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没有乐谱的歌曲集
这一时期的歌曲被保存在我国第一本诗歌总集《诗经》里。
《诗经》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已经流传了。这本选集里共保存了305首歌曲的唱词。在没有记谱法的当时，人们无法把音乐本身用符号固定下来，仅仅保留下音乐所负载的文字内容。所以，《诗经》应该称为我国最早的一本没有乐谱的歌曲集。
《诗经》包括了上下几百年、纵横几千里的诗歌，仅仅“风”就采集了十五国的民歌，这些歌的地域东到今天的山东省（齐风），北达今天河北省的南部（邺、鄘、卫风），西至今天的甘肃省东部（豳风），南莅今天湖北省的长江沿岸（召南、周南）。把这样广阔范围的民歌收集到一起，没有政府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据古籍记载，远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一个采集民歌的制度，叫作“采风”。周天子每五年从镐京出巡一次，每到一地，都要收集当地的民歌，以图通过民歌来进行当时的“民意普察”。据说，各诸侯国内还为此专设了“采诗之官”，名曰“行人”，每年春秋两季出去收集民歌，他们出行的时候，手拿着木铎，沿途百姓但闻木铎之声，便出来献诗献歌。
这些诗歌由各地采集后呈献朝廷，交由乐官保存，收入乐章底本，每逢祭祀、朝会、宴飨、迎宾的场合，便拿出来演奏。周室东迁后，礼崩乐坏，周王室所保存的乐章也随之流落各地。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国的乐工就把鲁国所保存的各国音乐奏给他听。这次演奏的曲目和先后次序，几乎和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完全相同。因此，有人便怀疑《诗经》这部选集很可能就是鲁国乐官所保存下来的乐章底本。
《诗经》里的歌按音乐性质分为《风》（二南）、《雅》、《颂》三大类。
“风”，就是民歌。民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以便因地而异，各有其风，和“方言”一样，呈现出多样的色彩。《诗经》开创了以地域为民歌分类标准的典范，列十五国风（包括二南）共160首。古人所说的“郑风”“秦风”，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河南小曲”“陕西民歌”一样。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二南”——《周南》《召南》。古人对“南”字，解释各异。郭沫若在其《甲骨文字研究·释南》中考证：“南”字，“本钟铸之象形，更变而为铃”。假如这种解释不错的话，那么，“二南”便是产生于汝、汉、沱、江一带，用“南”这种似铃的、带有地方色彩的乐器伴奏的民歌，也就是南国之风了。
“雅”，亦是一种乐器。郑司农《笙师》中说：“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很可能是“相”一类的乐器。又有人指出“雅”即“雅言”“正言”的意思，也就是指周代京畿的“京腔”“官话”。所以，《雅》可能就是用这种乐器伴奏的、周代的京调。从内容上分析，《雅》也大都是贵族、文人的创作，是“知识分子”们宴飨、交际时的音乐。《雅》又分《大雅》《小雅》，亦与音律有关。郑樵《六经奥论》中说：“《小雅》《大雅》者，特随之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大吕、小吕，则歌有《大雅》《小雅》，宜有别也。”
《颂》，是较原始的歌舞曲，周王室祭祀时用以歌颂神祇祖先。有人认为“颂”也是乐器，“颂”与“镛”通，“镛”是大钟，是祭祀时不可少的乐器。以“颂”伴奏的《颂》，当然是肃穆而单调的。
遗憾的是，《诗经》的曲调都没能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歌词的结构上揣摩它的曲式。杨荫浏先生从“风”“雅”两类歌曲的歌词结构中总结出十种不同的曲式。除了一个曲调简单反复这样的“分节歌”或在反复时作局部变化的曲式之外，还有在主要的曲调前边、后边加“副歌”，以及两个曲调各自反复、交替反复或不规则地交替反复成一首歌曲的。还有在一个曲调的几次反复前用一个总的引子，或在反复后用一个总的尾声，等等，相当丰富。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歌词一唱三叹，很像以一个曲调反复三次的“分节歌”。而每段词的后两句“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又完全一样，颇似现世所谓的“副歌”。
《诗经》不但形式丰富，它所反映的内容更是广阔而深刻。就拿《风》来说，其中既有之前曾引用过的《魏风·伐檀》这样表现奴隶被剥削的；又有《豳风·七月》这样表现劳动生活、《邶风·新台》这样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更有许多诸如《周南·关雎》、《郑风·风雨》这样反映劳动人民纯朴心灵的美好情歌。
过去广为流传的所谓“孔子删诗”的说法，近世学者颇多怀疑。之前曾经提到过的吴公子季札观乐的事，便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季札观乐那年，孔子才7岁，而当时鲁国乐工所演奏的各国国风，已经和今传本《诗经》的曲目差不多了。再者，孔子“自卫返鲁”使“雅、颂各得其所”的那一年，已经69岁了，而在此之前，他就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所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1] 的话是靠不住的。但是，正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所说的那样：“《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面的变异性却很小……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那么，加工者是谁呢？鲁迅先生说：“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2] 鲁迅先生的这个推断，正确地指出了汇集、整理、润色《诗经》的无名英雄，就是那些音乐的实践者——各朝的乐工们。
但是，说孔子从未插手过《诗经》的整理工作，也过于武断。只不过孔子的工作并非“删诗”，而是“正乐”而已。
孔子自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得清清楚楚，“正”的是音乐，而不是歌词。司马迁也说得明白：“《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3] 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孔子有感于此，身体力行，亲自整理《雅》《颂》，使其能够“明朝廷之音”，能够“侑祭”，能够使已经衰微、难免散佚的周代礼乐“发扬光大”，则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问题变成了这样：不要说整理订正《风》《雅》《颂》这三大类歌曲的音乐了，即使把这不同风格的305首歌曲“皆弦歌之”，全部唱一遍，也不是易事，甚至一般的音乐家都难做到。孔老夫子，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吗？
回答是肯定的。孔子不但可以称为音乐家，而且还是一位全能的音乐家呢。
注 释