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查尔斯·弗瑞尔·安德鲁斯(1)
一
［纳迪亚德］
1918年7月6日
我亲爱的查理：
来信收讫。你的信件我视若珍宝。但书信只能为我带来些许慰藉。我面临的困难超乎你的想象。你提出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我会试着在这封信里简明扼要地写出自己的想法。眼下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想法，无暇旁顾。其他诸事我好像都只是机械处理而已。如此费神深思也影响到了我的身体健康。我几乎不愿和人交谈，甚至不愿提笔，就连自己的这些想法也不想写。因此我退而求助于口述，请他人代笔，看看这样是否能把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这还不是我最难的困境，要解决的难题还很多。应对这些困难对我眼下的工作影响不大。可是如果失败了会怎样，现在还不好说。我若能保住性命，无论如何终会勘破谜底。
你在信中说：“印度种族确无嗜血的欲望。印度人清醒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谨慎地做出选择，始终站在人性的一边。”但纵观历史，这种说法真能成立吗？无论是《摩诃婆罗多》，还是《罗摩衍那》，我都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在我最喜欢的杜勒西达斯版的《罗摩功行之湖》中，我也未能找到任何佐证。而这个版本的精神境界远胜于蚁咥写的版本(2)。在此我说的不是这些作品的精神含义。这些古典名著中描写的人物个个嗜杀成性，对敌人复仇心切，冷酷无情。为了战胜敌人，他们计谋百出。古典名著中描述战争的热衷程度不亚于当代作品。各种毁天灭地的武器，只要人想得到，史诗里的勇士们都用上了。在他所创作的最优美的罗摩赞歌中，杜勒西达斯首先歌颂的也是罗摩打败敌人的能力。我们再来看看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人和穆斯林人一样好战，只不过印度人一盘散沙，因为内讧而羸弱无力，四分五裂。在《摩奴法典》中，我也找不到你所归结的印度人不嗜血的证据。佛教这一宣扬宽容的普世学说显然也是一败涂地；而且传说要是属实，伟大的商羯罗(3)就曾毫不犹豫地以极端残暴的手段在印度杜绝佛教。而且他还成功了！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统治时期。印度人虽然被迫缴械，但他们并未放弃杀戮的欲望。即便是耆那教教义也未能令其信徒放弃杀戮。耆那教信徒虽因宗教迷信惧怕杀戮，但他们也会像欧洲人那样果断地了结敌人的性命。我想说的是，在摧毁敌人的时候，印度人与其他人毫无差异，他们同样会欢欣雀跃。对于印度，我们只能说，确实有个别人努力尝试推广非暴力教义，而且与其他地方相较而言，非暴力理念在印度的推广确实较为成功。但并不能就借此坚信，非暴力理念已深深扎根于印度民众心中。
你还写道：“我认为非暴力已成为印度人的下意识直觉，随时都能被唤醒，您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倒是真的希望确实如此。但是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当朋友告诉我此地民众把消极抵抗当作弱者的武器时，我一笑置之，说他们诽谤。但他们说得没错，是我错了。单就我个人和身边个别同事而言，抵抗源自我们自身的力量，此为“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抵抗就只是彻头彻尾的消极抵抗，因为他们弱得无法以暴力方式抗争。这一点我也是在凯达地区多次碰壁后才意识到。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农民比较开放，对我说话毫无保留。他们坦白地告诉我，他们也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斗不过别人才采纳我的方案。而在他们看来，武力抗争远比我的非暴力斗争要英勇。恐怕无论是在查姆帕兰地区，还是在凯达地区，他们都做不到高呼着“我们拒缴地租！”或者“我们拒绝为你们卖命！”无所畏惧地走上绞刑架，或者直面枪林弹雨。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我敢断言，他们要不接受训练，学不会自卫，他们就不会重获这种大无畏精神。“阿希姆萨”(4)只对那些充满活力并能够直面敌人的人具有教导意义。在我看来，充分发展体能是充分汲取和接纳阿希姆萨的必要条件。
你说印度凭其道德力量便可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这点我是认同的。问题是印度该如何培养这种道德力量？是否要等到国富兵强之后，印度方能初步领悟非暴力道德力量的首要原则？每天日出之前，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都在亵渎宇宙真神。他们口中念念有词：
我是永恒不变的梵天(5)，而非（土及其他）五元素的混合。我是梵天，每天早上我将自己唤醒，一如唤醒内心深处洁净的灵魂。我是梵天，由于我的恩典，思想得以言说；我是梵天，在吠陀中，我被称为“涅谛，涅谛”(6)。
之所以说我们口诵上面这段经文时亵渎了宇宙真神，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只是鹦鹉学舌般背诵，却从不深究其中的高深真意。但凡印度有一人能真正领悟此经文，只此一人就足以击退压境而至之无敌大军。然而我们至今尚未领悟，要待印度大地自由无畏精神蔚然成风之际，方能彻悟。该当如何树立此种风气？必须是大多数民众觉得自己可以自卫，可以抵御他人或猛兽的暴力。此刻我觉得能说清我的难题了。我自是无法让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是“摩诃萨”(7)，我得等他长大成人。甚至得让他多多少少迷恋上自己的肉身，然后，等他认识了肉身，认识了大千世界，我才好向他道明，肉身与世界本是昙花一现，让他感受到神赐人肉身不是为了让人纵欲，而是为了让人求得解脱。即便是那时，我仍要等待，等那孩子身心完全成熟，才能向他灌输戒杀的教义，亦即圆满之爱。眼下我的难题是该如何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身强体健意味着什么？印度武装训练要到什么程度？每个人都要身体力行吗？还是说如果印度自由了，人们无须再拿起武器，从自由的氛围中就能汲取到足够的勇气？我相信最后一个观点是正确的。故而我的所作所为也完全正确。有感于当下时局，我既呼吁印度男儿全体入伍从军，又时时告诫他们，从军不是为了满足嗜血欲望，而是为了学会置生死于度外。请看以下摘录自莫雷(8)所写《回忆录》（卷二）中亨利·范恩爵士(9)的一段文字：
在世界众多伟大民族的方略中，死亡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于那些英勇而慷慨的人来说，人生中有些东西高于生命，对此人们既毋庸置疑，亦无惧死亡。……真正的智慧是将“死得其所”作为人生终极目的，不懈追求，明晓其意，并身体力行，而且也唯有学会了“死得其所”的人才不会虚度一生。此乃人生之要务，亦是人生之本分。通晓死亡就是通晓解脱，是真正的自由状态，是无所畏惧之道，是知足祥和安度一生之道……当生活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福分，当生活中凶多吉少，便是赴死好时节。
莫雷点评道：“当范恩大限已至，他在塔山(10)的就义完全无愧于其著述中所表现出的高贵与坚决。”每次征兵演讲，我都特别强调勇士当为信念而战。我从不会说“让我们上阵杀光德国人” 。我反复呼吁的是，“让我们为印度和大英帝国奉献生命” 。我以为，如果民众对我的号召反响强烈，印度男儿全都奔赴法国战场，逆转对德的战争形势，印度就能令世人听到她的诉求，能对印度的永久和平带来决定性影响。再进一步，如果我成功组建了一支无畏的大军，战壕里满是士兵，但他们却以仁爱之心放下枪支，向德国士兵叫阵，让对方向自己——和他们一样的人——开枪，我敢说就连德国人也会觉得于心不忍。我不信他们毫无人性。由此可见，特殊情况下，战争和人的肉身一样，是必要之恶。如果战争动机正当，也可能用来造福人类，而这时守戒杀之人就不能袖手旁观，漠作壁上观，他必须做出选择，积极参与战争，或积极抵制战争。
你大可不必担心我会过于关注政治斗争和政治阴谋。这些本就令我反感，在南非时如此，现在更是如此。我参与政治活动只是为了借此解脱自我。蒙太古对我说：“你居然会参政，太让我吃惊了！”我不假思索就答道：“我参政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开展我的宗教和社会工作。”我想我到死都不会改变这个初心。
你不能再抱怨我的信只是寥寥数语了。给你写的这封信都快赶上一篇论文了。不过也有必要让你知道我都在想些什么。现在你可以宣判了，你要觉得我想错了，尽管把信撕个粉碎。
望你身体好转，更为强健。等你有体力长途旅行，我们自是扫榻相迎。
爱！
莫罕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十四卷，第474—478页
二
［纳迪亚德］
1918年7月29日
我亲爱的查理：
我又得放肆抱怨一回了。日本人不愿听一位来自战败国的先知的启示(11)，我开始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人类始终逃不开战争。人性看来无法彻底改变。只有个别人才能获得摩诃萨（解脱），做到阿希姆萨（戒杀不害）。人要财富，要土地，要养儿育女，就无法彻底戒杀不害。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是实实在在的阿希姆萨，哪怕要杀死坏人；但完美的阿希姆萨是不打坏人，而是让坏人打你，以此制止他。在普拉西战场上(12)，印度人既未能杀敌也未能以非暴力制敌。我们只是一群窝里斗、胆小的乌合之众，贪求公司(13)的银币，为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灵魂。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们就没有改过，反而变得更差劲了。那一役虽有个别英勇之士，言过其实的相关报道后来也有所修正，但印度人整体表现卑鄙不堪，毫无阿希姆萨可言。那也难怪日本人不愿听我们的。我不甚了解古时先辈是如何作为的。想来他们能忍受痛苦是因为他们坚强，而不是因为他们软弱。古时候，睿思(14)与刹帝利约定，让他们庇护自己修行。罗摩守护众友仙人(15)，让仙人冥想之际不受罗刹(16)的搅扰。众友仙人得道之后，就不再需他人保护。我在征兵时困难重重，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拒绝参军，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杀人，而是因为怕死。这种反常的贪生怕死正在葬送整个国家。眼下我说的只是印度教徒。穆斯林青年对死无所畏惧，这实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今天的信写得前言不搭后语的，不过能让你看到我内心的挣扎。
不知你是否已获悉索拉布吉(17)的死讯。他在约翰内斯堡过世了。如此前途大好的一条生命戛然而止。神的行事真是高深莫测。
深爱！
你的，
莫罕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十四卷，第509—510页
三
我亲爱的查理：
你给我写信一直挺有规律的，可是你行踪不定，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寄回信。还好你在最近来信里留了一个专用地址。希望不管你人在何方，此信能平安寄到你手上。
我读了你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的文章。我没在《青年印度》转载，而是如你所愿把它寄给布瑞勒维(18)。
事态发展得相当迅猛。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要挽回局面，必须要用非暴力行动对抗暴力之风。大英政府的暴力不断升级，所用手段不一而足——例如变相盘剥，以及随后按需提出检控。你能留意到，我对暴力的定义很宽泛。贪婪、盗窃、谎言、不正当的外交——凡此种种都是暴力思维和行为的表现、迹象或结果。对受过教育、有思想的人，这类暴力产生的反应很显著，与日俱增。因此，我不得不应付这一双重暴力。只有傻子或胆小鬼才会在这种关口无所作为。我已下定决心，甘冒最大风险。在虔心深思后，我得出了这个明确的结论。拉合尔(19)已让我看得一清二楚。我还不太清楚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过肯定是公民不服从。我也不太确定该如何行动，以及除我之外还有谁该参与。但是掩盖真理的那层锃亮的外壳正在越变越薄，很快就会破裂。
刚提笔时我还不太想写，结果还是写了这么多。
古鲁德夫(20)和我一道度过了愉悦的两小时。他老了不少。这次我们更亲近了，我真是感恩。我们原想再见一面，但是伯曼吉（Bomanji）突然带他去了巴罗达。
马尼拉尔(21)两口子和他们的小宝宝都在这里。拉姆达斯(22)已经离开，他在巴多利协助瓦拉巴依(23)开展工作。马哈德夫(24)刚才还在这儿。
出版社还没给我们寄来你的第一卷书。我叫《青年印度》杂志社的人去买了一本。此刻正摆在案头。我读了第一章。书中对我宗教立场的陈述挺公正的。
爱！
莫罕
1930年2月2日
出自影印件，编号S.N.16424
(1) 查尔斯·弗瑞尔·安德鲁斯（Charles Freer Andrews，1871—1940），英国圣公会牧师、教育家、社会改革者。在印度传教期间成为甘地挚友，支持印度独立运动。
(2) 蚁咥（Valmiki），《罗摩衍那》的梵语原著者。——原注
(3) 商羯罗（Sankara，788？—820？），印度正统的婆罗门吠檀多派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他把佛教逐出了印度，重树婆罗门教的权威。
(4) 阿希姆萨（Ahimsa），梵文，原意指不伤害一切有生命之物，仁慈对待众生。在尊重生命的同时，阿希姆萨还强调人当正意、正言、正身，侍奉众生。此理念见诸印度次大陆各大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佛教。
(5) 宇宙之灵魂，所有造物的本质。——原注
(6) 不可道，不可道。——原注
(7) 解放，解脱。——原注
(8) 约翰·莫雷子爵（Viscount John Morley，1838—1923），英国自由派政治家、作家和报社编辑。1905—1910年曾任印度国务大臣。其《回忆录》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1917年出版。
(9) 亨利·范恩爵士（Sir Henry Vane，1613—1662），英国政治家，1662年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支持克伦威尔被斩首。
(10) 塔山（Tower Hill），伦敦市郊高地，历史上曾为公开处决行刑之地。
(11) 此处指泰戈尔在东京发表的反对日本恐吓西方的演讲，该演讲遭到了不友好的嘲笑。——原注
(12) 普拉西（Plassey），印度西孟加拉邦村镇。1757年6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印度的孟加拉王公爆发普拉西战役。英军人数不足三千，孟加拉军队七万人，双方实力悬殊，但英军买通孟加拉军队将领米尔·贾法尔（Mir Jafar），大败孟加拉大军。此役之后，英国先后征服孟加拉和全印度。
(13) 东印度公司。——原注
(14) 睿思（Rishis），苦行者。——原注
(15) 众友仙人（Vishwamitra），印度神话中最伟大的仙人之一。他出身刹帝利，最后靠苦行修为变成了梵仙。
(16) 罗刹（rakshasa），恶魔。——原注
(17) 索拉布吉（Shapurji Sorabji，1883—1918），甘地挚友，南非非暴力运动参与者。甘地一度曾期望索拉布吉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带领南非印度侨民继续非暴力抵抗。
(18) 布瑞勒维（S. A. Brelvi，生卒年不详），《孟买编年史》（Bombay Chronicle）编辑。
(19) 拉合尔（Lahore），今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
(20) 古鲁德夫（Guruedev），甘地对泰戈尔的尊称，意为“伟大的导师”。
(21) 马尼拉尔（Manilal Mohandas Gandhi，1892—1956），甘地次子。
(22) 拉姆拉斯（Ramdas Gandhi，1897—1969），甘地的第三个儿子。
(23) 萨达尔·瓦拉巴依·帕帖尔（Sardar Vallabhai Patel，1875—1950），印度国大党领袖，印度共和国奠基人之一，印度独立后出任第一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
(24) 马哈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1892—1942），甘地的私人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