政府幕后操纵，他们给借款附上苛刻条件，以攫取中国利权，这种借款，自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欢迎外国投资，但它必须以不侵害中国主权为前提。中国欢迎的是私人投资。詹克斯认为，中国必须先建立健全的经济法，然后才能获得外国投资。中国代表则表示，中国人反对外债，因其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尽管出于不同理由，但在不应向当今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问题上，多数与会者达成了一致。圆桌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研究并整理一切产生于一方建议或经双方同意订立的外债。[77]
还在国内的时候，中国代表就确定下了“根据一切事实，公开讨论”和“注重个人之联络”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代表除了参与对重点问题的圆桌会议讨论外，还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介绍中国的现实情况。
如前所述，中国代表出发前夕，正值“五卅”惨案发生。抵达檀香山后，中国代表即着手进行宣传。他们致电国内，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78]通过演讲等方式，在会内会外揭露“五卅”事件的真相。7月13日，陈立廷在全体大会上演讲了《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79]中国代表且以此事件为例，重申即刻取消领事裁判权的主张。
中国代表参与了各种演讲活动。在每日晚间举行的公开演讲中，欧阳心农讲《中国之实业》、陈立廷讲《今日之中国》及《中国之外债》、陈达讲《中国切望解除之不平等待遇》、顾子仁讲《禁烟问题》、晏阳初讲《平民教育运动》。在公共图书馆举办的10次会外演讲中，共4名中国代表登台，包括：顾子仁演讲《中国先哲之人生观》、晏阳初演讲《中国之平民教育》、张履鳌演讲《中国现实之司法改进》、陈立廷演讲《五卅惨案事实及影响》。据说，“凡所演讲，无不大受舆论界之欢迎，而激起极恳切之同情及赞许”。[80]晏阳初对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介绍更是引发了与会代表和檀香山当地人士的兴趣。檀香山华侨因此为平教会捐款2万多美金，大会主席韦尔伯也对中国的平民教育工作表示赞赏。[81]中国代表也利用了其他如写文章、接受采访以及与各国代表发展私人交往的机会。[82]至于后一点，会议本身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会议举办场所清幽、旖旎的自然风光给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3]会议的组织者尽量把不同国籍的代表安排在一起，鼓励他们展开交流。[84]中国代表感受到会场中有一种平等、友好、开诚布公的氛围，“各代表都以诚相交，以礼相接，黄皙中西，无分畛域”。[85]中国代表的会内外发言也受到了包括檀香山当地报纸在内的广泛称赞，《檀香山星报》（Honolulu Star-Bulletin）评价说：“中国代表之言论及态度极令各方人士敬服。其特别可注意点有二：（1）团员有具体的及贯彻之主张；（2）立论诚切中肯。其言论不惟陈出今日中国对外所受委屈之处，且详述国民中种种建设之运动，因而听其言者，衷心诚佩。中国进行程序之可嘉，及中国代表之彼此合作，实为全场之冠。且其发言无不礼貌有加，使人益感其诚恳慷慨之态度。”[86]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所倡导的跨越种族和国籍的、平等的民间交往与对话模式为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各国与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会议本身提供了很多崭新的东西。或许在今天，这样一种国际论坛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即使在西方代表眼中，它也是一个新鲜事物。[87]中国代表感受到会中平等与开诚布公的氛围，以及外国代表了解中国现状的诚意。其他国家的代表对于此次会议也有类似的感受。[88]
这次各国民间代表的集会是在一片和睦和令人鼓舞的氛围中结束的，也正因为如此，会议结束之际，与会者做出了几项决定：首先便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一个永久组织正式成立（其时，在中国译作“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该组织的工作是：“搜集有关国交之事实而加以阐述”；“敦促司法与行政之改善，修正现行制度中足以妨碍国际亲善之各点”；“运动增进国际的友谊，藉国民个人的交际，并从事研究经济、教育、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情况”。[89]会议任命了一个由阿瑟顿、鹤见祐辅、温世珍、韦尔伯、纳尔森（J.Nelson）组成的临时总委员会，进行相关的组织机构建设。会议还确定，两年后在檀香山召开第二次会议。
四 中国分会宣告成立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深为会上平等、和睦、友谊的氛围所鼓舞，他们回国后，即开始着手对此次会议及新成立的国际组织进行宣传。他们通过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学校、团体发表演说，印行《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等方式向公众通报会议的情况。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里，陈立廷把太平洋国交讨论称作国民外交的新面目。[90]他认为，旧日的临事而动、仓促奔走宣传的国民外交是政客式的国民外交，难以见成效；而会议这种以增进友谊为目的的、经常的民间交流与联络才是“真正的国民外交”。他认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会议在太平洋区域开创了国民外交的新纪元。
会议甫一结束，中国分会即于1925年8月中旬在上海宣告成立，定名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这一组织的建立体现了余日章等人推动国民外交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无论是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其章程尚未制定，且中国分会内部组织亦未完善，其办公场所也是暂借于基督教青年会八仙桥会所。
作为推进国民外交的一项活动，1925年秋，余日章、陈立廷、顾子仁等人筹划了一个中英人士间的定期聚会，旨在改善“五卅”惨案后居住在上海的中、英两国国民之间的紧张关系。[91]此外，第一次会议后，太平洋国际学会已认识到，会议讨论应建立在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中国分会亦意识到，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92]因此，1925年年底，分会组织讨论小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同时，编辑了以“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及“不平等条约”为题的小册子，据说，这些小册子很受欢迎，首批9000册刚一面世便销售一空。[93]此外，中国分会编纂了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的详细中文报告，其中收录了会议论文、公开演说和圆桌会议讨论报告等，藉以使国人了解相关情况及中国支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